《南明史(全十四册)》是一本由钱海岳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0元,页数:562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南明史(全十四册)》精选点评:
●补记。
●当年在学校图书馆看到这书,差点就起了贼心了。
●适合1910年以前出身的人阅读。
●将来必列为第二十七史
●僅僅讀過五帝本紀,權標記之!
●甲申之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寻生
●
●没能看完全十四册
●令人唏嘘。钱老大家。
●令我影响深刻的是钱氏《海岳游记自叙》:“予少有大志,束脩以来,欲尽读天下奇书,交天下奇士,穷天下奇山水,建天下奇功业。”
《南明史(全十四册)》读后感(一):部分较为出彩,史料保存价值极高
穷毕生之力著史可以说是我国私人著史的一个传统。钱老先生的史料取材来源十分广泛,有很多现在已经无可探寻,从这点上来说,起到了很好的保存史料的作用。在南明诸帝本纪和表志上下功夫颇深,这几部分也是书中较为出色的。在南明一些较为知名的人物的刻画上也能严格依照史料如实记录,可称为“良史”。但在小人物的刻画上,主要指靠后的忠义,隐逸,文苑,儒林,列女诸篇,读来另人感到乏味,这部分叙述的人物过多,每个人都只有寥寥数语,都没有出彩的表现,很多人物并没有必要叙述。另外,在本纪的记载中,相同名字的人物经常会重复出现,有的前面战死了,后面又会出现,对于这部分问题,我不能确定是否为同一个人,是否是作者出现疏误。另,绍武皇帝并没有被列入本纪,虽然绍武政权只有存在着一个月,但他亦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皇帝。其他关于南明的书籍都称绍武皇帝名朱聿鍔,独此书称聿(釒奥),此书中称聿鍔袭封唐王,至永历十三年八月薨,未知何据。
《南明史(全十四册)》读后感(二):疑钱海岳《南明史》“隆武元年八月癸巳修《威宗实录》”条误
读钱海岳先生《南明史》至85页,有一句曰:
“(隆武元年八月)癸巳,……。设兰台馆,修《威宗实录》”,
感觉“《威宗实录》”四字有误。
“威宗”,即明代的崇祯皇帝,所以“威宗实录”四字,指的就是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的实录。然而,据钱海岳《南明史》相关记载来看,隆武元年八月癸巳(十四日)的时候,崇祯的庙号还不是威宗。
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历史上一共有过四个庙号,其中三个是崇祯帝死后南明皇帝给他上的,分别是思宗、毅宗、威宗。下面便把《南明史》中涉及崇祯庙号的部分记载列出。
1,“(崇祯十七年六月)戊午,上大行皇帝、皇后庙谥。”
2,“(弘光元年二月)乙亥,改上思宗庙号曰毅宗。”
(以上二则皆见于《卷一 安宗本纪》,分见于第10页,40页)
3,“安宗即位,……,乃于崇祯十七年六月戊午,上大行皇帝、皇后谥,诏曰:……,其上大行皇帝……,庙号思宗。”
4,“弘光元年,……。遂于是年二月丙子(墳按:此处日期为“丙子”,而《本纪》中为“乙亥”,相差一日,其因为何尚不知),改上思宗庙号曰毅宗。”
5,“隆武元年十一月,复改上毅宗庙号曰威宗。”
(以上三则皆见于《卷七 礼志》,分见于第364页,365页,368页)
由以上五则记载可明确知晓崇祯皇帝朱由检三个庙号具体的给出时间,即:
思宗:崇祯十七年六月戊午(初二日) 毅宗:弘光元年二月乙亥(二十二日)【或丙子(二十三日)】 威宗:隆武元年十一月
而85页所记“威宗实录”四字,是隆武元年八月的事。十一月才上“威宗”,八月就称“威宗实录”,不合事实常理。
当然,此处如此记载还有一种可能,即钱海岳由于是事后记载,所以可能由于追记而导致此问题的出现。比如向以史料详实可靠的《左传》中便也有类似问题出现过。不过随后我也翻看了《本纪》中涉及到修《实录》的记载,这些记载完全是在正常时间范围内的。列于下。
6,“(崇祯十七年九月)癸巳,……。修《思宗实录》。”
7,“(崇祯十七年九月)壬子,……。修《惠宗实录》。”
8,“(弘光元年二月)癸亥,修《惠宗实录》。”
(以上三则皆见于《卷一 安宗本纪》,分见于第23页,25页,39页)
9,“(隆武元年闰六月)是月辛巳朔,……。修《惠宗实录》。”
(见第67页《卷二 绍宗本纪》)
以上四则记载提到的“思宗”和“惠宗”两个庙号,分别对应的是明代的崇祯帝和建文帝。“思宗”这个庙号的确定时间,见于我上面所标注的第1和第2条记载,而建文帝“惠宗”的确定,《本纪》和《志》中也都有记载,列于下。
10,“(崇祯十七年六月)乙亥,……,追崇建文帝、后,……庙谥。”
(见第13页《卷一 安宗本纪》)
11,“崇祯十七年七月戊午,……。诏曰:……。特于七月初三日,恭上建文君……,庙号惠宗。”
(见第367页《卷七 礼志》)
(墳按:《本纪》中记载追崇建文帝庙谥时间为六月乙亥(即十九日),而《志》中载录当时的诏书却称时间是“七月初三日”,且称诏书发布于七月戊午。
经推算可知,崇祯十七年七月并无戊午日,戊午当于八月,换算成数字纪日则为八月初三。如果是七月初三的话,干支纪日当为七月戊子。从实际角度考虑,似应以诏书中“七月初三日”,即七月戊子为准。至于《本纪》中为何是“六月乙亥”,且《本纪》其它两个时间点都未提到追崇庙号一事,我暂时还没搞明白原因,存疑。)
无论以六月乙亥为准,还是以七月戊子为准,我们总可以发现,建文帝确定庙号“惠宗”的时间点是在《本纪》记载的九月壬子(二十七日)第一次开始“修《惠宗实录》”之前的。至于九月癸巳(初八日)记载为“修《思宗实录》”而不是“修《威宗实录》”,更可证明钱海岳是按照当时实际情况记述的。所以,我上面猜测钱海岳用追记的笔法记事应该是靠不住的,也所以,85页记载为“修《威宗实录》”是不正确,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钱海岳先生没有仔细考订出的。
——2016.12.8
《南明史(全十四册)》读后感(三):钱海岳《南明史》之黄希宪“河督”“巡抚”略辨
近读钱海岳先生未写完便遭横死之遗稿《南明史》,本子是中华书局2006年的点校本。该本点校错漏较多,不仅标点有误,甚至有文字错误,令我稍显失望。还有不知是何原因,内文中也有一些颇为矛盾之处。这些问题我觉着可能不是点校者的问题,而是原作本来就有的问题。比如昨晚发现的一个疑问,我就颇为不解,经我查找相关列传,可以肯定昨晚见到的那个地方明显是不准确的。
《卷一 安宗本纪》第31页有
“己酉,御史沈宸荃疏劾尚书张缙彦,总督王永吉,巡抚何谦、丘祖德、黄希宪、曾化龙轻弃封疆罪”。
然而我对比《安宗本纪》中前面提到这几个人的时候,却发现第8页写作
“御史朱国昌疏劾河督黄希宪、齐抚丘祖德、晋抚郭景昌弃地罪”。
为什么黄希宪在第八页是河督之职,而在三十一页却是巡抚之职呢?于是我便翻到相关人物传记去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黄希宪此人在《南明史 卷八十八列传第六十四》第4249页、4250页,该条录曰
“黄希宪,字只南,宜春人。……。崇祯十三年,以佥都御史代张国维巡抚应安(墳按:此处‘应安’似应标点为‘应、安’更妥)。……。十五年,擢兵、工二部右侍郎,总理河道,……。清兵南牧,逃。弘光时,与弃地巡抚王聚奎、陈睿谟、王扬基、郭景昌、何谦俱逮问”。
从黄希宪本传看,黄希宪虽然做过巡抚,但是在最后被逮问之时,他的官职是“兵、工二部右侍郎,总理河道”,也就是《本纪》第八页说的“河督”一职。当然,黄希宪在“总理河道”之时,他的应、安巡抚一职可能并未卸任,但是第八页述及“河督黄希宪……弃地”之时,尚为崇祯十七年五月底,黄希宪当时如果只巡抚于应天、安庆,还不至于“弃地”,因为无论是清兵还是闯兵,那时候都还不至于影响到南直一带。所以他“弃地”的时候,只能是在北方以“河督”一职为任时。所以基本可以确认第8页的“河督黄希宪”写法更准确。
不过虽然我推论如此,但是还是不太放心,因为还可能是钱老先生本来就不是太在意官职之前后,所以31页写成“巡抚黄希宪”,于是我又查了下其他相关人等的列传资料,看看钱老先生平时的笔法到底为何。
第31页还提到了几个巡抚,即何谦、丘祖德、曾化龙,第8页提到了丘祖德、郭景昌,第4250页则提到了王聚奎、陈睿谟、王扬基、郭景昌、何谦等。
曾化龙见《卷三十五 列传第十一》,第1718页,
“曾化龙,字大云,晋江人。……。服阕,擢佥都御史巡抚登、莱。”
丘祖德见《卷四十六 列传第二十二》,第2236页,
“丘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十五年,……,冬,以张国维荐,晋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寻代王永吉山东。”
王聚奎见《卷八十八 列传第六十四》,第4250页,
“王聚奎,字连珠,郿县人。……。十六年,起佥都御史巡抚湖广。”
何谦见《卷八十八 列传第六十四》,第4250页,
“何谦,字非鸣,昆山人。……。十六年,以佥都御史抚治昌平。”
陈睿谟见《卷八十八 列传第六十四》,第4251页,
“陈睿谟,字尝(墳按:或因避讳,原字为常)采,武进人。……。崇祯十年,以佥都御史巡抚偏沅。”
王扬基见《卷八十八 列传第六十四》,第4251页,
“扬基,字尔抑,潜山人。……。以援汉阳功,擢佥都御史巡抚承天。”
郭景昌见《卷八十八 列传第六十四》,第4252页,
“郭景昌,字仙岩,雒阳人。……。十五年,以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明年,调山西代蔡懋德”。
以上,特别从丘祖德和郭景昌可见,众人被劾之时的官职,都是止于他最后官职的。因为丘祖德和郭景昌之前就曾担任过巡抚一职,丘祖德先是巡抚保定,郭景昌则先是巡抚湖广。丘祖德如果巡抚保定,便不可能是齐抚,而必是“代王永吉山东”后;郭景昌既巡抚湖广,便不可能是晋抚,也必是在“调山西代蔡懋德”后才可。所以应该不存在钱老先生随意使用官职的情况,也就大概可以说明,第31页的“巡抚”是不太准确的了。
以上约略表述自己观点,限于水平,仍不免或有舛误。
—— 2016.10.30
無錫錢海岳歷約四十年,作《南明史》一書,志南明四十年之事,通篇逾三百五十萬字,可謂盡心竭力矣!
今我讀此書幾已四閱月,仍徘徊於諸《本紀》,其因為何?欲細覽其統紀,以便讀各表、傳者也。《本紀》所述雖似流水,然細讀之,烏可不歎息悲憤歟?亦可見錢公之情也!
下錄諸《本紀》載南明為抵抗清軍,全城軍民百姓死難者。
痛何如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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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元年四月)丁丑,清兵陷揚州,大學士史可法、侍郎張伯鯨、總督衛胤文、總兵劉肇基以下闔城死之。
隆武元年七月庚戌,…。清兵陷建昌,布政使夏萬亨、鎮國將軍朱常『氵左』以下闔城死之。
(七月)癸丑,清兵陷嘉定,通政侯峒曾以下闔城死之。
(七月)丙辰,清兵陷崑山,撫治王永祚、副總兵王佐才以下闔城死之。
(八月)乙未,…。清兵陷涇縣,知縣劉守中以下闔城死之。
(八月)己亥,……。清兵陷金山,參將侯承祖以下闔城死之。
(八月)辛丑,清兵陷江陰,典史閻應元以下闔城死之。
(十二月)甲申,…。樂平陷,倪大顯以下闔城死之。
(隆武二年二月)甲辰,…。諸生徐濬等起兵當塗,死之。(三月)戊申,…。清屠當塗,丁子龍等死之。
十月丙子,忠誠陷,大學士楊廷麟、郭維經,尚書萬元吉,巡撫楊文薦,將軍馬觀鵬,總兵金吉卿、劉天駟、張定遠、江一鵬以下闔城死之。
(隆武二年十二月)丁亥,廣州陷,唐王聿鐭、……等二十四王薨;建明伯蘇觀生,巡撫陳際泰,總兵蕭耀、蕭震虜、馬玄生以下闔城死之。
丁酉,……。清兵陷內江,巡撫馬乾以下闔城死之。
(永曆元年八月)戊子,高明陷,大學士陳子壯等陷清兵,副使朱寶蓮以下闔城死之。 (九月)乙丑,清遠陷,給事中陳邦彥、總兵曾天奇以下闔城死之。
(二年二月)戊子,……。清兵…陷興安嚴關。總兵某三人闔軍死之。
(三月)丁巳,……。建寧陷,鄖西王常潮薨,鄖國公王祁以下闔城死之。
(八月)戊申,同安陷,員外郎葉翼雲,總兵林壯猷、陳上義以下闔城死之。
(三年正月)戊寅,南昌陷,豫國公金聲桓、建武侯王得仁、南安伯宋奎光、忠勤伯郭天才,大學士姜曰廣,總督黃人龍,侍郎黃天雷,巡撫陳芳,總兵李之榮、李士元以下闔城死之。
(永曆三年正月)戊寅,……。湘潭陷,定興侯何騰蛟陷清兵,宣威伯楊進喜,將軍朱先甲,總兵馬際盛、羅經禮以下闔城死之。
(八月)乙卯,總兵楊振威、裴季中殺大將軍姜瓖,以大同畔附於清,總兵張鳳翼以下闔城死之。
(十一月)辛未,……。肅州陷,總兵丁國棟,回王倫泰,都督和卓哈資、琥珀峯、茂什爾、瑪密輝、『氵嘗』瑚里、帖密卜喇、里克特默以下闔城死之。
(十二月)甲寅,南雄陷,武陟伯閻可義,總兵劉治國、楊傑、董恒信、鄭國棟、趙惟藩以下闔城死之。
(四年二月)癸巳,寧都陷,太僕少卿涂伯昌、僉事彭錕以下闔城死之。
十一月辛亥朔,廣州陷,都督羽鳳麒、總兵楊有光以下闔城死之。
(永曆五年九月)丙子,……。降將陳邦傅引清兵陷平樂,鎮西將軍朱旻如以下闔城死之。
(永曆十三年閏正月)辛未,……。霑益馬龍屠。
(永曆十三年閏正月)丁丑,大理屠,楊祖詒等死之。
(永曆十三年閏正月)辛卯,……。騰越陷,千戶李玉奎以下闔城死之。
(永曆十三年十一月)癸亥,元江陷,總督那嵩,懷明將軍那華,懷德將軍許名臣,龍贊陽、高應鳳,總兵賴世勳、魯二力、許甲桂、孫應斗、馬秉忠、周長統以下闔城死之。
(永曆十七年十月)癸丑,……。思明屠。
(隆武二年七月)庚申,金華陷,婺安伯朱大典,總兵朱萬化、蔣若來、吳邦璿、何武、陳漢章、嚴萬齡、錢茂權、金良拱、劉復以下闔城死之。
(永曆元年五月)壬戌,……。海口陷,總兵趙牧、翁長宣以下闔城死之。
(永曆三年四月)辛丑,福安陷,大學士劉忠藻,忠義大將軍董世上,總兵王公哲、盧甲以下闔城死之。
(永曆五年)九月丙子,舟山陷,陳妃薨;大學士張肯堂、尚書吳鍾巒、李向中、朱永佑、陳君平,侍郎吳明中、張明瑋,總督沈大成,安洋將軍劉世勛,都督張明揚、將軍蔡喬、焦文玉、楊復葵、顧大定、任鳳亭、朱鼎臣,總兵李向榮、朱起元、陸律、史文龍、屠應元、馬泰、張弘謨、李國珍、曹維則、呂金聲以下,闔城死之。
——2016.11.21
《南明史(全十四册)》读后感(五):以“崇祯太子案”试析钱海岳《南明史》之笔法前后照应
近日翻读钱海岳先生《南明史·卷二十六·列传第二》,按该卷卷首目录,其中一大段为《悼皇帝传》,即是崇祯帝朱由检的太子朱慈烺的传记。朱慈烺在其父亲吊死煤山以后的行踪,可以说是明末清初最扑朔迷离的案件,这不仅是因为朱慈烺这个前朝太子是生是死众说纷纭,更重要的是,由于这许多说法,搞得南明和满清两个朝廷都心怀芥蒂。钱海岳先生在记述有关朱慈烺的史料时,文笔生动细腻而又不缺其“赞”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笔法前后互相照应,玩味细赏起来颇有一番意趣。
《悼皇帝传》详细讲了三个“太子”,分别是真太子、南都太子、北都太子。第一个提及的真太子自不必言,肯定是真的。关于这位,《传》内记载他的事迹截止于他被吴三桂带到山西流落陕西之后,文内称:
“慈烺、慈炯、慈炤后皆不知所终。”
也就是说,钱海岳先生在此处已经表明,“慈烺后不知所终”,照此处句意推断,后来的那些所谓太子都是假的。然而在《安宗本纪》中有一条:
“(夏四月)壬戌,……。毅宗皇太子遇害于北京。”
按此条记载,钱海岳先生似乎认定弘光元年四月壬戌(初十)这天死于北京的人是真正的崇祯太子。怎么《传》说“不知所终”,《本纪》又是“遇害于北京”了呢?再查《悼皇帝传》有:
“弘光元年四月六日,……。十日,清遂榜示太子为伪,男子与朱六、邵贵、尼真庆绞死。”
《传》此处记载结合《本纪》可见,钱海岳先生是认可被清朝杀掉的这个北都太子是真太子的。不过在《传》中,当这位北都太子做第一人称时,除了在杀这个人时用了“太子”一词(见上引用),其它各处用的全都是“男子”。照用词来看,似乎钱海岳先生又不认可这位北都太子是真太子,所以才用了“男子”一词代指。
至于南都太子,钱海岳先生在以此人作第一人称时,用的则是“少年”一词。看起来钱海岳先生也是不认可这位南都太子是真太子的。但是当我参考其它一些史籍(比如李清《南渡录》、李天根《爝火录》、黄宗羲《弘光实录钞》)仔细读完《传》中所记有关南都太子的文字后,我又觉着钱海岳先生描述的这个“少年”是真太子的可能性非常大,至少比其它史籍的记载给人是真太子的感觉更大。
那么,钱海岳先生《悼皇帝传》中详细记载的南都太子和北都太子,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太子呢?太子最后的结局又到底是怎样的呢?
《悼皇帝传》最后的“赞”说到太子案时,如下表述:
“至悼皇,为南渡后大案,监国鲁王所追崇,不得以迹近方遂而遗之,故以附焉。余向读诸家记载,诸皇子事,大抵在南者似慈烺,在北者似慈炤,云庵、士元又似慈炯。然……。盖事久讹传,固有不可度者,存疑可耳。”
也就是说,钱海岳先生对崇祯太子之事,只是一个存疑的态度,没有确认多个版本中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钱海岳先生的这种写史笔法,乍一看是极为矛盾甚至混乱的,但这可以说正是一个史家对于自己不能确认的史事最正确的写法。他把各类不同史料不进行简单地罗列,而是分散于各篇写成,既不会因为罗列史事而显得枯燥无味,又没有把自己不能弄清楚的不同史料舍弃掉。此种写法,以我知识念及,似是滥觞于司马子长的《史记》。此时想起陈承祚的《三国志》虽占“前四史”之一,但几乎一直被批评太过简略,以致需要裴世期搜罗各类史料进行补充。裴世期的补充,用的就是各类史料罗列的方式,相较而言已经是低了一个档次了。如果没有裴世期,以烂尾史书评《三国志》,虽说有过激之嫌,但也绝算不上是无中生有了。
我们今天对于这些真真假假的太子案,似乎是有了一个定论,但是我们不能由此便否定掉钱海岳先生记载各类太子案史料的办法。钱海岳这种史笔,我们依然要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