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我氏的兴亡》是一本由[日]吉村武彦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页数：26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苏我氏的兴亡》精选点评：
●最近有个现象特别有趣，各处日本史的评论中都有人提宫崎市定的，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世史，总要跟宫崎真一个高低优劣，好像日本只有一个宫崎市定一样。宫崎市定确为大家，但术业有专攻，宫崎成就主要在东洋史学，强行相比实在是贻笑大方。 这本书能够从一个氏族入手，利用了多种文献学、考古学的成果，把日本氏族的起源、发展讲清楚，个人觉得已是不错。
●对苏我家的灭亡太简略，倒是让人有了游行，怀念五月天晴空下，骑着自行车在飞鸟地区自由奔驰探访古坟的岁月
●以后岩波、中公文库一类的通识类日本文史书籍就别纳入甲骨文丛书了，可以另出成一个系列。
●题材比较冷辟，新意不多，还是宫崎市定等的作品更有分量。
●苏我氏的兴衰只是引子，作者重点在写上古日本豪族的社会生态，写谱系和文书解读就算了，还写一堆建筑和古坟等不太相关的旁系内容，所以3.5分
●补充了奈良前的日本历史
●可能是日本古代缺少文字性的史料，导致古代日本很多谜题无法解开、本书借以为数不多的史料，从各个方面详细的解读了日本“氏”的发展，苏我氏的兴亡，以及苏我藤原两大氏族的不同结局
●苏我氏，靠跟皇室联姻走上权力巅峰，也因为权力过大在政变中最终落败，一部外戚兴亡史，同时也解析了古代氏族的演变。 有三点印象很深，一个就是联姻关系太复杂了，还有很多近亲结婚的情况，辈分神马的好乱；另一个是，古代那会儿天皇即位适当年龄是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三个二十多岁的皇孙被认为“太年轻”，三十一岁即位的钦明被说成尚处“幼年”，对继位人选的选择果然求稳；最后一个，出了好几位女帝。
●两次政变后终于被律令国家吞没，然而母系血统里依旧存有苏我氏的传承。史料与考古相结合，需要很好的组织，也需要想象力。关于氏名族名姓名，记得宫崎市定有以中国为例与罗马对比，不过并没有很好的理解。。地区与负名、臣与连的区分算是新知识，从中臣到藤原的意义也很有启发。不过笔者与井上亘观点分歧颇多，比如大夫合议制、改新之诏、那把流转多次的神奇的刀。。关于以往认为天智到天武的皇统转移，由于苏我氏血缘的存在，是否可以给井上那新奇的观点再添一分说服力。。总之，书很薄，东西却不少，国内古代史的很多部件，需要专家去更新了。。
●在一级史料极其匮乏，考古成果也不丰富的条件下，能去伪存真，厘清苏我氏从兴起到衰亡的过程实属不易。论述苏我氏在大和王权向律令制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这段很见功力。
《苏我氏的兴亡》读后感(一)：191029
贸然的印象或以为本书全篇旨在探讨一家一姓之兴衰荣槁，然而作者实是以之为孔径，贯述古代日本自早期大和王权时代至奈良时代前期的政治转型历程。他在行文中通过苏我氏与藤原氏这两个脍炙人口的典型，比较其各自维持氏族权势的战略，以期反映湮没在程式化的正史叙述下的不同政治生态中的姓氏秩序。以此言之，苏我氏本宗家以及旁系的兴亡，是被置于更宏大的场域之下，作为揭示时代剧变这一命题而提出的。
在早期大和王权的塑造历程中，伴生的特殊职能集团在半岛移民体系的介入的刺激下，重又蕴酿出新的部民制。以地为名而负责支配和统治相应行政单位的地方豪族与以职为名而承担相应社会分工的伴造氏族共同构成王权的一部分，二者通过拟制血亲的方式，将互相之间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群体整合成复数体系下的庞大且多样的氏族，在王权之下管辖部民。在这一过程中，原本仅由海外移民所有的“氏”也被导入作为区分不同集团的表记。第一章中，作者就以“日本列岛的氏族形态为基础”，“详细介绍了氏形成的历史背景”。
而在作者的着重描绘下，两大类型氏族集团的角力以轮番主导政治的形式凸显。从最早与三代天皇联姻而始以外戚自据的葛城氏，经由拥立继体天皇以旁系入替而独揽大权的大伴氏，再至通过排挤前者而跻身上位的苏我氏，其中之起伏升降较然可见。苏我氏主张导入各类现代化体制以促进列岛文明化，通过与海外移民的频繁接触，积极拥抱当时涌向传统社会秩序的新浪潮，而与守护传统共同体秩序的势力渐趋水火。海外因素对早期大和政治的隐性干预，通过氏族间的路线之争展露无遗，其中佛教公传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当原有的社会结构遭遇更高文明的冲击时，当时之人如何思考调和维系主体与接纳发展之间的平衡，这是作者在第二章中所极力刻画的时代群像。
以上种种矛盾在敏达天皇去世后不久集中爆发，并以排佛派的核心——物部氏本宗家的灭亡告终。作为胜利者的苏我氏与厩户皇子等人一道颁布推古朝的一系列改革，促成倭国向“王法与佛法”二重治国的转变。处在中央集权化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僻在东垂的日本列岛也不免踵百济、高句丽和新罗之后次第而渐，国王与贵族之间必有一方的权力要得到伸张，因盛而极的苏我氏就成为大化改新前夕的牺牲品。此后传统部民制归于解体，传统豪族转化为官僚制贵族，基于公地公民的崭新律令制国家在历经孝德、齐明、天智、天武四朝后最终确立。新兴的藤原氏则在这一剧变中，通过积极参与律令法的制定，将子孙后代延续贵族身份的目的成功编入律令机制，大大增强了以机构及制度为媒介的权力的结合关系。何以苏我氏败而藤原氏兴，作者用第三至五章的篇幅予以了材料绵密的检讨。
通览全书，最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作者对中国文化圈周边的列岛文明化与早期国家独立自主意识的萌芽的过程的时下己见的陈说，以及对专制主义集权国家在诞生过程中的“高句丽型政变”与“百济型政变”两种模式的剖辨。再还及本国史而言（其实是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而言），三韩、倭国这类早期政权的产生历程多可借由现存史料予以部分还原，而对包括古代日本在内的古代东亚世界的触类研究，其意义之一或许就在于使我们对载籍蔑云的早期中国的生发过程有更深刻的理解。
《苏我氏的兴亡》读后感(二)：天皇恒久远，氏族轮流转
中国古代社会中，皇权、相权、外戚、宦官等几种力量相互制约，西汉时期外戚专权，以至于汉武帝制定出了立子杀母这样残酷的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并未能阻挡外戚的权力，西汉末年王莽作为外戚篡权成立的新朝，西汉王朝由此走向了灭亡。及至北魏立国，鲜卑族的拓跋氏学习汉文化，同样继承了这种惨无人道的制度，为了能活命，当时的妃嫔们积极避孕，谁都不愿生育，也不愿自己的儿子被立为太子。
无独有偶，古代的日本社会同样出现过外戚专权的情况，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苏我氏”。“苏我氏”并非现代现代社会中的姓氏，如何理解“氏”还要从日本古代的社会文化说起。《苏我氏的兴亡》一书作者吉村武彦中对日本的姓氏起源进行了剖析，认为日本列岛本部存在姓名，在5世纪与中国的外交往来中，沿袭中国制度引进了姓氏的体制。
中国的姓氏制度大约定于秦汉时期，在此之前姓和氏具有不同的意义。周时男称氏，女称姓，并有同姓不婚的规定。而日本的王族和王没有姓名，只有在和中国进行外交活动时才顺应中国的习俗称姓名，一般的民众更加没有姓名。5世纪末到6世纪初，日本大和王权逐渐形成了氏与可婆根姓的秩序。不同于现代日本人的姓氏“苗字”，古代日本氏（Uji）或以职务为名称，即“负名氏”；或以地名为名称，例如掌管着苏我地区的就叫“苏我氏”。可婆根姓类似中国的爵位，各可婆根姓之间等级分明，苏我氏的可婆根姓为“臣”。
苏我氏是活跃于古代日本“古坟时代”和“飞鸟时代”的势力强大的氏族，由于日本文字成型较晚，所以虽有大片古坟文物，却没有文字记载可以对应。日本流传至今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成于720年，成书时代已为奈良时代，苏我氏早已没落，消失于历史舞台。吉村武彦的这部《苏我氏的兴亡》试图根据为数不多的文字记载及古坟和飞鸟地区的文物发现，对苏我氏的兴衰给出解释，并同时揭开古代日本贵族秩序、氏族的发展动向。
大和王权的继承制与中国古代也不同，中国主要实行嫡长继承制，而古代日本并未有固定的继承制，天皇的儿子、兄弟、侄子、甚至妻子都可以继承天皇的皇位，据猜测这与日本对于天皇的年龄要求有关。往往皇族30多岁还被认为太年轻而不适合成为继承人，对比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儿皇帝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天皇年龄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处理政务，但皇位继承者的不确定性，让皇族和权臣在继承方面有了更多的操作空间。
早在苏我马子之父苏我稻目之时，就开启了与天皇家族的联姻。苏我稻目的两个女儿成为钦明天皇的妃子，一共生下11男7女，苏我氏和钦明天皇的关系密不可分。苏我系的天皇分别为用明天皇、推古天皇和崇峻天皇，达三人之多。天皇虽有近亲乃至异母兄妹结婚的习俗，但这一时期近亲生下的孩子并未成为天皇。
苏我氏的兴起，出了与天皇家族密不可分的关系之外，也和苏我马子的个人能力密切相关，据记载其“性有雄略亦有辩才”。当苏我系第一位天皇用明即位后，一心要接纳佛教并完成父亲钦明天皇的意愿，信奉佛教的苏我氏即成为推行佛教的不二人选。敏达天皇时期受到重用的非佛教徒物部氏和中臣氏自然就成为了被打压的对象。
苏我氏的权力越来越大，已经开始挤压天皇的权力。虽然崇峻天皇出身苏我系，却开始疏远苏我马子，招致马子的报复，最终被马子的手下谋害，可见苏我氏的权倾朝野。随着朝鲜半岛上政变的消息传至日本，日本也希望实行中央集权化，国王与贵族的权力斗争和矛盾激化。一方面是苏我氏的自我膨胀，另一方面是王族及其他贵族对权力的渴望，在权力的争夺中苏我氏本宗失败，苏我入鹿和苏我虾夷殒命。
苏我灭，藤原兴。虽然这一过程被称为“从姓氏集团到姓氏官僚组织的转变”，但本质上依然是王族和氏族之间的较力，天皇恒久远，氏族轮流转。
《苏我氏的兴亡》读后感(三)：成也外戚败也外戚，日本苏我氏族的兴亡
在我国古代，成为外戚是大家族能够兴旺的一大捷径。谁家女儿要是能成为皇后妃嫔，整个家族官运亨通、富贵无边都是指日可待的，所以很多官宦家族都想尽办法送家族里才貌双全的女儿进宫，以博取这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机会。
古代的日本也是如此。大概在我国隋唐时代的同期，苏我氏这个大氏族也是通过外戚的捷径，走到了日本的权力中心。在巅峰时期，苏我氏不仅成为日本皇室最亲密的政治伙伴，甚至家族中还出了几任天皇和女帝，荣耀无边，可以说是外戚家族中的成功典范了。当然，太靠近权力中心也是危险的，在皇族权力更替过程中，错误的选择也导致了苏我氏的衰落和灭亡。可以说，苏我氏，成于外戚也败于外戚。
重点研究日本古代史的明治大学教授吉村武彦，借助有限的考古信息、历史文献、诗歌、语言分析等资料，在《苏我氏的兴亡》中分析了苏我氏的兴衰历程，同时解读了日本氏族的起源、发展和变迁。
成为外戚，跟皇室建立极度复杂的联姻关系
苏我氏最显赫的本族主要是苏我稻目、苏我马子、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祖孙四代这一系。苏我稻目很明智地把两个女儿坚盐媛和小姊君都嫁给了钦明天皇，成为最重要的外戚，于是苏我氏在苏我稻目这一代迅速走上权力中心，走上巅峰。苏我稻目的后代同样延续了跟皇室联姻的做法，牢牢地抓住外戚的优势。
不过这种联姻绝不是苏我稻目单方面努力的成果，也可以说是钦明天皇主动选择了苏我氏。彼时的钦明天皇有意扶植新兴的苏我氏，同时遏制和疏远前两代天皇时期掌握重权的大伴氏，这才给了苏我稻目一个绝佳的上位机会。总之，天时地利人和，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当上外戚的苏我氏迅速崛起。
其实，在古代，跟皇族联姻是很多氏族都会采取的策略。而苏我氏能脱颖而出成为大赢家，就在于投入多。为了借助外戚的优势助力本族的发展，苏我氏的确是下了血本，采取了广泛撒网的策略，把自家几代的好多个女儿都嫁给皇族子弟。所以，苏我氏跟日本皇室，就形成了嫉妒复杂的联姻关系。
苏我家系出了多位天皇和女帝
跟皇室多重联姻的苏我氏，其后代皇室子女即位天皇的几率很高。事实也是如此，出自苏我氏的皇室后代，出了多位男性天皇和女帝，这又进一步巩固了苏我氏的政治地位。男性天皇先不讨论了，在这里说说女帝。我国古代只有武则天一位女皇帝，而日本古代曾有过多位女帝即位。
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天皇推古女帝，正是苏我稻目的女儿坚盐媛和钦明天皇的女儿——额田部皇女，也苏我马子的侄女，她是实实在在的苏我家系天皇。同时呢，她也是敏达天皇的皇后，而敏达天皇是钦明天皇与来自其他氏族的石姬的儿子。敏达和推古，实际上是同父异母的近缘关系，妥妥的近亲结婚啊。这种近亲结婚在日本古代皇室也不是孤例。可见，为了巩固政治地位，联姻是常见的手段。
推古女帝的即位，完全是借助了苏我氏的支持。首先，推古即位之前的崇峻天皇，就是被苏我马子暗杀身亡的。崇峻天皇是钦明天皇和苏我稻目的另一个女儿小姊君的儿子，也是苏我家系的天皇，可惜不但没得到苏我氏的支持，反而被自家亲戚暗杀了，这命运也是没法说啊。
崇峻天皇死后，要选继承人。可是钦明天皇的三个儿子敏达、用明、崇峻都即位过天皇并过世了，而几个孙辈“过于年轻”，不是适当人选。于是，推古就成了苏我马子中意的人选，被推上皇位，成为第一位女帝。
可想而知，在推古朝，暗杀了前代崇峻天皇、推选新皇帝推古上位的苏我马子，必定保持了强大的政治权力。反过来想，此时的苏我氏，权力也太大了点，能直接改变天皇人选。所谓盛极而衰，权力过大也为苏我氏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另外，关于钦明天皇的孙辈“过于年轻”，也有必要说明一下。从我国古代的经验来看，如果说皇位继承人太年轻，那可能是说小皇帝才几岁就登基。日本古代的“继承人太年轻”不是这个概念。当时日本天皇即位的适当年龄，是三十五岁到四十岁，而钦明天皇的三个孙辈都是二十岁左右，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太年轻”。钦明天皇即位的时候已经三十一岁了，而《日本书纪》记录还认为钦明尚处“幼年”，这都是依据三十五岁到四十岁的即位标准来判断的。
参与宫廷政变失败，导致苏我氏本宗灭亡和旁系改姓
苏我马子已经开始左右天皇任选了，到了苏我虾夷和苏我入鹿，其做法更加专横。《日本书纪》尤其突出了虾夷和入鹿专横行为的记录。据记载，苏我虾夷私自把大臣位授予了儿子入鹿。按道理，大臣应当由天皇任命的。虾夷这种做法，很明显是僭越了权力，没把天皇放在眼里。入鹿就更狂妄了，《日本书纪》中写道，“（入鹿）失君臣长幼之序，携窥觎社稷之权”。他曾直接参与宫廷政变想要另立天皇，最终在“乙巳之变”中被杀，而后虾夷自尽，最终苏我氏本宗灭亡。
苏我氏本宗灭亡之后，苏我氏的旁系——虾夷的胞弟雄当的后代苏我连子、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继续在当时的朝廷中活跃了一段时间。尤其是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一系，继续与皇室联姻、保持家族的政治地位。可惜的是，在“壬申之乱”中，苏我氏再次站在了落败的一方，旁系再次衰亡，最终苏我氏的男系就只剩下连子的子孙了。
两次在宫廷政变中站在落败的一方，必定使得苏我氏在当时的声誉一落千丈。幸存的连子后代最终改姓了石川，继续活跃在政界，但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及苏我氏兴旺的时期。
苏我氏的兴起是源于跟皇室联姻，借助外戚的优势。出自苏我家系的多位天皇，也进一步巩固了苏我氏的政治地位。但是，当苏我氏掌握的权力过大的时候，他们变得专横狂妄，这样必然会引起天皇以及其他氏族的不满和反抗。他们依仗外戚的地位和实力，多次参与涉及天皇之争的政变之中，试图推举跟家族联系紧密的人选即位。如果成功，苏我氏自然权力稳固。一旦他们支持的人选落败，身为外戚的苏我氏也必然随之灭亡。可以说，苏我氏成也外戚败也外戚，这是他们必然的历史宿命。
2019.05.29雾凇
《苏我氏的兴亡》读后感(四)：【转】梁晓弈评《苏我氏的兴亡》︱一个历史从业者的追问与反思
原文地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90730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9年5月）
近日赋闲在家，得《苏我氏的兴亡》一书，简单翻阅一遍，想从翻译者、历史研究者以及历史文化普及者的三个不同角度，来对这本书做一个简单的评价。草草而就，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万请海涵。
翻译者所见
从翻译者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译者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以至于有一些翻译上的遗憾。
首先是一些字词错误，行文中的人名与史料我未作原典校勘，仅列举显而易见的错误，例如“内竖”误作“内坚”（39页），“弘仁五年”误作“引仁五年”（44页），“藤原镰足”误作“藤原谦足”（131页），等等；同样作为译者，我能够理解行文中出现笔误，数十万字著作中出现几处笔误，或许确实难以避免，然而这总归是暴露出译者对相关知识不够熟悉（当然也可能是五笔输入法的错……），略显遗憾。
接下来则是一些疑似是翻译者相关知识不足造成的误译，例如中译本提及山田寺佛头时，有“丈六佛像的佛头现在成为了兴福寺本尊（相传为兴福寺僧侣带回了山田寺的佛像）”之语（174页），这里提到的佛头指的就是著名的山田寺佛头，现在收藏于兴福寺珍宝馆，是白凤美术的代表作，前两年奈良国立博物馆举办建馆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特展“白凤”时，兴福寺曾将这一佛头短暂借出约一周左右；至于说山田寺佛头为何会入兴福寺，则是由于镰仓初年兴福寺被平重衡烧毁后重修时，兴福寺的僧侣们强取山田寺的佛像为东金堂本尊（需要注意的是，东金堂本尊也非兴福寺本尊），此后又经历过一次烧毁，最终只剩下佛头。此处我未见日文原文，不敢多加揣测，但是，佛头显然是不能单独作为佛像供奉的，而且现在山田寺佛头也并非兴福寺本尊，至少可以说，这一描述是不准确的。
另一处则有“在唐的影响下，律令统治的构想在天智朝成为可能（根据《近江令》中的观点，此时已经实现了令制支配）”之语（182页），此处我也不知原文如何，但是想来应当是“根据《近江令》存在的观点则此时已经实现了令制支配”之意。因为《近江令》虽然在名义上是日本最初的令条集，但是实际上除了名义上存在之外，目前完全没有其他《近江令》实际存在的证据，也无法想象其状态。由此来说，我们既然无法得知《近江令》中的只言片语，那自然无从提及“根据《近江令》中的观点”云云，而这作为日本史的基础常识，很难想象原作者会犯下这样的错误，想来应该是译者翻译时的笔误。
此外，中译本提到，“苏我马子这个称呼中的‘子’字与孔子、孙子同为尊称，因此苏我马子的真正名称为‘马’，同时厩户皇子（圣德太子）的名字中有‘厩’字，厩户之女又名为‘马屋古女王’，他们名字中相通的‘马’字值得关注”（115页）。同样笔者由于未见原文，不能确定这里的翻译是否准确，但是在当时‘子’字确实出现在男性名中，例如众所周知的小野妹子等，“某某子”在当时并不是非常罕见的男性名，因此强调苏我马子的真名为“马”而子字是对他的尊称，总有些奇怪；此外关于“马子”之名，一说认为是以出生的干支年为名，由于苏我马子的具体生年没有其他任何记载，因此这暂时只能作为一说备考；但是考虑到有不少以干支入姓名之例，可以说这一观点仍然颇有吸引力。
历史研究者之所见
作为历史研究者，笔者想要反思的则是这本书里的一些观点。
首先，本书想要描绘的其实是从旧有的负名氏族往官僚氏族的转变过程，换言之，本书中存在着非常明确的从“传统氏族”（物部氏、大伴氏等）到“新兴氏族”（苏我氏）到“官僚氏族”（藤原氏）的历史进化论叙述，因此虽然本书以苏我氏为题，却在共计五章的结构之中，先用了一整章的篇幅在写什么是日本的氏族，再用一整章的篇幅在写藤原氏。然而本书对藤原氏的描述颇有一些问题，根本上来说，这里的问题是从后世视角来描述所谓的“官僚氏族藤原氏”的形成，因此颇有些出于全知视角的点评，例如所谓“藤原氏通过参与整理律令官僚制度，制定了最有利于氏族发展的荫位制度，将子孙后代延续贵族身份的目的成功编入律令机制使其制度化”云云，这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结果论。
基于这一观点，作者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叙述，其论据引用了野村忠夫关于官人出身法的研究。野村指出，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在叙位时，没有以藤原不比等之子的身份叙位，而是以藤原镰足之孙的身份使用荫孙条例，因为当时根据藤原不比等（时任大纳言，官阶为正三位）之子的身份计算，其嫡子荫位为从六位上；假如根据藤原镰足（死后获赠大织冠位，换算为官阶则为正一位）之孙的身份计算，其嫡孙荫位则是正六位上，庶孙荫位也是正六位下。换言之，对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而言，以藤原不比等之子的身份能够获得的荫位，不如以藤原镰足之孙的身份能够获得的荫位高，因此藤原四子均选择了以藤原镰足之孙身份获取荫位。
作者认为，藤原氏对荫位的运用非常“狡猾”，精打细算，利用官僚制度为自身谋求利益，并将其上升到苏我氏与藤原氏之间的区别，认为两者使用了不同的战略来维持氏族权势，将最终苏我氏退出历史舞台而藤原氏留存了下来的原因，归结于苏我氏未能形成关于律令制的统治构想。作者的这一解读，至少在笔者看来，是不符合历史学研究规范的。
探求一个制度的运作机制以及计算从中能够获得的最优解，可以说是制度研究的乐趣所在，而尤其需要注意回避的则是价值判断，作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可以讨论其合理性而不应轻易讨论其善恶，更不应该将其引申为故意、恶性地利用制度：追根究底，藤原四子在当时他们所处的条件下利用祖辈余荫获得更高的出身位阶，这一操作合情合理合法，毫无可指责之处，假如他们不这么做才显得奇怪。而历史上虽然不见时人对此的评价（藤氏家传中对此略有涉及，但这是藤原家自己编纂的家史，多少会有些美化），但是可以想见的是，这一行为不仅不会引来时人的指责，反而应当是值得赞誉的。作者将此解读为藤原氏利用律令官僚制度的规定维系自身氏族权益的行为，这并没有错误，但是此后的评价则多少有失历史学者的立场：笔者本科入学之后第一堂专业课上受到的教诲，就是历史研究者之所以区别于单纯的爱好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研究者应当优先做事实判断而尽量回避价值判断，而典型的价值判断包括善恶、是非、功过、成败、对错等等，而作者的这一评价正是典型的价值判断，并且还是基于后世结果对时人做出的价值判断。
这可以说只是本书的一个小问题，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则是本书试图描绘出一个从“传统氏族”（物部氏、大伴氏等）到“新兴氏族”（苏我氏）再到“官僚氏族”（藤原氏）的演进过程，进而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寻找日本古代国家发展过程的缩影。对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描述的尝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同样的，“官僚氏族藤原氏”这一定义本身是后发定义的，它作为一个描述性表述或许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就像此前关于藤原氏与荫位的例子一样，假如认为藤原氏利用官僚政治规则实现了氏族的存续，就是典型的逆转因果了；而在本书中，苏我氏其实更多时候是以藤原氏的对立面，或者说是“官僚贵族藤原氏”的前一发展形态出现的，因此文中多处在强调苏我氏与藤原氏的区别，以至于有些地方给人以用力过猛的感觉：藤原氏是适应了律令官僚体制的新氏族，因此苏我氏就是抱残守缺、与旧规则同归于尽的旧氏族；藤原氏以藤原镰足—藤原不比等的直系血缘维系，这是新型的氏族形态，那么苏我氏就是继承了大伴、物部等负名氏族的旧氏族形态，这一氏族形态不以血缘关系维系，而是以职业为氏族名，等等。
这里提到的负名氏与部民制，是律令制以前的日本的重要制度，在律令制下也保留了很多残余影响，对于理解日本史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然而作者为了强调苏我氏与藤原氏之间的区别，有过度强调部民制造成的非血缘氏族之嫌。诚然，苏我氏除了在中央执掌政权的那一支家系之外，在日本各地都分布有冠苏我或是苏我部之名的氏族存在，一见之下似乎确实“苏我”之名确实并非以血缘关系维持，这与藤原氏统一奉藤原镰足与藤原不比等这一系为直系先祖似有不同；然而实际执掌政权的苏我氏同样是毫无疑问的血缘氏族，他们与地方苏我氏之间或许确实没有血缘相连，可能更接近于本宗与徒附的关系，但是由此而否认苏我氏、进而否认发源于负名氏族的大伴、物部等氏族的血缘传承，就未免有过度解读之嫌了。
同样的，由于本书试图描绘的是“传统氏族苏我氏”的衰落与“官僚氏族藤原氏”兴起的过程，因此对苏我氏在奈良时代之后的发展近乎没有着墨，给读者一种苏我氏（或者是由苏我氏改姓的石川氏）在七世纪末就彻底被抹消的错觉。
然而，苏我氏虽然先在乙巳之变中被消灭了本家，此后在天智、天武朝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又先后有人受到打击，因此迅速从最大的几家贵族中滑落，不再有影响政局的实力；但其实苏我氏远没有完全消失，此后以中下层官僚、地方豪族等身份传承数百年之久，关于这部分内容，仓本一宏所著《苏我氏》（与这本《苏我氏的兴亡》大约同期出版）的描写较为详细，这本书暂时没有中译本，对此有兴趣且有日语阅读能力的读者不妨一读。
蘇我氏 : 古代豪族の興亡
历史文化普及者所见
从历史文化普及者的角度，笔者想要反思的则是本书是否实现了使用一般读者也能够简单理解的表述方式，以及本书想要传达的主题是否成功传递了出来。例如作者在前言与后记中反复提及过日本史中的姓与氏的区别，为何“藤原道长”是“ふじわらのみちなが”而“德川家康”则是“とくがわいえやす”，这个问题其实只要解释清楚日本史上的姓、氏与苗字之间的区别即可，然而行文中的解读我并不确定是否简单易懂到方便一般读者理解。
归根结底，这是一部由历史研究者所撰写的、面向一般爱好者的普及向著作，因此需要追求的除了历史事实与解读的准确性之外，还包括行文是否足以让缺乏专业知识的读者理解，这首先要求的是材料的取舍，更重要的则是行文主旨与叙述方式的选择。
正如前文反复提及的，本书虽然名为《苏我氏的兴亡》，但是想要描述的内容其实远不仅限于苏我这一氏族本身，而是以苏我为媒介试图描绘日本古代氏族、家族的变迁，进而追溯日本古代国家的演进历程，这一尝试本身值得高度评价，至于作者这一企图是否能够完美传递给一般读者，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笔者限于日本古代史研究者的这一身份，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或许反而更不客观，有待诸位读者自行阅读与体会。
总而言之，虽然全篇都在写这本书中存在的问题，这并不是在试图否定这本书的价值，只能算是笔者身为从业人员的反思；这本书作为最近几年新出版的普及性读物，基本实现了几十年来学界成果的汇总，例如小山田古坟的考古发掘等内容则更是撰述时最新（日文版出版于2015年末）的研究成果，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