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桐城》是一本由王铭铭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2.00元，页数：54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刺桐城》精选点评：
●美国亚马逊有售老师的此书的英文版 Empire and Local Worlds: A Chinese Model for Long-Term Historical Anthropology.相信读后，会有更多惊喜与感悟。有部分前辈提出，不理解副标题“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我今天在路上简单解释了“世界”的含义，说得再直白、再通俗点，就是当今米兰时装周的T台，就意味着那是世界的T台，而中古时期，尤其宋元时代，特别是有元一朝，泉州港的货仓就是世界的货仓，具体可以参看德国著名汉学家，奥地利萨尔堡大学教授Angela Schottenhammer的论文集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Maritime Quanzhou, 1000-1400.
●我低估了这书的信息量和枯燥程度
●評分給新版序。太零碎。
●满足半吊子地方史好奇心
●人类学视角，对于泉州的民间信仰剖析是亮点。
●理论的阐释略显牵强呆板，资料的运用上冗杂不堪。
●快速翻过，实在很难看得下去，可能是我的问题吧
●3.5星 信息量极大 但又繁琐冗长 提到官家在泉州设民间办事处收税 郑芝龙集团的势力 民间淫祀从被禁止到被提升地位被利用来统治愚民 施琅与亲家官礼之争的结怨……恰恰可以和《过台湾》合参
●结构松散，语义繁琐，时间跨度太大造成的处处点到即止。攀附西方历史进程，滥用人类学概念，历史叙述的部分沦于平庸，人类学的仪式研究却又流于表面，有点失望。
●作为去泉州之前的准备
《刺桐城》读后感(一)：不是书评，是感想
几年前的一次厦门自驾旅行为了躲避人流选择了泉州度过除夕夜，那次基本是没有做功课，对泉州的历史几乎无知，因为仓促所以只是除夕的下午走了走，路过人声鼎沸的关岳庙，已经关门的回教清净寺，在黄昏中惊叹于开元寺的建筑精美，穿过大街小巷，没有预定居然吃到了一顿大餐，可以说泉州给我留下了必须再去一次的理由。 因此看到读书推荐《刺桐城》这本书就没有犹豫买了。这次肺炎的缘故，在家百无聊赖读书自然成了最好的选择。 泉州自衣冠南渡而起，缘海外贸易而兴，因海禁而衰，文化多元时兴盛，正统理学统治时禁锢，商人时而为海商时而为倭寇，民间铺境文化与仪式至今依然盛行于闽粤。 我读社会历史学方面的书得少（或者说读书很少），第一次了解了一些衣冠南渡的细节，了解了南宋对泉州的影响，泉州是南宋世界第一大港，泉州在明以前文化多元民族混聚，泉州在明以后衰败的原因等等。 读后个人觉得:
1.古代中国重农抑商是只是衰败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重官抑商，因为农民从来没有得到过特别的政策倾斜，农民只是历朝历代的税源而已，商人的成功就像犹太人的成功成为眼红和掠夺的借口一样。
2.古代中国没有真正的海洋文化，即便是宋元也是边缘文化，到了明代既被理学取代，世界第一大港更像是唐长安城一样成了我们做梦回去的好时光，没有现实意义。
读完之后我觉得应该抓紧读完手头的长安城的书，毕竟在这个城市生活多年，我真的了解他吗？肯定不是！
《刺桐城》读后感(二)：一段被放大的多元经历，一个不曾生根的现代性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如果将“‘现代性’的文化”简单视作西方的话语霸权（P49），那么我们如何从自身（这个自身必然意味着“传统”）发展或者出提炼出一种与之对等（注意是对等而不是降维）的话语体系呢？王先生似乎认为宋元时代的泉州因为发达的海上贸易，成为了船舶与商贾的辐辏之地，呈现出（文化、宗教、族属的）多元的古代大都市面貌，便具备了某些现代文明的萌芽。如果我的理解不错，这种现代文明未免也太廉价了，按照这个标准，古代和中世纪的东地中海世界，能够达到这个门槛的城市不一而足，转身向中国古代历史中去寻求“现代性”，恐怕只能是缘木求鱼。历史吊诡的地方在于，一方面王先生称颂宋元的开放主义，另一方面他把明清意识形态内部转向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心性之学成为正统纲领，而心性之学不正是发轫于给泉州开启黄金时代的南宋吗？海外汉学有人推崇南宋的繁荣与开放，甚至多有拿南宋对比文艺复兴，但宋的富足（Song’saffluence）仅仅是经济层面，无任何能够带来智识上的启蒙（enlightenment）的迹象。讽刺的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士人最接近思想启蒙的一次，发生在明清易代的亡国与亡天下之思辨。还是回到最开始问题，如果现代化还有another way，在消化（注意是消化而不是消解）了西方的现代文明后，如何从我们的历史中发展出一套替代性话语（或者说理论，当然不能是新儒家这种怪胎）？特别是王先生也指出，直到19世纪末，在西方世界的全面冲击下，中国的知识阶层才开始“大量涌现谈论自己文化的潮流……通过类似于欧洲的想象来营造民族的历史认同……”，于是“中国的文化论述属于文化接触的被动产物”（P52），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方话语无处不在的投影下，反身求诸古，以此来构建另一种话语真的可能或可行吗？
以下是一位朋友的话
“我去泉州回来，私以为所谓泉州的多元多多少少是后人受multiculturalism的影响比附并夸大了。 泉州的多元实际留存下来的，只是一种器物层面的多源交融。真正的民间文化还是它本地一直传承的东西，外来影响的痕迹并不明显。 真正文化生活层面上的多元，顶多算多元共存，相互之间没太多渗透（或者说主流渗透到minority的有，反向的不多，比如泉州回民的春联，家谱，甚至墓碑上学汉人比附标注衍派） ， 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里提的这种多元，私以为才是真正的对于当代有深刻意义的本质上的多元，然而刺桐城未必能提供这方面的经验 。 ”
《刺桐城》读后感(三)：范式陈旧，部分章节有点意思
虽然是今年新印的书，但内容其实还是99年的旧版。行文充满了世纪之交令人生厌的社科腔，经常大段大段的直接插入、套用国外的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理论，读得人一脸懵逼，非常出戏。作者还喜欢在正文里大量罗列毫无必要的资料。
作者对泉州历史有四阶段论的划分：①3世纪到10世纪，北方移民南迁，区域社会经济网络形成，镇守之城建立；②10世纪到14世纪初期，在若干条件下，海外贸易高度发达，政治经济中心得以建立，文化多元局面形成；③14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港市式微，正统观念形态(官方化理学)和教化空间得以扩张，本土主义压抑文化多元，朝贡替代贸易；④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叶，海外帝国主义势力勃发，侵入中国。作为传统城市的泉州被通商口岸边缘化，复振运动出现，新兴民族国家意象与体制建立，内部政治、军事权力分化成为现实，一体化成为理想。现代性观念形态蔓延，“新文化”出现，“旧文化”遭受压抑和打击。
这本书的重点在③、④两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的解释很难让人信服，作者将明清视作某种程度上的“绝对主义国家”，并将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作为泉州衰落的主要原因。对于具有悠久皇权历史的古代中国而言，绝对主义的因素不是到明清才出现的。泉州在明清的衰落有很深的政治经济背景，需要联系整个时代做总体分析，不是一个“绝对主义国家”能够解释的。
第7、9、11章写得较好。第7章讲到了泉州的民间械斗问题，很有意思，但并没有讲透。对铺境宫庙和祀神的梳理很好。我一直记得泉州民间有供奉南宋最末两位小皇帝的习俗，终于在第7章找到，叫做“日月太保”。第9章讲得普渡仪式值得一读。
第11章对华侨在闽南近代政治中参与的分析很有启发性。“19世纪末，华侨这类独特的社会群体，强烈感受到中外力量双重制约带来的负担，在海外，他们无以成为侨居地的主体族群，在海内，他们一样被排斥在与帝制结合紧密的身份等级体制之外。介入侨乡的社会公益事业、结交士绅官吏、获得封号和官衔，使他们通过“荣归故里”，而在克服其在南洋社会中的边缘感之同时，改变其在海内的“弃民”身份。由于“富而优则官”的思想产生于华侨的这一双重社会心理危机，因此，它也易于演变为一种激进化的诉求。在汉人中，华侨较早意识到，只有对清政府的内部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外部压迫进行“双重否弃”，才能够创造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因而，在辛亥革命的整个筹备过程中，华侨及其社团起着关键作用如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活动家萧楚女所说:“华侨亲受弱小民族压迫之痛苦，所以他们需要总理的‘民族主义’;他们在海外备受欺凌，国家丝毫不能保护他们，且亦丝毫不注意他们，这使得他们更需要总理的民权主义，他们只有同国内各阶级协同一致，夺取政权，然后才能使他们得到他们所要的保障。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不但身受弱小民族的痛苦，而且亦亲领资本阶级剥削的味道，他们当然感着工农在世界上应该有一个平等自由的相当生活。这便是他们尤其需要总理的‘民生主义’。”
另外，本书的副标题“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起得实在是太浮夸了，其内容实在是连副标题的一半都撑不起来。总之，如果你希望通过此书了解泉州的历史文化，我劝你还是算了。
由于中山图书馆APP的推荐，得知王铭铭教授此书，因本人长期关注口岸史研究，立刻借来拜读。读此书之前期望是很高的，一方面王铭铭教授是我国知名人类学家，学通中西，成果斐然，所著多有新论，另一方面此书为三联书店“当代学术”第一辑系列图书之一，与之并列的李泽厚、陈来、阎步克、王汎森、茅海建等学者都可谓是学术大家，想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读了几章之后，觉得还是与自己期待有差距，虽说学有专门，史学与人类学还是路径不同，但学术成果是否创新，论证逻辑是否严密，故事叙述是否通畅等标准，也不会相差太远。
关于作者提出的“综合方志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以塑造区位生命史的企图”，的确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创见。传统的区域史研究，往往受资料的局限，造成深度和广度都不足，尤其是方志学今天日益官学化的情况下，引入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方法，强调实际调研和考察，补原有方志之不足，利用多重证据互证，试图重构人们对地区的认识。全书从空间变化引入民俗学资料，再结合历史变迁，构思宏大，立论新颖，尤其是突出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这也是人类学者之所长。
问题在于，新范式的建立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起高楼必须打好基础，宏大的立论同样如此，只有先将基础研究做扎实了，才能将理论立下来，虽然全书已经引用了很多现今的学术研究成果。但作为一部学术作品，只是形式上试图建立一种新架构，但整体而言给读者的感觉是散乱无章的，各部分之间并无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支持，严格说就是作为一部编著，也是不太合格的。作者很容易就陷入了以新创词语替换一些原有概念，导致很多叙述模糊不清，这又更加削弱本书对泉州历史和文化的解读。作者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于是提出了这是对绝对主义“条理状”的批评性研究，带有警惕性地“诉诸带有线性时间内涵的概念”等试图自圆其说的说法。虽然，我们可以对线性的历史化叙事持各种意见，但个别章节只是大段引用原始资料，难道就能够对这种线性叙事进行有效批判，又或者仅仅是因为作者功力不足，无法给以可接受的解释，这就值得存疑。
也许是因为作者本身对构建区位生命史理论不太完善，从本书中看到的泉州历史的碎片化的，也是缺乏解释的。很多对地方历史文化现象的解释，看到不少是以往学者的解释，却缺少了现当代研究的成果，虽然那些都是些中外学术大家，但作者明显对于泉州本地史的研究脉络没有搞清楚。
就拿泉州在宋代崛起这段历史来说，作者并没有认真对待。泉州能赶超广州，在制度和文化上都有原因。但文化交融到底是不是宋元泉州大发展的主要原因，作者为了服务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没有细说文化以外的因素，就造成了一种片面叙述。这些文化交融真的是促进海外贸易，还是我们现在将一些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政治正确的东西投射到了泉州历史上，夸大了这种文化交融的历史意义。在外来民族、宗教文化进入中华后，与当地的交往不是一帆风顺，甚至是带有血腥的，“华夷之辨”或“夷夏之辨”不仅仅是一种“落后的”或者“封建的”理论，在当时社会发生了重要历史作用，甚至后来民族主义为何生根发芽如此之快，都是有其本土文化资源作为背景的。作者注意到了当时民族心里的问题，但也是没有深究，而是引用了一些民国学者对理学的研究，但却看不到民国学者本书局限于他们那个时代，尤其是他们对平民主义的喜好，反而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这在蒲氏家族的历史叙述中也是一样，虽然泉州蒲氏在中西交通史上自日本学者重视之后，也为学界重视，但这个家族，为何在本地受到后来的压制，背后有很深沉的原因。作者提的早期中西交通史名家张星烺教授去寻访蒲家后人的故事，这其实也是很有题目可作的，可惜这个框架也没解释。这就回到一个做泉州研究必然会碰到的问题，为什么宋元泉州发展，而明清衰落，风光不再，还不如新出之厦门等地。为何清代，即非汉族皇朝的满清皇朝也没有好好扶持文化融合的泉州，而选择了理学大盛的广州，本书的所谓地区生命史的框架对这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的解释力就非常弱。如果这部书对历史和文化的解释，仅限于为了构建框架而写，而不解决实际历史和现实问题，那么，这部书除了号称提出了一种所谓的区域生命史书写框架（还是很不成熟的，不好读的框架），但其价值又在哪里？
国内学界热衷于提出新东西，这自然是好事，但如果不能够为我们增进对事物变化的把握，否则必然陷入一种“为学日益,闻道日损”的奇怪境地。对于泉州来说，除了可以夸耀我们有个北京的大学者研究泉州历史，又有多少可以增进地方人民福祉呢？
《刺桐城》读后感(五)：我自己关于本书标题的一点粗浅理解
1700年死生契阔，起承转合 衣冠南渡，唐末跃兴，南天闽国，宋元鼎盛 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 是扬帆世界四百年的东方第一大港 是中古世界航海家地图上的“中国想象”——刺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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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死生契阔，起承转合
衣冠南渡，唐末跃兴，南天闽国，宋元鼎盛
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
是扬帆世界四百年的东方第一大港
是中古世界航海家地图上的“中国想象”——刺桐
是闽南文化的发源地
是当代中日韩文化圈内首个东亚文化之都
这里可见儒道释合一、摩尼、伊斯兰、印度、基督、天主、犹太教共生
是学术界共认的世界宗教博物馆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世界多元文展示中心
这是一本旧书，又是一本新书
透过历史人类学，通过中国最具名望的人类学家的眼睛
来读懂刺桐城，这座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
美国亚马逊有售老师的此书的英文版 Empire and Local Worlds: A Chinese Model for Long-Term Historical Anthropology.相信读后，会有更多惊喜与感悟。
有部分前辈提出，不理解副标题“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我以我的阅读原版《逝去的繁荣》后的体悟，简单解释一下我认知中的“世界”的含义。
说得直白通俗点，就是当今米兰时装周的T台，就意味着那是世界的T台，而中古时期，尤其宋元时代，特别是有元一朝，泉州港的货仓就是世界的货仓，具体可以参看德国著名汉学家，奥地利萨尔堡大学教授Angela Schottenhammer的论文集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Maritime Quanzhou, 1000-1400.
国内一些学者有翻译成《世界货仓——公元1000-1400年的海上泉州》，说成一句粗俗易懂的陈述句，副标题所要传达之意为: 刺桐城，古泉州，是一个最能体现中国“地方性”与“世界性”合一的（也可缩小地理解成“小传统”和“大传统”合一的典范）的滨海区域（相较于内陆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起点长安）。
副标题，所谓世界，借用王老师言即是【到宋元时期，官方主导的“围城”的扩建，依顺商业和宗教流动的扩大而展开，这就使泉州的所谓“地方特色”，几乎等同于“世界”一词所意味的一切。】，通俗化理解，借用文汇报首席潘向黎在腾讯大家中所言“古代泉州当年相当于今日纽约”。
王老师是八十年代公派英国求学的博士、九十年代初的首批国外人类学博士后，有诸多英文专著，语言略有西化痕迹，为认为这是优点，毕竟英文有其逻辑、从属清楚的优势，故这个小标题要读懂，还是要读书，且花点心思，相信读过原著之后，定能茅塞顿开，如梦初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