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是一本由（法）邦雅曼・贡斯当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7.00，页数：47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classical
●#想我川大的老师们#
●历史与人类学研究深受苏格兰启蒙运动等思想家的影响。
●古代人的自由是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权力（集体性自由，在公共事务中是主权者，在私人关系中是奴隶）现代人的自由表现为享有一系列受法律保障的、不受政府干预的个人权利（公民权的淡化、兼职公民）。影响后人：托克维尔（多数人的暴政、多元主义、个人自由）、约翰·穆勒（为多数人的暴政提供解决方案：划分出不受政治权威和社会干预的私人生活领域）、伯林（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对卢梭的审视：“这位卓越的天才把属于另一个社会的权力与集体主权移植到现代，他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然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同意卢梭对强力和权利的区分，前者非法是暴力、后者合法是普遍意志。贡认为：人民主权的原则也有可能被误用来论证某种前所未有的暴政。关键在于区分政治权力的权限和政治权力的归属及行使。
●自由主义是一种具有一定严密性的学说，一种对既定目标具有一定明确性的政策追求，倒不如把他看作是对政治实践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一种方式更好。（福柯）政治理论看一半是看不下去了，精彩之处还在于自由之比较。
●必读书。
●贡斯当是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现在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强烈的，但这些批评显示出更为宽松的民主气氛。批评的前提在于提出更好的问题，有了更好的问题，才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一开始就从根本上否定它。先有结论并不允许其它的“可能”存在，本身就是专制的思维，这种思维与批评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渐渐引入自由主义学说理论，但是，我们发现，它不仅没有在这里生根发芽，就算进行实践的机会也没有，最多只是一段时期的“浅尝”，当政者尝了一下，感觉不舒服，就把它否定掉，赶出了中国政治舞台。 对自由与民主的漠视，是自上而下的，或者是自下而上的，是全体性的。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有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论点，就是地域决定论。他在第一章里就暴露出了这种令人失望的观点，他说，因为中国黄河常泛滥成灾，人民为了安全，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以便领导人民对抗自然。这表面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种地域决定政治的传统思维也应进行调整，因为，中国早就脱离了以黄河为中心的地域限制。如果在今天，我们还以这种思维来解释当前政治形势，就不免显得不“与时俱进”了。但它将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反对自由与民主的借口。所以，我认为《中国大历史》是本烂书，我站在李敖一边，反对这本书。 西方资本主义论调的自由，当然也有它的局限和不足，但这些不足比起自大自满、自以为是、过分强调“特色”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读懂自由主义首选必读书
●推荐一下。
●古今自由间接启发了后来伯林的消极也积极自由的分野，尽管得出的结果不完全相同，但是作为一篇演讲还是应得到足够的地位的。
书名只是一篇文章。不长。提出了一个明显但被忽视的区别，即是古代的参与政治公共生活以获得政治自由但个人的自由被压制，当时政治自由即是全部自由，现代的自由含义则有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如果以个人自由为代价去换取政治自由并以为此自由为全部就大错了，现代的极权专制就是以这个幌子出现的。在现代，个人自由比政治自由更为重要，后者为前者提供条件。但是在追求个人自由时，不能忘却政治自由防止重新落入专制，作者提醒我们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读后感(二)：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自由变迁
贡斯当谈及，有些人倾慕古代，希望恢复古代的政治形式。贡斯当说：“当一个人阅读古代那些优美的文字时，当一个人追忆古代那些伟人的行动时，他不可能不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特殊冲动，任何现代的东西都不可能激发这种冲动。我们几乎可以说，在这些追忆面前，某种先于我们本身而存在的古老的自然因素似乎在我们身上觉醒。”也就是说，贡斯当认为关于古代人的事迹引发人身上一种特殊的古老自然因素。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特殊因素”。人们阅读异域、幻境或其他任何类似的文字描述，都可以引发同样的冲动。贡斯当相信人的内心存在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品性”，所以他以为古代人生性好斗尚武，而现代的军备竞赛就是出自于一种恶劣人性。实际上人性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就如他自己所意识到的，古代人的特点之所以和现代人不同，是因为古代人的环境因素和现代人不同。古代人环境是一种战争环境，所以战争；现代人是经济发展环境，所以关注经济发展。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古代人关心政治，至少在雅典、斯巴达、罗马这些古代城邦或国家的公民就是如此，而现代人关注经济状况。贡斯当自己提到，古代人是通过战争来获取资源。现代显然是通过生产和商业来获得资源。situation变了，自然权衡也变了。贡斯当还说，古代人参与公共政治事务，以之为自由。这就和柏林所谓的积极自由有关系。而现代人寻求私人空间的享受，并以之为自由。这就涉及柏林所谓的消极自由。之所以古代和现代人自由有此差别，贡斯当自己也解释了，说古代人私生活没啥内容，所以参与公共政治是一种乐趣和享受，毕竟他们在广场上就可以讨论；但是现代人不一样，国家太大，人数太多，人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感受，感受不到自己的参与。所以大卫·米勒在《政治哲学和自由的根基》中说：民主是一件苛刻的事，要求人们对于复杂、远离自己日常生活的事务怀有兴趣。同时，现代私生活丰富，所以人们更愿意享受私生活不受干扰。贡斯当看到了战争和商业造成的其他城邦和雅典自由的差异，其实也是一样道理。这就是古代和现代人自由的一种差异。
贡斯当反对卢梭的说法，后者认为个人把所有权力交给集体，和集体融为一体，那么就获得了绝对的自由。贡斯当的理由是，总是要把权力交给一个或几个代表来形式，这些人就会作为个体获得超出其他人的利益。贡斯当此处的说法就是一种非常务实的说法，即对人的不信任。个体面对利益，总是会腐败。这个看法问题不大。不过，卢梭理论的问题在于想得过于简单。如果要实现卢梭所说的个人和集体实现完全的同一，每一个个体就必须抛弃自身的个体性。比如说，在一个需要为集体牺牲的场合，每个人都要全心全意、争先恐后为集体而死。有两种情况接近这种状态，其一是宗教社区，其一是对个体通过道德激励来推动发展的社区，如共产主义社区或乌托邦（以色列农场？）。宗教社区是通过一种超越型报酬来实现的。正是因为超越了俗世的利益，所以带有很大的迷惑性。这种迷惑性导致很多人以为宗教就是一种真正美德的体现，就如勒鲁在《论平等》和贡斯当在本书中所言。奇怪的是，勒鲁在鼓吹宗教的同时，还竟然提及了埃塞尼教和基督教众是通过自己的“美德”行为讨上帝欢心以求彼岸神恩或来世神恩。这难道不是自己在打脸？就如贡斯当在谈到当权者权力过大时，人们都谴责当权者而不谴责权力，他说是武器太过沉重，手臂担当不起来，所以应该谴责作为武器的“权力”（这个说法存在问题），但是他后面关于陪审团制度，又说人们谴责制度不对，应该谴责法国人冷漠、无知、漫不经心，又把逻辑颠倒过来了。贡斯当也把宗教当做人类至善的美德榜样，却不如密尔敏锐地意识到，宗教的道德是二流道德。
贡斯当认为要限制权力过大，就得有一个制衡该权力的权力。但是如此反复，还是会有更大的权力。所以他建议设立一个中立性、不办事只管理行政权力（如分立的三权）的王权。所以贡斯当表达了对王权的热爱和尊敬。说实话我对王权，以及任何特权人物都没有好感。可能是因为我出身底层的原因。贡斯当以为这种王权在尘世喧嚣之上，带着血统的高贵提供了一个神圣领域，来限制任何在行使权力上可能出现的危险。并且认为僭主是平民上天，很贱很恶劣。我以为这种跪舔不好。王侯将相，甚至他们的后代，连精英都说不上。也正是因此，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中都考虑涉及继承的后代问题。贡斯当反对过大的权力，认为会阻碍一个民族的进步。他认为程序（比如法律）能够起到一种保护性屏障的作用。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读后感(三)：许亿：谈论自由之前，先搞明白我们身处于古代还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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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贡斯当是法国大革命的旁观者，只是，看到快结束的时候，他参与其中。
当拿破仑百日复辟的时候，他在这个所谓令人入迷的历史关头，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接受了这个自己一直反对的独裁者拿破仑的任命，帮其制定一系列的法律。
知识分子的悖论，在于他的反对和创造，都往往有着宿命般的悲剧的底色。犹如一个法国厨师和食人族谈论美食，无论他谈的如何津津乐道，都改变不了他在食人族眼中本身就是食材的现实。
拿破仑在滑铁卢很快失败。贡斯当也继续他的又一次流亡生活。但继续一路演讲和著作，并依旧做下一届政权的反对者。不过，他最后一次押宝获得成功，1830年上台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帮他还掉了20万的赌债。任命他做国务部门的一个主任。
几个月后，贡斯当去世。国王给与其国葬的待遇。一个早年被放逐出境的法国新教徒家庭的孩子。就此将思想留下。
2
不过，我对贡斯当真的不熟，所以也不打算将他的生平写的更为详细一些。当我阅读他的生平，唯一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一个浪荡的人。而且他一直过得很浪荡。所以当他讨论自由的话题的时候，显得格外生动。
这本《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算是当代的经典，这本书确实影响着现代人的自由观点。假如有所不合适的话，将作者抓到电视台上去，他也有足够的素材交代自己的不雅生活方式。另外这本书多次出版。最近的一版是2005年上海出版社出版的。
后来至今的 十年，总有一种氛围，让人感觉不能好好的讨论相关的问题。就如贡斯当看到罗伯斯庇尔摇摇头，看到拿破仑也摇摇头。
与之相对的是，罗伯斯庇尔不喜欢有人摇头，拿破仑也不喜欢。甚至后来的法国学界都不喜欢。以致贡斯当的学问，在法国很久得不到传扬。法国人的气质热情而浪漫。当然不太喜欢贡斯当这种理智到温吞水般的中庸态度。
贡斯当年轻时候在苏格兰接受了系统教育，他的思想更倾向于英美。他与法国的气质有些格格不入。
但政治这档子事情，法国搞不过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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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东西都似懂非懂。比如当我们谈论自由的时候，往往不会去思考自由究竟是什么。就像前段时间在动物园想下车就下车的女子。肆无忌惮，也特立独行。但付出血的代价。
自由是什么？很复杂。如作者所言，有今古之分。现在谈，还有东西方之分。
所有观点的东西，都应该有允许讨论的空间。只有讨论，才能看到其中最深刻的东西。而不是表象。可惜更多人将表象当做自己的灵魂，不容触犯。所以在讨论出现分歧的时候，要么赶紧闭嘴息事宁人，要么你死我活各骂彼此祖宗。
与其捍卫自由，不如说，人们更热衷与将个人的自由建筑于对他人自由的践踏之上。
当人们将偏执视为坚持的时候，就必然出现反智的社会趋势。这节倒是与自由有相当的关系。因为人们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坚持了某种态度，即便坚持的其实是足以让自己窒息的桎梏。
当然，坚持窒息，也是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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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斯当在谈论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觉得革命并不是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引发的。而是现代商业社会与哪怕开明的专制制度不能相容引起的冲突：法国现代主义的虚弱，是因为他内在的专制主义。
遗憾的是，大革命没有将未来的的政治导向于如何让现代社会更好的遵守自由贸易以及商业规则，让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更符合新商业时代的理想和需求，并且保证他的稳定。而是任由各种理想主义，各种激情，将国家最终导向万劫不复的撕裂与杀戮。最后，又让各路野心家轻易得手。
所以他认为自由分为古代和现代的社会方式。古代社会，取得财富的方式往往是通过战争。而现代，取得财富的方式是通过商业。前者，使人们必然形成集体主义观念。而后者，则更倾向于个人。
他得出的结论，古代人其实更热衷于政治，尤其像古代罗马，奴隶制度让拥有公民权的罗马人获得更多参与政治的时间。他们设计的制度，也让人们的选择足以影响到政治。
而现代社会，人们各自为战。商业越发达，所谓社会的边际乃至国家的概念都被放到很大的地步。人们忙于改善自己，也发现自己已经影响不了政治，当然对于政治也就更加无动于衷。只沉迷自己的享受之中。
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地方，就是意图让人们恢复古典的热情，重新回到人人参与政治的时代。很不幸，这种意图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热情很容易过去，后来的行为只是虚与委蛇。成为表演。
甚至不惜以伤害同类以表现自己的积极态度。
但趋势就是趋势，谁都有表演累了的时候。
5
所谓自由意识，法国人和英国人都不一样。所以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在英国就不会发生。以贡斯当的观念来看，英国比法国更早商业社会化。也更成熟，更规范。
人们与其有时间去非议国王，还不如去海外做一趟买卖。
所以在中国。我们也必须要理解所谓东方观念的根深蒂固。
当人们忽然都热衷于爱国的时候，便看到一种复古的氛围正在形成。但这种氛围是适合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虽然很值得思考。但深入确实无益。
所以，当下谈论自由的时候，必然应该小心翼翼。
因为你并不确定身处何时。犹如在失控时空机中穿越。
不恰当的自由观点，是危险品。
就如同法国厨师和食人族聊天的时候，最不恰当的举止是——
提醒对方，自己就是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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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且慢，待我说三道四一番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读后感(四)：当贡斯当穿越自由的“海格立斯柱”
当贡斯当穿越自由的“海格立斯柱”
（贡斯当语）
弗朗索瓦•富勒曾经指出，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那次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直是法国政治争论中的一面镜子和不变的参照点。在现代法国历史的任何特定历史时刻，一谈到雅各宾和吉伦特，保王党人或热月党人，如果不按照某种流行的教条——革命或改良，社会主义或天主教教义，帝国、公社或总统制共和国——表明态度，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正是此原因，使邦雅曼•贡斯当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狂潮中的异类。学术界长期忽视他的哲学和政治论著，尽管，他整个一生都在反思这场革命的原因、意义和影响，也一生都在同革命带来的实际后果打交道。他身上有着强烈的文学家天性，那就是对时代气息的敏感，对任何过于理想之设想的怀疑、摇摆不定和难于决断。他与那种浓厚的意识形态的气氛、庆典般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不可避免地要处于边缘位置。
贡斯当在自传体随笔 “红皮笔记”曾写到自己的家世： 1767年10月25日生于瑞士洛桑，出身于法国古老的亨利埃特•德•尚迪厄家族，他们由于宗教原因来到沃州地区寻求避难。父亲朱斯特•贡斯当•勒贝克是瑞士军队的一名上校，在荷兰服役。母亲在其出生八天后于产床上去世。也就是说，贡斯当出身于一个富裕、稳定、具有旧式军人传统、朴实无华的外省贵族之家，并且有着来自母亲家族的加尔文主义而形成的文化认同。
1783-1785年，是他在苏格兰负笈求学之时。此时正值苏格兰启蒙运动高峰期，爱丁堡大学更是拥有亚当•斯密（1723-1790）和亚当•佛格森等古典自由主义大师，是当时辉格党人政治活动重镇。他的思想由此受到休谟、斯密和杜加尔德•斯图尔特等人的惠泽，对古代社会的洞察力，则主要受益于孟德斯鸠和友人西斯蒙第。
但一幅更生动的画像，是由《贡斯当文集》的英译者给出的：
“看看他的自传材料，有时，贡斯当会带着他那充满活力的机智、敏锐的洞察力、机灵而又冷酷的自嘲，来到我们身边。有时他又像一位旧制度时代的贵族、一个脱胎于克雷比永和拉克洛——他曾指责他们太过时了——之流的角色，他们在沙龙里读小说时会放声大哭，在情人的别墅里服毒，在帐簿里除了施舍的支出和家务开支之外，还会一丝不苟地记下所欠的赌债和临时女佣的工钱。”[1]
就像贡斯当名闻遐迩的小说《阿道尔夫》中的主人翁，贡斯当自己亦是在积极入世和悲观厌世，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之间徘徊。离开爱丁堡回到巴黎之后，随之几年他都是居无定所，很快积累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冒险记录：一塌糊涂或者马到成功的桃色事件、赌债、私奔、决斗，甚至还有过一两次很快就后悔的自杀尝试。
戏剧性变化接踵而来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贡斯当正偏安于不伦瑞克遥远而古老的德国小朝廷，倾听着法国一系列错综复杂事变的隆隆回声。他和所有抱有进步思想的旁观者一样，在对革命事业的同情和对它产生之暴力的恐怖之间犹豫不决。
革命引起的动乱和随后的暴政，引起了贡斯当的反思。他发现，法国革命经验具有一种危险而有趣的悖论：雅各宾政府吵吵嚷嚷地自诩为彻底变革法国社会的工具，它试图采用全新的宪法和法律，企图彻底变更法国人民的社会关系、公众和个人的道德信仰。但在这些革命政府的花言巧语之中，却充斥着古典意象和古典模式。实际上就是斯巴达和罗马在18世纪末叶的法国，“荒诞地在借尸还魂”。
他意识到，旧式的古今之辨，在今天其实已不再是思想和学术争论的问题。它表明的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创伤和至关重要的政治选择。革命说明，现代社会的整个大厦可能会由于自身政治制度的失败而被彻底推翻。崩溃是由于所有的传统权威资源一起失败引起的。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让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适应新商业时代的理想和需求，从而保证它们的稳定。雅各宾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的双重失败，同波旁王朝和拿破仑帝国所犯下的时代错位的错误一样，革命暴露了现行政治模式的相对贫乏。他们没有能力面对现实。
贡斯当郑重指出，假如上一代开明政治家没有能够阻止革命，那么，现在这一代政治家至少应该成功地避免一场将被证明更为有害的反革命，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确保社会稳健，正是古典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核心。同时，他对伯克的告诫——只有上帝可以拥有无限权威而不致造成危险——心领神会，坚决抵制政治乌托邦的诱惑。
同时，贡斯当发现，这种政治乌托邦理论正是导源于卢梭的著作。贡斯当写道：这位卓越的天才未能认识到两千年时间所导致的人的气质的变化。他把属于另一世纪的社会权力与集体性主权移植到现代，他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2]尽管如此，贡斯当仍然小心翼翼地指出，我肯定会避免与那些诋毁这位伟人的人为伍。我必须用我所有的精力否认并谴责这些所谓的盟友。我不希望加入卢梭的诋毁者的行列。现在这支队伍已经足够庞大。他是第一个使我们自己的权利意识深入人心的人；他的声音唤醒了慷慨的心灵和独立的头脑。[3]
1819年，贡斯当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即“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这次演讲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既奠定了他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淹没了他其他著作的光辉。柏林以狐狸哲人的敏锐，为贡斯当戴上了自由主义和哲学大师的帽子，称赞说：“没有人比贡斯当对这两种类型的自由之间的冲突看得更透彻，或表达得更加清楚。”哈耶克后来则作了著名的两种自由主义传统的分类。
当时，古典主义的自由大师们，已经预料到新的商业关系会腐蚀那些与共同体生活和公民道德正常联系在一起的人类价值；他们也预料到奢靡之风的蔓延和社会分配不公会进一步扩大。他们认为，向新时代过渡的标志，是自由市场关系的成长、劳动的国际分工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中产阶级和舆论自由，其结果就是传统的信仰和社会关系遭到了颠覆。然而，现代社会却又是无可逃避的现实。贡斯当在演讲中引用了西哀耶士的话，云：“穷人照料自己的事；富人雇佣管家。这就是古代和现代民族的历史。”[4]
为什么这么说？情形却颇为复杂，须得追根溯源。
贡斯当认为，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奴隶制的废除，异于战争模式的商业交往活动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挚爱。（即使在古代，情形亦是如此。在航海经商兴盛的雅典，色诺芬说：在斯巴达，当执政官传唤时，公民会加快脚步；而一个雅典人如果被视为依附于执政官，他会感到绝望。）战争是彻头彻尾的冲动，而商业则是计算。商业已经使各民族之间更为亲密，实际上给它们带来了共同的习俗和惯例；君主可能仍然相互为敌，但各个民族却已成为同胞。[5]
在古代，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古代没有个人自由的概念（孔多塞语）。人仅仅是机器，法律是齿轮和传动装置。每架机器异质而且互相敌视。战争和狭小的领土将每个国家磨砺成锋利的匕首。而在现代，国家似乎更像一个沙盘。微不足道的个人，就像沙粒。商业将个人打磨成光溜溜的沙子，并以微妙的引力胶结在一起。（可参见滕尼斯关于共同体和社会的论述；杜尔克姆关于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的论述。）
贡斯当认为，战争（政治）和商业（经济），将古代人和现代人分别造就成专职的公民和兼职的公民，将政治制度铸造成直接民主和代议制。这就是西哀耶士所说古代和现代民族的历史：“穷人照料自己的事；富人雇佣管家。”
实际上，按照伯林的说法，古代人的自由，是一种积极自由（即自主权力）。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之间分享社会权力，积极而持续地参与集体权力，享有着真正并不断重复的乐趣。现代人的自由，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即（消极）自由，即权利：补偿自己个人独立的牺牲；和平的享受和私人的独立。文明的进步、时代的商业趋势，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都在无限扩展并丰富着个人幸福的手段。
也就是说，古代人更重视社会权力的分享，而现代人则注重个人权利。古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人们仅仅考虑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它们可能会轻视个人权利与享受的价值。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缅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6]这可以采用另一种表达方法，即古代人始终是社会层面强有力的主权者VS私人生活上的奴隶；而现代人则是首先意义上的独立私人+社会层次上微弱的主权者[7]。
这两种自由的划分，可不仅仅是一种行动的快乐和一种思考的快乐之不同。[8]贡斯当指出，人们难免要怀念那个古老的时代。那时，人的能力虽然沿着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发展，但他们从事如此广泛的职业，他们自身的力量如此强大，他们有如此强烈的活力和尊严。[9]这是一个产生英雄的时代——就如肯尼斯•格雷厄姆在《柳林风声》中描写的那吹出黎明前笛声的牧神潘，让人沉醉。卢梭就认为：当代社会受着自私和贪欲的支配，被人为的需求所奴役，终将毁灭一切自发的和慷慨的情感。由此，包含着平均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古代自由的例子，总是极具感召力。因此，不假思索地，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们甚至荒唐地试图引入极具随意性的贝壳放逐法、橄榄叶放逐法。（贡斯当说，1802年，它们通过特别委员会在法律中塞进一个条款，将希腊的贝壳放逐法引入法兰西。）
然而，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了。在1806年的手稿中，贡斯当写道： “信用贷款在古代人中间没有同一种影响。六千万的赤字便使法国引起了革命，而在韦斯巴芗的统治下，六亿的赤字也没有使帝国产生丝毫崩溃的迹象。”[10]
由于商业强有力的渗透和影响，个人独立已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因此，任何人绝不能要求现代人做出任何牺牲，以实现政治自由。现代自由，即保护个人私生活的自主权，并不是形而上学的价值观，而是（如同穆勒所说的）：对个人生命和财产的保护；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在不会对他人或整个社会造成危害的一切生活领域中的自主权。[11]我们必须自己负起寻求快乐的责任。（然而，也正是由于苏格兰常识学派的影响，贡斯当拒斥天赋权利，使自由概念多少具有了一些摇摆不定和相对主义的性质。）但贡斯当也指出，政治自由也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最有力、最有效的自我发展的手段。放弃政治自由就如一个人仅仅因为居住在一层楼上。便不管整座房子是否建立在沙滩上。[12]
他说，在先进的商业社会中，公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生产财富，因为留给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空间很小。再者，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之大，使公民个人与中央权力之间的联系变得微不足道，并且非常疏远。统治的技术则变得错综复杂，难以掌握。（像卢梭所景仰的日内瓦或洛桑那样的瑞士小城邦，则不适用于这一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注定要把政治决策权授予共同体中极少数杰出成员和职业政治家。
现代开放的社会和国家，毕竟已不再可能是斯巴达那样的城邦国家。卢梭当时的日内瓦，人口不足24000人，散居在30个左右的村落。但它却拥有自己的主权，是欧洲最富庶的城邦。日内瓦不承认世袭地位，选举官员时一律平等，没有家族和财富的等级限制，官员也不领取报酬。在这一袖珍国家，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幸福。尽管卢梭16岁就离开了家园，日内瓦的政治模式却在卢梭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日后卢梭心目中的共和国的生活原型。正如列奥•斯特劳斯和瑟夫•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所指出的那样：“卢梭政治思想所瞄准的不是现在，而是人类过去的幸福的自由状态。”饶有兴味的是，贡斯当和卢梭分别成长于日内瓦和洛桑这样的袖珍国家，对这种政治模式同样身怀好感。由此作出的理论分析和结论却截然相反。
18世纪对代议制的思考，已经广泛触及到它所遇到的困难。整个社会与其代表之间的关系所面临的难题，在卢梭的分析中尤为突出。一方面，他认为，政府就是被社会赋予权力的一个人或若干人、行政官员或组织，它仅仅是整个社会所选定的工具，却享有一种实际上不受限制的权力。另一方面，卢梭又将主权描绘成某种既不能被代表也不能被分割的东西，因为任何局部意志的表达，或迟或早，注定会与共同体的普遍利益发生冲突。然而，这样一个既不能被转让、被委托或被代表，也就不可能被行使的主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现代政治体制，又如何能根据卢梭提出的那些前提进行运转呢？
贡斯当说，如果像卢梭一样确信人民主权不受限制，等于是随意创造并向人类社会抛出了一个本身过度庞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到什么人手里，它必定构成一项罪恶。把它委托给一个人，委托给几个人，委托给所有人，你仍将发现它同样都是罪恶。主权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和相对的存在。这是独立与个人权利的起点，是主权管辖权的终点。社会跨过这一界限，它就会像手握屠刀的暴君一样邪恶。世界上只有两种权力：一种是非法的，那就是暴力；另一种是合法的，即普遍意志。但我们必须要随时认清，普遍意志的权利（即卢梭的人民主权）的确切性质并规定其确切范围。
他认为，现代的政治代表制是先进商业社会劳动分工的自然结果，就如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分析所指出的。因此，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而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也是不可或缺的。[13]决不能放弃他所描述的两种自由的任何一种，而是要结合。必须将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在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实践范围内结合起来，它们之间的冲突才能得以解决。由此，贡斯当致力于立法设计的艺术（即合法程序或者规则）[14]。他说，遵守程序能够遏制专横权力。程序是社会的保护神。只有程序才能保护无辜，它们是使人们融洽相处的唯一手段。其他的一切都是含糊不清的，如果将一切都交给独来独往的良心和摇摆不定的舆论的话。
然而，在这面对“现代性”和“方向性”困惑的时代，现代的自由虽然正是在制度化的政治生活的狭窄领域之外给个人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余地和选择机会。而舆论的胜利却可能导致成规和民情的专职，虽无痛苦，但却令人生畏。就如贡斯当本人的生存经验中挥之不去的感觉：在追求公共事务中徒劳无功，无力遵守社会公认的行为标准，个人幸福和公众期待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孔狄亚克曾说：“有两种野蛮：一种是过去的，一种是文明世纪以后的。”[15]而理性主义的经济利益和贪婪所激起的恶，可能会比野蛮部落的好战天性更加残酷无情。
“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最终留下了卢梭在民主参与的性质上悬而未决的两难困境。但它为不是将这一悬而未决的空间留给了哲学的绝望，而是留给了政治技巧和道德谋略。西斯蒙第曾说，制度必须完成人类的使命，如果某种制度能使尽可能多的公民升华到最高的道德境界，它便能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16]
贡斯当认为，立法手段和言论自由手段的完善，只是在现代自由的大厦四周搭起了脚手架。如果将它们同现代性的全部精神和艺术成就分离开来，它们便只能仅仅是脚手架而已。制度在尊重公民个人权利的同时，必须事先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使之不要忘记自己与共和国的命运利害攸关，由此保持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力。这就要求公民自由和个人美德的完美结合。贡斯当通过描述小说中主人翁阿道尔夫的失败经历，指出在现代社会有利于维护自由的某些道德素养：意志坚强、沉着镇定，信守诺言，仁爱，同情心，真诚地反对给别人带来痛苦等等。都是能够帮助现代共同体的公民过上和平、有益生活的一般美德。
和所有古典自由主义的大师们一样，贡斯当同样吸取着古代共和国的营养。他写道：我不会加入共和国诋毁者的行列。古代的共和国使所有高尚的灵魂充满了深邃而独特的情感，在那里，人们的天赋可以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得到发展，以致人们对自己的力量深信不疑，由于感受到自己的活力和尊严而朝气蓬勃。[17]
然而，他亦对极权主义可能产生的途径心怀警惕。他指出，“每当政府声称为我们做事情，它都比我们自己做更无能、代价更昂贵。”[18]任何绝对的平等和一致，就如勉强拉直村庄间的小路，非要统一多样的度量衡、习俗和传统一样，都是在进行昂贵的风车之战。[19]一个农场就像一个微型的祖国。多样性将大大丰富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应该让“过去”来保护它，让“未来”去完成它。要尊重历史和时间。比如说：教育——我们将像旅行者那样接受权威提供的主要路线图，而不必由他们告诉我们该走哪条路。宗教犹如条条阳关大道：希望国家能够给予养护，但也要让人人都能自由地选择那些羊肠小道。[20]应该让祖国寓于一切事物之中，就像无数忠实的镜子一样。他号召说，就让祖国在你的地方制度中得到反映吧！[21]
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中曾说：“古代人对罗盘仪的无知意味着古代的航海家必须永远在海岸附近航行。穿过海格立斯柱，即直布罗陀海峡，被认为是最勇敢的探险。最善于航海的腓尼基人与迦太基人，也只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进行这种探险，他们的行为在很长时间没有效仿者。”[22]
而在亲身穿越自由的“海格立斯柱”之后，贡斯当在新大陆上给我们展示了一条小路。路标上写着一个醒目的问题：随着传统认识方式的崩溃，如何重建一条非教条主义的途径去解释现代社会？他为政治理论保留了这样的指南作用：探索、批判，朴实无华而又毫不留情，以求澄清思想，匡正道德。
由此，当我们把贡斯当称为一个自由主义大师时，恐怕要借助于福柯提出的定义，与其把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具有一定严密性的学说，一种对既定目标具有一定明确性的政策追求，倒不如把它看作是对政治实践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一种方式更好。”
毫无疑问。现代的自由主义大师们，伯林、施特劳斯、罗尔斯、哈耶克，在这条道路上自问自答，特立独行，都走得足够远了……
注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阎克文、刘满贵译，冯克利校，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39~440、34、313、44、363和43、44、26~27、305、34、308、61、45、41、205、333、46、278、31、381、199、157、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