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出版人》是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著作，精装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家和出版人》精选点评：
●行业中人能够读到实战经验，作家与出版人是如何交往、谈判，建立合作或者毁掉它，这是一切业务能力的基础。而行业以外的人还是能读出单纯、独立和改变的决心，那是这个围绕书形成的小型共同体根本上的动因。可能更容易被忽略的是，这也是一本扎实的文化史材料，因为作者内部、客观、冷静与系统化的研究和论述，而比其他自述性的文字更值得信任。
●应该是出版人必读书目吧，想起了之前那本《天才的编辑》~
●第一章很好。后面几张讲的是大作家和出版人的故事。对于读者、作家与编辑群体，都值得一读。
●想看罗伯特.瓦尔泽
●可以学到很深刻的东西，无论是身为编辑的技巧还是打交道的方式；但同时，每个作家得故事也都或多或少有着八卦，读得津津有味。温塞德也证实了职业和时代背景的密不可分。在上世纪末那样又好又坏的年代，作家和出版人的关系实在是令人艳羡。
●这本书很实在。 出版人身份与几位作家的出版史 出版人的多重身份——鉴赏者，经营者（又可以细分），私人朋友 正反馈与接受度是贯穿作家创作的重要要素
●就它对我在出版和文化方面的鞭策和启发和指引，给20个星都不够。
●对于在写作者的内心渴念和外在需求、在文学目标和经济目标之间徘徊的出版人来说，正因为他目睹了一位作家生活和创作方面所遭遇的巨大困难，无论是社交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所以在他眼中，作品都是带着光环的，作家也是别样的人。谁为了写下经历和体验，曾在一行空荡荡的白纸前枯坐过，谁都会懂得尊重创造性，懂得尊重那些对创造者提出的要求。
●作为书和影视剧的出版，似乎总比作为工作的出版要鼓舞人心。
●磨叽了很久，终于在回京高铁上看完了。很好看的一本书，我会重复看几遍，放在身边，尤其第一章和第五章，一个是出版人的视角，一个是作家的视角。罗伯特·瓦尔泽太打动我了，他是这部严肃的书里最飘逸的一笔。
《作家和出版人》读后感(一)：我想做有影响力的书
通过索马里知道了这本书，她早在6月份就在豆瓣短评里面写“ 就它对我在出版和文化方面的鞭策和启发和指引，给20个星都不够”，那时候立刻想买来看，但是一直没有正式出出来，后来大概10月底11月份才买到这本书。看之前没有大的期待，因为之前读过出版人书系的几部书，感觉不是特别好，时代、地域的遥远加上对文化背景尤其对作家的不熟悉，导致大多数时候我只能把他们当成故事读物看待（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系列我很喜欢）。
这部《作家和出版人》和出版人书系的其他书不太一样。作者西格弗里德·温塞德是德国重要的出版人，有非常丰富的出版经验，但是他写的东西没有拘泥于某个事件、怎样招揽和发掘某个作者或者长篇累牍介绍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而是用审视的目光自觉地、严肃地观察作家和出版人之间的关系。这本书里最重要的第一章“文学出版人的职责”就彻底将它和同类书籍划开了——温塞德详细阐述了他坚信的种种文学出版人的使命所在。
整个第一章看多少遍都不为过，尤其对我这种学出版的学生来说更像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那种“事情本该如此”的温和坚定的话语方式（感谢译者卢盛舟，我非常喜欢这部的翻译），和相当踏实的理想主义，都是我想深深记住的东西。第一章有好多金句，贴多少在墙上、日记里都不为过（详情看索马里的读书笔记）。
后面四章讲到四位我完全不熟悉的作家和他们的出版人，基本上是四位作家作品出版史的简单总结，写作方式清楚明了，让人如沐春风。非常惭愧的是，我对甚至黑塞、里尔克的作品都不了解，所以看起来感觉吃力和不明晰，但是打算要读的人也不要因此感到灰心，因为作者的写作会让你没有逻辑障碍地读完，并且有力地诱使你去读这些不熟悉的作家和不熟悉的作品。
上周听黄荭老师和杨全强老师来班里做讲座，黄老师说现在就读和做，了解自己想做哪种类型的编辑，毕业的时候也会水到渠成。今天骑车回来的时候又想到她说的话，感到一点点的挫败和伤心，又感觉并不是不可以做到，所以回来写了这一点东西，让自己振奋一下。
《作家和出版人》读后感(二)：谁为了写下经历和体验，曾在空荡荡的白纸前枯坐过，谁就会懂
这本书对黑塞、布莱希特、里尔克和瓦尔泽的出版史与接受史进行的巨细靡遗的记录与铺陈，超出了我原本的想象——作为读者，我臣服于这里面真实的细节、完备的史料、作者（苏尔坎普前掌舵者温塞德）清晰的总结与引导，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文学出版的参与感和澎湃感。温塞德以典型的德国式的条理与逻辑，梳理出四位重要的德语作家的出版脉络，不是温情的渲染，也不纠缠于街知巷闻的八卦，而是在以生命为献祭的职业道路上所进行的凛然回望——在这四位作家的身上，“我”做对了什么，而又有哪些做得依然不够？ 书中印刻着这四位作家的重要出版年份，描摹了重要作品的出版信息（版次、封面、纸张、字体、色调、印数不一而足），记录了各自相异的读者反响和接受程度，交织其中的是苏尔坎普几代出版人的职业理念和信仰，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出版史”的小型样本已经可以成为对一个时代文学史的重要补充。 因为，文学得到了哪怕一点点的灌溉、传播、扩张、浸染、承启、上升…… 都必然得益于它恰当得宜的出版，义无反顾的出版，一意孤行的出版，甚至孤注一掷的出版。“多年来，布莱希特的作品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销量比在德国的还大，这也帮助苏尔坎普争取到了一些青年作家比如马克斯·弗理施。当黑塞的销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布莱希特和弗理施的作品崭露头角，这又让出版社可以考虑刚开始卖不出去的书，比如普鲁斯特和瓦尔特·本雅明，我们今天还敢说到瓦尔特·本雅明的影响。” 然而这位典型的德国人温塞德投身于文学出版行业之时，恰恰怀抱着“摒弃德国人特有的对极端和过激的偏爱”这一目标。“我想在我的工作中摒弃直接的意识形态，在想象和严肃的游戏中行事。我坚信，书籍，特别是有格调的书籍 …… 一直会占据一席之地。”在他所处的时代，文学面临着时代的限制，暴露在新的挑战和新的困境之中，但“文学出版人的任务虽然在诸多细处可能因为文学交往的流变而有所改变，本质上还是那个老课题：为作家时刻准备着，为他作品中的创意时刻准备着，并帮助他取得影响。” 这不啻为一个出版人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而我们必须也要注意到，青年温塞德如此热忱的职业信念，正是来自于黑塞作品的感召。文学首先在他的身上产生效用。 苏尔坎普出版社前后三代掌门人就像传统的手艺传承人一样，在彼得·苏尔坎普将出版社带上文学出版行业高峰并一手调教温塞德之前，其出版格调已经由初始出版人菲舍尔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基础。黑塞正是在菲舍尔的手上得到了最初的广泛的认可和接受。“出版社就是他的一段生命”，他为“出版人”这个称谓不断注入慷慨的理念、奉献的精神——“他的设想必须吻合作家的设想，而他的理念必须拓宽作家的理念。”紧随其后，最重要的，还是对以文学接受为底色的社会观念的培育——“让公众接受其所不欲的价值，是一位出版人最重要，也是最美好的使命”，这是一种教育信条。 令人意外的是，这最重要的出版人天职的传承、章程的完善，却是由作家黑塞来完成。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乱，黑塞与苏尔坎普出版社从未失散，但却伴随着三位出版人的生命交替：从最初的发掘者菲舍尔、灵魂人物苏尔坎普到黑塞亲自引荐的温塞德。1959年苏尔坎普去世后，黑塞亲笔书信一封，向温塞德传达何谓“出版人”：“人们说，出版人必须跟着潮流走，但他不能光简单接受潮流，当它有失体面时，要能对其进行反抗。一位优秀出版人的职能，或者说他职业上的一呼一吸在于：适应潮流，批判潮流。” 因此我更愿意视其为一本定义、阐释、示例出版人职业精神和实务的“工具书”： ——“文学出版社也靠林林总总的读者接受潮生存。” ——“本世纪德语文学的两位巨擘——里尔克和卡夫卡——都无法靠他们的稿酬为生，这值得我们深思。” ——“作家的首要意愿便是出版作品，这点绝对排在考量出版社和酬金之前。” ——“谁为了写下经历和体验，曾在一张空荡荡的白纸前枯坐过，谁就会懂得尊重创造性，懂得尊重那些对创造者提出的要求。” 当下，对于处在出版行业中的人来说，技能可以锤炼，而热情却无从习得——因此我们需要更为主动地去贴近这样一个主观动能的场域，将自己抛入出版与文学群星璀璨的时代，接受其精神的塑造、道路的引导。书中界定一位出版人可以获得的影响力时，如此说道，“出版人应在作家尚未动笔之前赋予作品一种现实唯独和精神标签，让作家感受到其创作的意义和大众对其创作的期望”，如若没有这样的应许，作品可能根本无法诞生——在艰难时世之中行走，被“潮流”拨弄，任“原则”摇摆，我们可能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本可以点燃心中微光、索取一些能量的温暖之书。
《作家和出版人》读后感(三)：We do not publish books, we publish authors
0 Summary
在《作家和出版人》中，温塞德通过考察 黑塞、布莱希特、里尔克、瓦尔泽等德国作家的写作史和出版史，生动阐述了作家和出版人的默契、合作、冲突与误解，进而探讨了出版人与生俱来的“角色冲突”，阐释了文学对时代的意义何为，文学出版人的职责何为。 温塞德坚信出版肩负的教育和变革的任务，出版人必须摈弃对极端与过度的偏爱，在想象和严肃的游戏中行事。出版人既顺应潮流，又批判潮流，服务于“神圣的商品”（布莱希特语）——书籍。出版人的工作本质可以概括为：为作品时刻准备着，为作家时刻准备着，为他作品中的创意时刻准备着，并帮助他取得影响。
简介来自豆瓣啊哈哈哈哈，偷懒直接摘。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 GmbH und Co. KG）凭借文学和社科两大出版重点，几乎占据德国图书出版业半壁江山。而该书作者温塞德是苏尔坎普出版社创始人苏尔坎普的得意门生，在其去世后出任社长直至去世。
1 出版人的职责
想起一个出版人的自我调侃，“选择毕业进入出版业的年轻人，证明他/她已经没有什么想法去撬开中产阶级的大门。” 我想选择这个行业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文学梦，想“出版令人不安而使人强大的文学”，可即便如此，也应该谨慎出版社也是销售行业，社会市场运作所能遇到的可能角色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理想的，不能太理想。
书籍作为商品，出版人作为企业的成员，他将思想和买卖捆绑在一起，才能使得作家和出版商得以生存，而企业皆以营利为目的，出版人需要承担经济责任他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具有一定的思想责任，但同时由于书籍的被审查和查禁，出版商在这个环节中又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总有作家说这个世界快死了，我想他们说的是文学死了，毕竟卡夫卡也未能幸免地对社会异化强权妥协了。
如何能够在两个角色之间平衡
出版人的角色冲突是存在的，但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出版进步书籍之间并不抵触，只有自身经营基础稳定，方能有机地改变社会。出版人的工作是通过出版令人不安而使人强大的文学来进行社会变革
患疾之书
由于经济目标，出版人沦为销售额的奴隶，出版软弱或不合时宜的书。信息时代的到来，并不会真的消灭书，但由于各个领域成本的上升，出版社越发如履薄冰，部分大型出版社不再局限于卖书，还有了其他的娱乐方式，例如电影，唱片等。想到朋友问我电子书的到来是不是挤兑了纸质书的销售，我在大方的podcast里听到的回答是：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传播思想，电子书和纸质书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同样的，我觉得在国内版权问题不是很明朗的市场环境的，出版社不能纯靠出书来维持经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理想国做得很好。
2 赫尔曼·黑塞
说到出版社的创立，不得不提黑塞。
二战纳粹统治下的德国，苏尔坎普不得不避开盖世太保的耳目撰写文学报道，由于纳粹当局拒绝出版《玻璃球游戏》，苏尔坎普只好将稿件退还给黑塞，该书只能在1943年苏黎世出版，当时费舍尔出版社已经无法正常支付稿酬给黑塞。而后，苏尔坎普在黑塞的鼓励下，离开了菲舍尔出版社自立门户。苏尔坎普的出版重点在于德国文学，前期，赫尔曼·黑塞、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等是它创业初期最重要的作家。更可以说，是“黑塞热”得以建设苏尔坎普出版社。
3 莱纳·玛利亚·里尔克
里尔克戏称自己的一生可以按照他的出版人划分为：
雌猫时代（斯特拉斯堡的出版人卡腾迪特）容克时代岛屿时代，岛屿出版社的两个创始人施罗德和海默尔，两人既是出版人又是诗人，他们对文学的激情更是激发了出版人的文学想象，但不幸的是虽然有识别作者水平的能力，却不擅长于和作家打交道保持长久关系。海默尔虽给作家很高的稿酬，在对外销售广告工作上却没有跟上，以至于作家们纷纷离去，出版社的经营状况也江河日下。
《作家和出版人》读后感(四)：『澎湃·文化课』《作家与出版人》：苏尔坎普出版社与战后德国人精神生活史
文=卢盛舟 （译者）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57119
2018-11-22 09:19 来源：澎湃新闻
在德国知识界，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这家成立于1950年的出版机构，深刻影响了二战后联邦德国的精神生活。它拥有两大出版重心，一是二十世纪现当代文学，黑塞、布莱希特、弗里施、策兰、托马斯·伯恩哈德、恩岑思贝格、马丁·瓦尔泽等一众作家，都是其旗下的签约作家，几乎占据了德国二战后经典作家群的半壁江山；二是人文社科理论，以苏尔坎普版本丛书（editon suhrkamp）和苏尔坎普学术袖珍丛书（suhrkamp wissenschaft taschenbuch）为主要出版系列，囊括了如本雅明、阿多诺、褔柯、德里达、哈贝马斯、卢曼等高山仰止的思想家著作，这种理论高度也是苏尔坎普能从德国众多中小型人文出版社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而这座文学和思想大厦的设计者，正是西格弗里德·温塞德（Siegfried Unseld）。“如果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诗人，那么温塞德就是最伟大的出版家。”伯恩哈德是这么说的。
温塞德身材魁梧得如同一位拳击运动员，二战时在海军服役，曾凭借自己过人的游泳能力逃过俄军的追捕，战后在图宾根大学修习日耳曼文学、哲学和汉学，1952年进入苏尔坎普出版社担任编辑。1959年，彼得·苏尔坎普去世，温塞德作为他的“得意门生”，接管出版社，出任社长，直到2002年去世，他兢兢业业地扮演着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家父角色。在他的管理下，苏尔坎普在文学和学术出版这两块阵地获得了崇高声誉与威望，所以也有人说，德国文化界常提起的“苏尔坎普文化”，其实就是“温塞德文化”。
西格弗里德·温塞德生前在其位于法兰克福市中心的寓所
《作家与出版人》一书，收录了温塞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撰写的五篇学术报告。彼时正值温塞德的事业高峰，也恰逢苏尔坎普出版社的鼎盛期。温塞德的行文带有德国人特有的谨严乃至学究气，但谈起业内的掌故秘辛时，又不失幽默。在开篇《文学出版人的任务》一文中，他陈述了自己的出版理念，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面对文学出版人恒常的“角色冲突”，即艺术与商业的冲突时，人们应当追求一种“折中式的激进”。在他看来，商业化的经营方式和追求进步并不抵牾，出版社如能通过出版进步理论的书籍来反思自身的基础，通过影响个体以寻求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这比全盘否定既有的社会经济制度要合理。不难看出，这是对当时“六八运动”的侧面回应。作为歌德的崇拜者（温塞德还写过《歌德和他的出版商》《歌德与银杏树》等书），他的这一出版观透着歌德“合乎时势的改良”观念，虽然歌德曾扬言，要给出版商单独造一间地狱。此外，温塞德还透露了他在出版计划上的秘方：要将青年作家和年长的作家混搭在一起，要将跟随政治需求和跟随内心意志的作家调和在一块，这样可以保证出版社发展的连续性，因为有的时代，作家肩负着政治介入的责任，有的时代，作家必须踏上通往内心的道路。
在接下来的四篇报告中，温塞德依次论述了黑塞、布莱希特、里尔克和罗伯特·瓦尔泽与出版人的关系。将这四位作家放置在一块，其实就是一种混搭：黑塞、里尔克和瓦尔泽注重内心生活，布莱希特则更关注社会现实及其变革。而且，熟悉苏尔坎普出版社历史的读者不难看出，温塞德的四篇案例也是按时间排序的：黑塞和布莱希特二人是苏尔坎普始创期的重要支柱，为出版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里尔克的诗作是1963年苏尔坎普出版社收购岛屿出版社后接手过来的任务，而罗伯特·瓦尔泽的作品则是1970年代以来苏尔坎普的重要出版项目。
黑塞之于苏尔坎普出版社，远超越了一位单纯的签约作家。黑塞原是菲舍尔出版社旗下的作家，苏尔坎普于1933年进入菲舍尔出版社高层，由于菲舍尔的被迫流亡，他接管了出版社，并负责黑塞晚年大作《玻璃球游戏》的出版。为了出版这部作品，苏尔坎普不懈地与纳粹当局交涉、抗争，甚至因此被捕，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正是这种具有高度献身精神的职业操守，赢得了黑塞的信任和感激。战争结束后，当苏尔坎普和菲舍尔家族在出版理念上发生分歧时，正是黑塞鼓励苏尔坎普独立成社，并为其联系到了来自瑞士的资金。从某种意义上说，黑塞堪称苏尔坎普出版社的精神奠基人，苏尔坎普出版社也像黑塞《玻璃球游戏》里的卡斯塔利亚一样，是摆脱浅薄的知识和平庸的文化、追求科学与艺术的庄严机构。
同样，黑塞之于温塞德，也不仅是他的巴符州同乡、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和工作伙伴，更是导师。进入出版社后，温塞德负责黑塞作品的编辑出版工作，黑塞也对其后能接管出版社多有助益。彼得·苏尔坎普去世后，黑塞致信温塞德，告诉他：“一位优秀的出版人的职能，或者说他职业上的一呼一吸在于：适应潮流，批判潮流。”这段年纪相差近半个世纪的忘年知交，也直接影响到后来温塞德在出版事业上的最高诫命：忠于作家。对于黑塞，即便是其多虑，也要重视，但作为出版人，温塞德也自有他的坚守，温塞德在书中记录了他如何在篇目、字体和版本的选择上对黑塞谨慎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和黑塞之间的关系，正是一则作家与出版社互相影响的经典案例。
温塞德指出，出版人和作家的私人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也体现在苏尔坎普和布莱希特的关系上。1933年国会纵火案后，布莱希特不是从别地，正是从苏尔坎普家中启程赶往火车站，开始了他后长达十余年的流亡生涯。流亡期间，苏尔坎普对布莱希特多有帮助，所以，战争结束后，布莱希特第一时间与苏尔坎普取得联系，1950年，布莱希特坚定地向苏尔坎普表示，“无论如何，我都愿意留在您领导下的出版社”。出版布莱希特作品的最大难处在于其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它们统统需要修改”，布莱希特把自己的作品全集命名为《尝试集》，这并非出于自谦，而是一种审美宣言，宣告作品应具有恒常的开放性，所以，即便是已付印出版的戏剧和诗歌，他也还会经年累月地修改，这恰恰给最终目标并非出版个别书籍、而是呈现作者整体创作风貌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带来了无数甜蜜的苦恼，温塞德在书中也做了相关有趣的记录。
如果说，黑塞和布莱希特是温塞德从苏尔坎普那里继承的遗产，那么里尔克和瓦尔泽则是温塞德自己的选择。这两位今天看来无可置疑的经典作家，在当年，一个面临接受和研究趋势的下滑，一个则亟待被重现发掘。1972年11月24日《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今天的辩论中，为了不陷入老派和保守之名，里尔克属于人们小心翼翼要避免提到的名字。”书中，温塞德谈到了如何与里尔克后人进行版权上的交涉，希望通过单行本、平装本和选集等多样化的出版形式，提振公众对里尔克作品的接受。为适当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温塞德还特意引用了《杜伊诺哀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中的诗句，来证明里尔克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一位关心变革的作家。
与里尔克相比，罗伯特·瓦尔泽当时尚不为人知，因此温塞德花了更多的笔墨描述了作家生平。瓦尔泽的一生都在面对失败，作品的失败，出版的失败，人际关系的失败，“失败是一条邪恶而危险的毒蛇”，在世时的失败似乎也是许多德语作家的共性。瓦尔泽的身后名要归功于温塞德的眼光与努力，1966-1975年，苏尔坎普出版社出齐二十卷本的《瓦尔泽全集》，1978年发行了全集的平装版，1985-2000年出版了六卷本《来自铅笔领域》，收录了瓦尔泽用铅笔写的微型手书。1927年起，瓦尔泽的手书变成了只有两毫米左右的铅笔连体字，肉眼无法辨认，只有放到显微镜下才能识别，《来自铅笔领域》使得普通读者也能欣赏到瓦尔泽留下的这些珍贵遗稿。
《作家与出版人》的献词是“献给约阿希姆”，此人正是温塞德的儿子，当年出版社的接班人，但由于温塞德后来再婚，父子关系大不如前，并最终导致了约阿希姆出走苏尔坎普，令人唏嘘。如今的苏尔坎普，可以说是进入了“后温塞德时代”，在经历了股东矛盾和资产重组后，办公驻地也从法兰克福迁至了柏林。当年的新人（如马丁·瓦尔泽、彼得·汉特克）已是出版社的元老级人物，一批德国当代作家（如2015年毕希纳奖获奖者赖纳德·葛茨、2016年毕希纳奖获奖者马赛·拜耶尔、凭借小说《夷蛮的上帝》入围2018年德语图书奖短名单的德国作家施益坚）也在不断成熟，温塞德不追求高利率的严肃出版遗志，不知能否得到延续，在我们拭目以待之际，不妨读读苏尔坎普老社长的家父之言。
《作家和出版人》读后感(五)：“必须给他们（出版人）单独造一间地狱”
文=索马里
3月28日的BBC Four播客Books and Authors里面，三位嘉宾就声讨卡佛的编辑戈登·利什（Gordon Lish）对卡佛原文的编辑（有义愤填膺者称为“重写”）。但三位明显都是对利什心服口服——“如果这句话有15个单词，删到5个；如果一个句子有25个的单词，删到15个。”利什几乎没有还价余地的命令，才有了卡佛的叙述中那惊人到过分的简洁（economy）。但作者和出版人的尖锐矛盾几乎就浓缩在这句命令里了。
刚好手头在编辑苏尔坎普（Suhrkamp）老社长西格弗里德·温塞德(Siegfried Unseld）生前写的《作家和出版人》（Der Autor und sein Verleger）。为了对照阅读，索性重温了岩波书店的大冢信一写的《我与岩波书店》，赫然翻到大冢的同事U对他说的一段话：“所谓的编辑，都是失败者吧。因为，那是无法成为作家的人无可奈何从事的工作。”
虽然U后来编辑了阿部善雄的《最后的“日本人”》，并朦胧知道编辑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但做出版的人难免会为了这样的论断而脊背发凉。被乔治·斯坦纳盛赞开创了“苏尔坎普文化”的温塞德，在《作家和出版人》就直接引用了歌德那句家喻户晓的指控：“所有的书商都是魔鬼，必须给他们单独造一间地狱。”
《作家和出版人》德语版
《作家和出版人》一书里，还有更尖锐的职责，比如罗伯特·瓦尔泽就将书商的游说，视为“诱惑性的搬弄是非”——远不止于此，这个后来被出版界辜负、渐至走火入魔的瑞士作家，指责出版人们“几乎是传染性的不可靠”，是些“流氓式的小说编辑”，“懒鬼”，在对待一个维也纳的出版人时，更是扬言“要是出版人把作家当无赖看待，那我们对待他就要像对待一头生疥癣的猪一般。”
温塞德博士凭借其博学和德国头牌出版人的世故和冷静，将黑塞、布莱希特、里尔克和瓦尔泽等德语经典作家和出版人的恩恩怨怨娓娓道来，节制、中立又不乏个人化的判断。出版人的立场并没有让他高高在上或者妄自菲薄。在他看来，出版人“是为了活在一群富有天赋和创见的人周围而生的”，“想要生产却没有直接塑造自我意愿的器官”，他们必须“摈弃对极端与过度的偏爱”，“在想象和严肃的游戏中行事。”这种谦卑和准确的清醒，在他身后的出版界，也毫不过时。
塞德还写过《歌德及其出版人》，从一个冷门却独特的路径考察歌德作品的“发生史”。但在《作家和出版人》一书中，歌德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有两个冷峻、残酷的背影：一个是他建造“出版人专属地狱”的诅咒，还有一处是基彭贝格掌管岛屿出版社（后被苏尔坎普收购）时，到后期对里尔克的作品逐渐没有了耐心，温塞德不温不火地总结了一句：“基彭贝格想建造一个歌德帝国。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把最好的领航员请上了船，他建议我们，该把什么东西扔下船。’”
出版人和作者交好或者交恶，难免是情理之中。不停地要有人被扔下船，一家出版社也要有自己的领航员和能终身服役的海员。温塞德对此是很清醒的——比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形容的出版人“一只眼睛盯着作者，一只眼睛盯着读者，还有另一只手要盯着钱包”要来得深刻许多。在此可以摘录他在这本书的一开始，阐明的“出版人的任务是什么”——
一家文学出版社不靠单单一本书，更不靠畅销书；今日的畅销书单往往是明日的墓碑碑文。一家文学出版社的计划以及它的规模随着作家内心的日历生长。当然，出版计划的正确杂糅也很重要。这是出版人最古早的秘密，它在于把青年作家和老作家混搭在一起，把畅销的和笃定没有销路的书混搭在一起，把满足当下政治需求的作家和那些只跟随内心意志（“别跟我谈政治”）的作家混搭在一起；乐意成天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作家要和毕生拒绝抛头露面的作家相配；事前就会提出最高的、有时甚至是荒唐的酬劳的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在他的剧作《惯性势力》中写道：“当事情跟钱发生关系时，连天才都会发疯”）要和克制物质需求的作家相配——这种杂糅不是开杂货铺，而是把不相连的各部分组合到一块，把几乎不相容的部分组成一个整体，一种纲领，一个总和：这就是出版人的任务。
温塞德在法兰克福的寓所 （2016年10月的一个夜晚 我因为参加Elena Ferrante德文版出版的庆祝酒会，出现在这间客厅里。一辈子难忘的回忆。）
那个可以提出“最荒唐的酬劳”的伯恩哈德，既奠定了温塞德作为出版人的顶级声望，但同时也以其任性、无法遏制的正义感（和同属苏尔坎普旗下的彼得·汉德克就一直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和伯恩哈德互相不对付，温塞德也奇迹般地将这“几乎不相容的部分组成了一个整体”。还是用斯坦纳的形容，“它决定了德国文化与知识最先进的层面，哪怕其中的知识来自纳粹企图毁灭的犹太人，它们都一视同仁地放在了书架上，象征了这个时代最进步的声音。”
后来，我在别处读到了伯恩哈德和温塞德的漫长合作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几乎是同时地捧腹大笑和热泪盈眶——
伯恩哈德曾写信给他好脾气的出版人（抱怨）：“很多次，一个人突然悬空漂浮在一个致命的深渊上空，被数不清的人围观，那些人不停地鼓掌，他们（心怀二心的）的赞扬几乎能把人耳朵震聋，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人要坠落的时候——不夸张地说是最后的时刻——为他拉起一张网，而不至于让他无可挽回地变成人群中的一个喜剧的，同时也是可悲且必定荒谬的一具尸体。”
而在数月前，即1965年12月，温塞德曾经向伯恩哈德提供了一张3000马克的支票，伯恩哈明确地表达过——“那3000马克为我支了一张网。”
但两人那种近乎高贵的合作，完全没法阻挡伯恩哈德的喜怒无常。尤其当苏尔坎普出版社旗下的作家名单日益庞大且权威之后，伯恩哈德一直心心念念要“独立”，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和别人放在一块，甚至借小说人物的话愤然表态，“要终审摆脱这些合同和书面的协约”。1971年9月的一天，伯恩哈德出现在温塞德的办公室里，直接从他的出版人手里夺回了他前一天签署好的一份合同（关于小说《改正错误》，1975）。温塞德对这场风波的记录也仅限于他在会议记录里的从草一笔，“这绝对是一个最糟糕的时刻。”虽然伯恩哈德经常要向温塞德（苏尔坎普）索要那张“安全网”，但作家本人却害怕身陷这张大网里，并不定期地想要逃离。
温塞德对出版社要传达的价值也同样清晰不过：“让公众接受其所不欲的价值”,作为肩负社会责任的出版人，“想象（力）必须与作家相符，而他的理念必须拓宽作家的理念”，从出版人对黑塞的“礼让”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时而并肩时而超越的合作关系。
1925年，黑塞的《疗养者》作为菲舍尔出版社（苏尔坎普的前身）的黑塞全集的的第一本出版，从那时候起，黑塞的每本新书都以他的朋友E.R.魏斯设计的统一装帧出版——“统一的纸张大小，浅蓝色的亚麻布封面，带金字的黑色书脊，封面上有E.R.魏斯设计的代表赫尔曼·黑塞的首字母绣，书中的字体统一为哥特式。这份合同签署于1924年10月25日，版税为零售价的18%，外加一年1500马克的津贴。此装帧设计的有效期为三十五年。”
35年——这在任何国家的出版史上都是少见的。后来，当苏尔坎普和温塞德试图说服黑塞，说现在的德国中学生已经看不懂哥特字体了，他这样会失去自己最重要的读者群。但黑塞还是写到，他是多么难以接受把书中的字体调改为圆体。出版社只能以渐进的方式，逐渐将黑塞作品的字体变成圆体字。直到黑塞去世前不久，他才真的接受了这个改变。
同样也是黑塞，他终身对《作家和出版人》中最潦倒的罗伯特·瓦尔泽提携有加，在瓦尔泽的作品被德国和瑞士的大众冷淡对待时，黑塞几乎会为瓦尔泽所有的重要作品撰写积极的评论。当我们也在《作家和出版人》一书中，读到了作家之间所可能产生的终极的矛盾。在被送去精神病院之前，潦倒半生的瓦尔泽如突然转而攻击对自己有恩的黑塞：
“一位成功的作家算不算凶手，他们把失败者提前送进坟墓。”
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对所有的出版人而言，也是一句棒喝。出版人是否有可能，和那些成功者一起，将失败者（未必是文学的失败者）提前送进了坟墓。出版人，是否有可能成为“进步”的反面，是否一起制造了数不清的罗伯特·瓦尔泽的死亡？
温塞德还提到列宁的哥哥在上绞架时会把海因里希·海涅的诗装进上衣口袋——这并非一笔闲笔。他还提到了苏尔坎普旗下另一位重量级作家布莱希特的一句话，“谁丧失了对文学的感觉，谁就迷失了。”
出版人如何不能迷失，如何坚持自己的方向，让那艘大船平稳前行？如果文学的目的是通过让人们不安而让变得更强大（里尔克语），那出版人的基本任务也是，保护这些代替其他人类思考、担负变革任务的人。
也因此，我们有必要看一下布莱希特在1945年10月，刚刚结束流亡的布莱希特给苏尔坎普本人写的一封信，这封信体现了一个出版人对作家最深的意义：
“您的信是我收到的来自德国的第一封信，您也是我在德国最后所见的那批人中的一位。帝国议会纵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我是从您家出发去火车站的。流亡期间，我没有忘记您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