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行纪》是一本由(意)马可波罗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531 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马可波罗行纪》精选点评：
●大一时没事做，竟然给读完了。。实在是一本不好玩的书。。
●...
●翻译当如是！
●总算看完了，要适应它对地名和人名的翻译还真需要花点时间。
●翻译有古风，注释非常详细，和原书一样值得一读。
●同一出版社同一译者，99年版
●毕竟为清人译本，读来颇为费劲，但甚详实
●当故事书哦～
●旧书店买的，有点晦涩
●怀疑双子座人书写的。
《马可波罗行纪》读后感(一)：马克阁下
马可 阁下，做了不小的官，还是外国的官，亚洲帝国的咨询外交之官。马克阁下见闻颇丰，精于贸易、交流。还是教皇的忠诚教徒。对于回教徒、偶像教徒、基督教徒之叙述再三不烦而叙述也。
西亚、中亚、远东，东南亚，印度、东非，阁下足迹所及之处无不及也。对于大汗，马克当是等同于教皇而视。所及之处，先述宗教、遍述物产、特有风俗、人种、言语之类，珍奇异宝当时不可少之。阁下见闻广矣、丰矣。时人之知者无出阁下之右也。
《马可波罗行纪》读后感(二)：感觉痛苦的阅读体验
一
相信很多中国人很早就听说过《马可波罗行纪》。
官方的评论一般是说一些西方人正是通过这本书了解了元朝时中国的地大物博和先进的文化、经济、科技发展。
据说由于此书将中国描绘的犹如一个奇异的国度，书中有太多令西方无法想象的环境、事迹、财富等，以致西方人甚至怀疑马可波罗是个骗子（其实现在对这本书的真伪仍是存疑的。有说马可波罗只是根据其道听途说，并看了他人的一些游记，而编造了一个故事）。
二
当初自己在书城看到这本书时，倒也着实兴奋了一把，没想到会看到有卖这本书，而且还那么厚。
当时也没怎么翻阅，冲着收藏的想法就买了下来。但回家正式开始阅读后，感觉自己真是冲动过了头。
冯老先生以其当时的语言习惯，对这本书进行翻译，并增加了大量的增补、查考，但阅读感受接近于阅读聊斋原版。
我虽然能看明白个十之七八，但还是经常有读的云里雾里的感受（主要是常常搞不懂文字要表达的是人名还是地名，或者是当时的语言习惯），反正就感觉在囫囵吞枣。
书中有大量与现在不一样的人名、地名翻译（读起来甚怪），很多地名让人有种要抓狂的感觉，一些地名要读顺都需费点精神。如：
1、瓮蛮(Oman)，阿曼；
2、报达(Bagdad)，巴格达；
3、迦脱里哥(katholikos)，卡索利；
4、伊剌克(Irak)，伊拉克；
5、阿哲儿拜章(Azerbeidjan)，阿塞拜疆(azerbaijan)；
……
有些不看书中标注的英文原名，简直无法猜度是哪里。
那些怪异的蒙古人名，或是马可波罗根据音译的人名，都是让人要重复看上下文。
所以翻了没几页，就一直扔在那里，几乎要忘记这本书的存在。
时隔多年，本着解决库存书的想法，才又把这本书翻了出来。
虽然人名、地名的翻译仍让自己头大，但还是努力静下心来看里面的故事。
其实，行纪本身的内容倒还不算太多，冯先生的注释倒是比正文还多。
由于书中所载之事，很多看起来象是神话，冯先生在很多方面的注释是为了证明这些故事的可信性（但感觉很多事情还是有些匪夷所思，至少在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现象或事件都给予了一定的科学解释，与当时的认知又是有很大差别的）。
三
书的第一部分，马可波罗主要描述了其游历元朝以外一些国家的见闻，相对后面的文章内容比较简单、简短。
很多地方感觉或是已经没有了，或是已经成为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甚或似乎根本没有这样的地方，你完全没法猜测它是自己所能熟悉的何处。
所以相对阅读的比较枯燥，虽然间或有些故事比较新奇，但整体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
四
第二部分详细描述了元朝的方方面面，如成吉思汗的势起、建朝、帝位传承（至忽必烈）、宫殿、经济、交通等。
有很多内容，特别是冯先生的注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历史教科书上所不易轻易看到的内容（例如特赦犯的脸上会有印记，以示其曾经入狱为囚；元朝的纸币等等）。
实际在种种繁华中，可以看出蒙古人建立元朝后，承袭了太多中华历代的治国之道和文明传统。其从一个野蛮的民族经由战争，逐步学成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
但对中华而言，元朝不应成为中华的纪年，而是一个使中华历史断代的被侵略史。
其次，被马可波罗大肆宣扬的帝王、贵族的奢华，和所谓的大汗抚恤子民，只可以看出当时蒙古人的横征暴敛和骄奢贪婪。
种种的财富张扬下，会有多少的尸骨累累？
此外，马可波罗近乎神经病式的称赞蒙古大汗的伟大、仁慈，让我简直想骂他的无知和病态。
任何一个了解元朝或蒙古侵略历史的，都能看到他们的残暴、杀戮、血腥、野蛮。
不知道马可波罗是想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份，还是真心在赞誉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
五
第三部分主要说了马可波罗离开中国后，航行至其他海外诸国的见闻与游历。
由于没有地图索骥，同时马可波罗的很多记载与现实有异，对于这一块的阅读，基本就是在看其所叙述的内容，对于各国的具体地理位置基本没有概念。
有些记载根本让人感觉是天方夜谭、胡说八道。
《马可波罗行纪》读后感(三)：没谈到汉人如何卓越
读马可波罗游记
我大概15岁时，于书城买此《马可波罗行纪》。当时我性格极端，挑书讲究版本，口味极刁。左右挑此冯承均译本。冯通汉满回蒙法比德意拉丁诸种文字，我对这种人最崇尚。
可从来翻开此书都觉得干巴巴尽是些史料。既无小说之情节，又无诗文之壮丽。所以一直未读进去。时至今日已二十一岁，不知何等机缘，今天终于读了进去。 我用的是读《奥德赛》的方法。中国人读外国古代名著。读不进去最重要一原因便是刚读时满眼人名一长串一长串。
如《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好玩兒的开篇第一句： “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
一般人是没勇气读下去的。翻了几页都是这样就放弃了。而若用铅笔在人名，地名下划线，一路读一路划，坚忍一会儿定可得甘味。
一
读此书最大的感想是世界上旅游书，无出此左右。为什么？因为十三世纪，信息不畅，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交流并不多。连忽必烈这样的大汗，居然还没见过拉丁人。所以旅行者无论走至何处皆惊叹不已，宛如进入了一个个外星。而当地的传说传奇旅行者皆以走马观花的态度信之。这便让《马可波罗行纪》成为一本极瑰丽之书。非任何书可比。《辛巴达航海记》比不了，杜撰用来道德说教的《镜花缘》也比不了。
二是商人写的传奇书实在不多。我发现马可波罗与其父亲，叔父最关注的便是什么地方产什么。经常冠名‘世界最好之……甜瓜，大枣，猎鹰…’我平时读的都是文人书，从未读过此等风味的。只有读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吉本的《科学史》，荷马的《奥德塞》时有过这种感觉。
三是冯的译本，让人完全联想不到马可波罗所游之地与现在的联系。这样他创造了一个独立世界，我猜中地名时极其高兴。好像突然到了那儿一般。比如‘报达’，君可知何地？巴格达！整书古味极浓，决不会把你拉进现代。
四是马可波罗的一些描述实在令人神往。最令人神往便是‘山老’，曰其地‘在两山之间，山谷之内，间一大园。美丽无比，中有世界之一切果物， 又有世人从来未见之壮丽宫殿，以金为饰，镶嵌百物。有管流通酒乳蜜水。世界最美妇女充满其中。善知乐，舞，歌唱，见之者莫不眩迷。’
现在的旅行者，或是思考文化之哲学家，或搞的像进行史地考察的。大失浪漫主义者的本色和个性观点。李白他爹若不是大商人，李白断写不出那種句子。
二
我原先以为马可波罗是个英雄伟人，读了才知他是个物质狂。所谓游记差不多就是珍宝富贵美女录。马可波罗果然是商人之子。注意的皆是什么什么价格极巨。而且色欲极强，他特爱写东方男人有几百个老婆。其中以忽必烈为最，说忽必烈专从某国进口美人，‘肤白而丽’。此等美人先与老女人寝之，看其有沒口臭夜間打滾，再择优‘侍寝’。三人，六人，十二人轮流侍寝，像行军打仗般。
由此想人实在是受限于时代的道德和思想。现代小男生为某小女生要死要活，一生之爱你一个。恐怕古代人看来完全荒谬！女人么，要多少有多少！
读到中国处兴味就小了。因为一边读会一边自动纠正他的错误。
马可波罗带给人一种全新的历史感。平时读历史都是汉人写的。不参照马实在不知道民族感有多强。比如读到忽必烈始终感到他是个入侵我们的异族人。不过马可波罗不这么看。他并不觉得中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尤其不注意汉人。他称汉人为蛮子，里面也没谈到汉人如何卓越。而我所受的历史教育（特别是金庸！）是当时蒙古虽然统治中国，而文化，科技远远不及中国。真是这样么？ 我开始想王朔所说的不招人喜欢的话‘唐朝两千万人居然冒充世界强国！’唐朝真的当时世界第一？比欧洲高出N多？中国真的一直都很牛逼？衰落仅是近代的事？不是吧？！马可波罗商人眼光谁富谁穷绝对客观。他不撒谎，当时去苏州襄阳扬州也没觉得有何了不起的。读了金庸小说的我以为他应该是进了‘天下第一繁华’的扬州后，惊愕的话都说不出才对。吃著扬州的点心，应该惊愕的舌头都吞下去才对。他应觉得蒙古人比扬州差太远才对，好像完全不是这样。
三
游记许多和《辛巴德航海记》非常类似。比如说从深谷中扔肉取钻石的故事。国王无马给他造鞍的故事。还有钻石旁皆是毒蛇的故事。恐怕人怀疑马可波罗是不是编造，就是这个原因吧。
另外我极其惊奇的是马可波罗竟然去过马达加斯加，How on earth他会去过马达加斯加！不过他报导的一种巨鸟倒是又出现在辛巴达里。我读注释才发现巨鸟这种东西全世界皆有传说。非洲叫Rock，希腊人叫Gupst，中国人则叫大鹏。
这让我继续觉得中国并不是像我想的那么大。中国仅仅是当时世界上几万个国家中的一个。我们的三皇五帝也仅仅是千万个圣人中的一个。孔子也是千万中圣人的一个。
中国的文化也是与其他周边国家互相学习的。这在人类学看来完全没什么特殊，比如听起来很牛逼的日本天皇，在《菊与刀》的本尼迪克眼里不过是千万个太平洋岛屿上被奉为神氏的人而已，本质都是一样，强大程度不同而已。
同理，那些死死守著一个宗教认为真理只有一个的人实在不必太认真。有多少民族便有多少宗教。有多少宗教便有多少宗教形式。圣经仅仅是许多圣书中的一本而已。亚当夏娃跟盘古女娲没有区别。苗族人类从何而来的开头与圣经极类似。摩门教记载Joseph Smith见耶稣穿一白袍便规定白乃是世界神氏之色。可不知马可波罗记载的土人以黑为善以白为恶。
《马可波罗行纪》读后感(四)：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来过中国？
质疑马可·波罗未曾到过中国的主要学术依据，综合起来有两点：
（1）中文文献中找不到任何关于马可·波罗的直接记载。（2）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漏写了许多被视为中国重要特征的事物，比如长城、缠足、汉字、印刷术与茶叶。
这种质疑，自游记出版之日即已存在。因游记中提到中国某些城市的人口达到了百万规模，马可·波罗生前有一个“马可百万”的绰号，这个绰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骗子与小丑的代名词。1324年，马可·波罗临终前夕，他的朋友们要求他取消游记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并称惟有如此灵魂才能前往天堂，尽管波罗回答“我还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但他的游记被许多同时代之人视为一本幻想和拼凑出来的旅行小说，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学术界开始严肃讨论“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来过中国”这个问题，始于19世纪晚期。1871年，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enry Yule）在其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里质疑说，游记遗漏了长城、茶叶、缠足、鸬鹚捕鱼、印刷术、汉字等等中国的标志性事物，这是不正常的。
Henry Yule（1820-1889）
1960年代，又有德国的蒙古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提出质疑，认为游记没有提到茶叶、汉字，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马可·波罗还自称在扬州做过官，并提供了投石机技术协助蒙古大军攻陷襄阳城，前者没有史料可以佐证，后者已被证明是不实之词（献炮者是波斯人亦思马因与阿老瓦丁）。据此，傅海波怀疑“波罗一家长期住在中国”并非事实。
类似的质疑，此后频繁见于其他外国学者，比如约翰·海格尔（John Haeger）与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1994年，大英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吴芳思（Frances Wood）写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一书，可谓质疑论的集大成者。该书的中文版于1997年发行，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很大的关注。其质疑的主要依据，由中文版的章节目录——“第十一章 漏掉万里长城”、“第十二章 自我标榜岂止一人，攻城谋士与他无缘”、“第十三章 这是中国吗？”、“第十五章 不见经传，耐人寻味”——即不难看出。吴芳思的结论是：
“我倾向于认为马可·波罗，可能从来没有到过，比他家在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的贸易站，还要远得多的地方旅行。”
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英文版封面
杨志玖、黄时鉴等中国学者，不能认同上述质疑。
他们认为，中文文献找不到马可·波罗这个名字，是不足为奇的事情。元朝时（包括宋金元并存时期）来华的外国人很多，但在元代文献中留下姓名者很少，著名的柏朗嘉宾、鲁布鲁克、鄂多立克，都曾来过中国，但也都很难在中国文献中找到记载。
杨志玖还从《永乐大典》所引元朝《经世大典·站赤门》中找到了一份“可以间接证明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的材料。该材料记载了坐船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的三位波斯使臣的名字——兀鲁䚟、阿必失呵、火者；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也记载了此事，说自己搭乘着那条船顺道回国，且将三位使臣的名字写作Oulatai、Apuscah、Coja。杨认为，这是一种史料上的互为佐证。而且，波罗说三位使者最后只有火者（Coja）活着，另两位死于途中；波斯语史料《史集》记载护送阔阔真公主前来完婚的使者，也确实只提到火者一人的名字。信息如此准确，似可证明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
不过，这份材料仍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
“这篇公文内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
杨志玖给出的解释是：“此文既系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由此可想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官职，大概不太高贵，因亦不为其同时人所重视。”
杨志玖研究马可·波罗的专著
对于马可·波罗的“漏写”问题，中国学者也做出了一些比较合理的解释。比如，关于“为何没有提到长城”，黄时鉴的研究结论是：
“元朝之前，中国确实多次建造过长城。但是，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除了极个别的关隘被人们加以修缮利用外，长城的绝大部分都已成为荒芜的遗址。”
他还注意到，元人在诗文中提及长城，也“往往是在当地人告知以后，他们才认识到所见的遗址是古长城，进而发思古之幽情”。也就是说，长城在元朝的存在感是很低的，将长城看成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是明长城修筑之后，由来华的外国人重新构筑起来的。马可·波罗不懂汉语，对长城的历史也毫无了解，即便经过了古长城遗址，如果没有“精通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会告诉他这就是长城”，他大概率不会对这些废墟感兴趣。
关于游记中没有提到缠足，黄时鉴收集了出土的元代女鞋资料，考据认为：元代女子缠足的主流是“窄足”，也就是将脚的前掌与足趾缠窄，而非后世广为人知的“三寸金莲”。这种“窄足”虽会对足部发育造成影响，但影响程度与流行范围有限，尚不足以引起来华外国人的猎奇与围观。直到明代后期，中国女子的缠足发展到“三寸金莲”，才引起来华传教士们的注意，进而在西方变成一种关于中国的标志性符号。
茶叶与汉字在游记中的缺失，也大体可以做相似的解释——马可·波罗来华时，茶叶还没有在蒙古人当中真正流行开来；马可·波罗来华的目的是经商，他不懂汉语，主要依靠波斯语在中国活动，接触的主要人群是色目人，而非汉人，所以他对汉人的饮茶习俗和汉字，缺乏关注度。
此类解释，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也得到了不少外国学者的赞同。比如，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认为，“在1579年之前，连中国的地理学家也忽略了长城的存在，马可·波罗没有提到它是不足为奇的”。这其中，也包括前文提到的、持质疑论最力的吴芳思。她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的结语里说：
“在杨志玖这些中国史学家看来，一部有着详尽内容的书，缺漏了一些重要的细节，不是一个大问题。这个论点有它的道理。……缠足现象或许引起我的兴趣，但没有引起波罗和鲁斯蒂谦的兴趣。杨教授也不无道理地认为，事实错误不一定是因为采用了二手资料。……考虑到蒙古人所建的帝国及其君主不止一个，是很复杂的，他说的（指马可波罗弄错了一些事实很正常）也有道理。”
这种赞同，相当于学术论争过程中，达成的共识。
马可·波罗像
此外，按习惯的说法，这位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籍贯，并不能百分百确定是意大利威尼斯）的游记，是在监狱中口述给同伴听，然后由职业作家鲁斯蒂谦执笔写成。口述者夸张自己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记忆出现混乱将事件交错混淆，是很常见的现象。鲁斯蒂谦在执笔时也怀有自己的目的（他曾靠写书获得英国王室的生活资助），未必完全忠于马可·波罗的口述；且游记的原始版本早已失传，流传中产生的翻译版本，内容又不完全一致，显示有人在当中做过加工。
这些因素，都可以用来解释游记中内容失真、缺漏之类的问题。但“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到过中国”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确切的答案。比如，考虑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曾做过东方旅行，吴芳思还提出过另外一种可能：
“是否有可能是马可·波罗标榜他到过中国，而实际上他没有？是否有可能是他的父（尼可罗·波罗）、叔（马飞阿·波罗）作了一次充满艰难险阻的旅行（注：据说他们抵达了哈拉和林），……而他们的荣誉却被在狱中把自己写进故事中去的马可·波罗夺走了？”
这类推测，可以有效地解释马可·波罗的游记，为何作为旅行指南毫无意义（确有旅行家试图依据游记前往东方，但只到了波斯就迷失了路径），也可以很有效地解释，为何游记中会存在那么多的事实错误（出自道听途说）、那么多的元素缺失（非亲历者很难把握一个国家的核心特征）；还可以解释，为何某些部分的记载与中国文献又非常吻合（自家族亲历者处闻知）。
一如对长城的存在感、缠足的情形和普及度、茶叶是否在元朝上层社会流行、汉字是否进入波罗的视野……之类的分析，也可以有效地解释游记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换言之，“有效解释”不等于“有效证明”，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到过中国，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学术问题。
本文为转载，原文见： https://www.ershicimi.com/p/a65680d5cda083400d28166558e4eea9
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二、否认确据
(一) 马可书中说, 波罗一家得以离开中国的机遇, 是由于伴随三位波斯使臣Oulatay、Apusca、Coja护送一位蒙古姑娘(原文为lady ) Cocachin (阔阔真) 从海道航往波斯。这三位使臣的汉文译名在《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勘” 字韵所引元代的《经世大典 站赤》中有记载, 他们叫: 兀鲁、阿必失呵、火者, 他们是奉旨“取道马八儿(马可书中的Maabar) 往阿鲁浑(马可书中的Argon) 大王位下” 的。伍德傅士却不以为然, 认为这一故事可能是从其它资料借来的, 因为在汉文里或拉施特( Rashid) 的《史集》里都没有提到有欧洲人或意大利人伴随那位姑娘(第32页)。伍德博士反驳说, 即令承认确有蒙古姑娘之行, 也只能说明这又是马可波罗重述的一个尽人皆知的故事, 像他重述的远征日本和王著叛乱事件一样(第137页)。
蒙古姑娘出嫁是否尽人皆知？ 《元史》、元人文集及其它元代文献都无记载。须知,这个姑娘并不是什么皇室之女, 只是蒙古伯岳(牙) 吾部一贵族之女, 不值得大书特书。
(二) 王著叛乱事件, 《元史》、元人文集、拉施特《史集》以及马可波罗书中都有记载, 是一桩轰动朝野、尽人皆知的大事。马可波罗说, 事件发生时, 他正在当地。这应当是真的, 因此事发生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三月十七日丁丑夜间( 1282年4月16日) ,正是波罗一家在中国之时。他虽未参与此事, 但当时在大都, 会听人(西域人或蒙古人) 向他转说。伍德博士认为马可记此事有误, 系取自阿拉伯或波斯资料, 而非其本人所见(第146— 147页)。我们承认马可未在出事现场, 但事后听人转说则不可否认。
马可说,发动此次叛乱的主角名Cenchu,是个管领一千人的军官,其母、女、妻并为阿合马所污,愤而欲杀之,遂与另一名Vanchu者同谋,其人是一管领万人的军官,二人设计,纠合同党,于夜间杀死阿合马。英国学者穆尔( A. C. Moule) 即指出, Cenchu 是千户译音, 即指王著, Vanchu 是万户译音, 指其同谋者高和尚。这就和《元史》记载基本一致。
三、版本问题
一位学者就语汇的极端分歧, 认为可能有另一位代笔人(指如鲁思蒂谦诺) (第47页) ; 另一位学者则认为有一串人根据其惯用的语词参与工作(第50页)。伍德博士说, 由于马可书原稿早已遗失, 这些被分析的版本都非原著, 其分析结论还难以绝对证实,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们对中世纪东方认识的迅速扩展, 我们只能得出这一结论, 即现在残存的版本中, 有许多人在原版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窜改的东西(第48页)。
四、漏载释疑
(二) 印刷 伍德认为马可波罗提到纸币, 但未提印刷术(第68页)。当时欧洲还没有印刷术和印刷品, 怎能要求他说出印刷术这一名称呢？
(三) 汉字 马可书中却未提及汉字。据《元史 崔斌传》, 至元十五年( 1278年) 时, 江淮行省的官僚(当指蒙古及西域人) 竟“无一人通文墨者”。不通汉语或汉文并不妨碍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马可波罗是商人,以他的文化水平, 很难顾及文字尤其是难识的汉字。
(四) 茶叶 马可书中没提到茶叶。马可波罗书中没有提到中国的茶, 可能是因他保持着本国的习惯,不喝茶。当时蒙古人和其他西域人也不大喝茶,马可波罗多半和这些人来往,很少接触汉人, 因而不提中国人的饮茶习惯。
(五) 缠足 马可书中却无此记载。
张星烺生说, 辽、金、元的统治者, “鄙弃汉人风俗。淮以北, 南宋时, 人即多改胡姓, 衣胡服, 操胡语。缠足一端, 吾人亦可推想当时北方未必为习尚也。马可波罗居中国十七年, 大半皆在北方。其所有记载, 亦以北方为最详。当其官南方时, 富贵人家之妇, 或甚少见, 或因记载简略, 而有缺也。
(六) 长城 伍书专辟一章, 名曰《他漏掉了长城》(第96— 101页)。她说, 这一遗漏乍看起来很糟糕, 但值得争论的问题是, 长城在13世纪是什么样子以及当时它是否存在。她指出, 现在所见的长城是明朝开始用砖石建造的, 而以前的长城则是用黄土筑成的, 不过, 经过捣碎夯实的加工仍很坚固, 至今仍有遗迹。她引用了伴随英国使臣马戛尔尼( G. Macartney) 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 抵华的副使斯汤顿( G. Staunton) 的《记事》: 他又从威尼斯道奇( Dog e) 图书馆中引用了一段有关马可波罗到中国的路线: 抵达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 后, 他折向东南, 过印度的恒河至孟加拉, 沿西藏山区至中国的陕西、山西最后到达大都, 而无需穿越长城。
看的人要有一定历史知识。马可波罗, 一个商人的儿子, 学识不高, 对中国历史毫无所知, 他能对断壁残垣或突起的碉楼感兴趣并告诉旁人吗？
即使对马可波罗来华前金朝所修的“长城” , 马可书中也没有记载。马可波罗经常往来大都(今北京)和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 ,自应经过界壕,但他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这些界壕和边堡已堙塞或荒废,无可观者,不足触发马可的好奇心情。
亨利 玉尔对马可波罗未提长城的解释。在《导言》中, 他说: “书中未提长城, 但吾人有理由相信, 当马可波罗在他口述某一章时, 他心中所指, 定是长城。”玉尔指的是该书上卷第59章《天德省及长老约翰的后裔》所述该地“即吾人所称之葛格( Gog ) 与马葛格( Mag og ) , 而彼等则称为汪古( Ung ) 与蒙古( Mungul)”。玉尔注释此段时认为, 马可在提及葛格与马葛格时, 其心目中实际上是指西方传说的“葛格与马葛格壁垒( Rampart of Gog and Magog )” , 即传为亚历山大王所筑的壁垒, 此处则指中国北边的长城。
他可能听到汪古、蒙古与葛格(冯承钧译写为“峨格” , 甚可注意)、马葛格发音有相似之处, 因而生此联想。当然, 这一带是汪古部族的地盘, 而汪古部是为金朝防守边墙的; 还有一说, 在蒙古语中称边墙为汪古。因此, 马可波罗是否因此而联想到“葛格与马葛格壁垒” 也未可知。
黄时鉴、龚缨晏：《马可• 波罗与万里长城— — 兼评《马可• 波罗到过中国吗？》，《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抵达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 以后, 沿着丝路南道到了罗布泊, 然后经沙州(今甘肃
敦煌) , 沿河西走廊东行, 过天德军抵达元上都, 再到大都。如果将马可• 波罗的这条入华路线与元代之前的中国长城线路加以对比, 就可以发现, 他至少在两个地方有可能见到长城: 一个是在西部的敦煌地区, 另一个是在从上都到大都的旅途上。
马可• 波罗入华时, 敦煌地区的长城, 即秦汉长城的西端,早已荒废。
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 除了极个别的关隘被人们加以修缮利用外, 长城的绝大部分都已成为荒芜的遗址。长城只是作为古迹, 从而和一些古寺废庙一起出现在元人诗文和地理
文献之中。
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他所记元代节日和刑制谈起》，《文史知识》，1998年第9期。
马可波罗举出了两个重要的节日。一个是忽必烈的生日:他说，大汗的生日是九月二十八日。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作“大汗生于阳历九月即阴历八月二十八日”是意译，可信。据《元史•世祖纪(一)》，忽必烈生于乙亥年(1215)八月乙卯日，即八月二十八日(西历9月23日)，马可所说，与《元史》完全一致。
另一盛大节日是新年。马可说，他们的新年开始于2月(西历)，这一天，全国自皇帝、臣僚及人民一律穿白衣，举行庆贺，称为白节。
蒙古旧俗，以白为吉，恰如马可所说，他们认为白衣是幸运和吉祥之物，因称元旦为白节。注释家亨利•玉耳说，蒙古人迄今(指19世纪末)仍称正月为“白月”。
马可讲到蒙古人的法律时说，如有人偷一件不犯死罪的小东西，则被打七棍，偷两件则被打十七下，三件打二十七下，或三十七、四十七最多打到一百零七下以致被打死。如愉十五头牛或一匹马或其它贵重东西，假如他能赔偿，则需赔所偷物品九倍的价值。
按，以“七”为答刑始数，这是蒙古的刑律。元世祖统一中国后，虽制定新律，仍遵行蒙古旧制。据《元史•刑法志(一)》，《名例》中的“答刑”(用小竹板打)自七至五十七，杖刑(用大竹板或木棍打)自六十七至一百七。
至于偷一赔九刑罚，也与《刑法志》相同:“诸盗驼马牛驴骡，一陪九。
周良霄：《元代旅华的西方人——兼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马可波罗行纪》有关中国的部分,确有伪冒吹嘘的地方,第145章“襄阳府大城及其被城下炮机夺取之事”就是不争的例子。元军攻城,利用了回回炮,造炮者阿老瓦丁、亦思马因,载在《元史》卷203,无可置疑。而《行纪》则掠以为己功,言之娓娓,谎言欺人,这是有目共睹的。在我看来,《行纪》中一些说他是如何受重任、如何受尊宠的记载,大多应该归入这一类,在尚无的证之前,是不值得相信的。从《行纪》来看,他的主要语言是突厥语和波斯语,而单靠这两种语言,在元朝中想受重任、掌实权是不太可能的。
一涉及行政组织,则无论是中央或地方,都近于完全无知。一个混迹元朝官场17年的人,对官制如此缺乏了解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马可波罗,他是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天主教徒。他只身东来,必须有所投靠;而在宗教上和他最亲近的恐怕只能是主要由阿速人、钦察人等基督教徒所组成的小群体。这就决定了马可波罗在中国逗留的时间哪怕长达17年之久,然而他的人事活动范围却只能很小,因此对汉文化完全隔绝是必然的。
对汉文化的隔膜与叙述的空泛、一般化是当时西方来华旅游者所做报导的通病。造成这一病症的原因则是元代东来的西方人士居处的特殊形势所造成的。
马可波罗书中记述的空泛与一般化并不是没有例外的。当事件的发生牵涉与基督教徒有关的问题时,他的记述是惊人的准确。
例一是关于那颜叛乱。那颜是一个受洗的基督教徒,旗帜之上以十字架为徽记。《行纪》记两军大战之前列阵,“种种乐器之声及歌声群起,缘鞑靼人作战以前,各人习为歌唱,弹两弦乐器,其声颇可悦耳。弹唱久之,迄于鸣鼓之时,两军战争乃起”。比照一下虞集《道园类稿》卷37《淮南宪武王庙堂碑》,其中写元军在崖山之战前,张弘范令全军说:“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乐作,宋人以为且宴,少懈”。可知阵前奏乐,是蒙古军的惯例。《行纪》则详言乃颜被擒,“命立处死,勿使人见”。“遂将其密裹于一毡中,往来拖拽以至于死,盖大汗不欲天空土地太阳见帝族之血,故处死之法如此。”乃颜被立命处死的记载是可信的。用毡裹着犯人震死或沉水死,也正是蒙古处死宗王的特别方式。此次出征,忽必烈乘的是象舆,读虞集所撰《上都留守贺公墓志铭》可见。《行纪》则记临战“大汗既至阜上,坐大木楼,四象承之,楼上树立旗帜,其高各处皆见。”不是身历其境的人,大概是很难做出这种细腻描写的。
例二是《行纪》第149章“镇巢军”,说的是在伯颜亡宋战争中遣一队阿兰军人往取此城。“诸阿兰皆是基督教徒”,他们入城后纵酒酣睡,如同猪豚,尽被居民杀死。正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阿兰族的罗马天主教徒军队身上,所以《行纪》的描述也能如身历其境。
按照蔡美彪先生的推测,马可波罗很可能是一个斡脱商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当时的斡脱商借助于牌符圣旨,驰驿往来,为官府、权要牟取重利,其经营内容与经营方式,都是超出于正常商业活动之外的。因此,他们不需要、也不能深入到普通的汉人社会中去。
崔岫：《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访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党宝海》，《科学世界》，2003年第8期。
首先，《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畏吾几人(今维吾尔族)的祖先不古可汗是从树瘦里诞生的。13一14世纪的波斯文和汉文文献也记载了类似的传说。尽管马可•波罗的记载比较粗略，但基本故事情节相同。这个树生传说应是马可•波罗在中国听到的，因为他在欧洲或近东不可能看到有关的文献。
其次，《马可•波罗行记》记载元朝政府在灭掉南宋后，大量拆毁南方的城墙，而我在《元史》、《元典章》、元人文集中也发现了有关元朝拆毁江淮以南城墙的记载。
另外，《马可•波罗行记》还写到忽必烈曾下令在国家主要道路的两侧栽植树木，给行人提供荫凉，指示方向。这条记载和同时期元朝法律的规定是一致的。元代的法令汇编《元典章》、《通制条格》等都收录了忽必烈的这项命令。
他在中国的旅行路线问题。书中提到的主要路线有三条。这三条路线是当时中国国内交通的大动脉，与元代的国家驿道基本吻合。
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
马可波罗游记是最让西方人想入非非的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可-波罗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形象。马可-波罗游记有关中国的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物产与商贸、城市与交通、政治与宗教。契丹蛮子，地大物博，城市繁荣，政治安定，商贸发达，交通便利。契丹传奇不仅具有清晰的形象，还有确定的类型化的意义与价值。契丹蛮子，最大的魅力在于其物质繁荣。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蒙古治下的中国相对于中世纪晚期贫困混乱的欧洲来说，都算得上是人间天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也需要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因为这是他们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一种启示。物质化的契丹形象可以激发中世纪晚期西方文化中的世俗欲望，使其变成资本主义文明发生的动力。
契丹传奇是关于东方世俗乐园的传奇。正如黄金是财富的象征，契丹话语中传奇化的大汗，则成为权力与荣誉的象征。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的文本中，都有对大汗威仪的描述。在大汗的形象中，隐约透露出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世俗政治理想。马可•波罗的故事主要流传在南欧(意大利半岛与伊比利亚半岛。
蒋岱：《<利玛窦中国札记>与<马可波罗行纪>的跨文化想象的异同》，《东方丛刊》，2006年第4期。
他在“哈密州”一章中杜撰说,此地居民“设有一外人寄宿其家,主人甚喜,即命其妻厚为款待,自己避往他所……主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妇女皆美丽,全州之中皆使其作`龟’,其事非伪也”,这个他所向往的虚构空间,是威尼斯贵族社会淫逸之风的折射。无意之中“言说了自我”。
元蒙北方(契丹全境)采烧黑石(煤),“用石作燃料”,“盖石之火力足,而其价亦贱于木也”。这个异国形象恰恰把威尼斯当时没有煤作燃料的现实转换到语言隐喻层面上来了,传递出其本国资源贫乏的情况。他在言说遥远中国物产时,“目光”却来自威尼斯或热那亚,因此中国形象揭示出了马可•波罗在本土与异国空间之间的关系。即凡意大利没有的东西,他必在《游记》中大谈特谈,威尼斯人正是通过《游记》的文化想象来“反视自我,书写自我,反思和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