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是一本由李兆良著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27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坤舆万国全图解密》读后感(一)：欧洲人是从中国学的经度知识吗？
欧洲人是从中国学的经度知识吗？欧洲人是从中国学的经度知识吗？欧洲人是从中国学的经度知识吗？欧洲人是从中国学的经度知识吗？欧洲人是从中国学的经度知识吗？欧洲人是从中国学的经度知识吗？欧洲人是从中国学的经度知识吗？欧洲人是从中国学的经度知识吗？欧洲人是从中国学的经度知识吗？欧洲人是从中国学的经度知识吗？欧洲人是从中国学的经度知识吗？欧洲人是从中国学的经度知识吗？欧洲人是从中国学的经度知识吗？欧洲人是从中国学的经度知识吗？
《坤舆万国全图解密》读后感(二)：记一位优秀的民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作为众多高校出版社中的一股清流，还是要许多优秀的出版作品，比如东京审判史料汇编，再如钱学森传等学者传记，这些年来最优秀的作品还应该是总书记的个人讲话合集，《平易近人》系列图书。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所百廿名校出版社，居然出版这样一本书来降低自己的格调。
毛佩琦是当代的明史研究会会长，学术著作颇丰，学界有很有名望，几年前曾经为风靡中国的《明朝那些事》写过推介，所以我想这样这样的大家，应该不会空口无凭的推荐吧。但我没想到吧，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为这本书写了推介，让我大跌眼镜。
出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本2017年年度烂书。如果我知道作者家在哪里，我愿意把这本书化作手榴弹一枚一枚扔到他家里去。
说了这么多题外话，我来说几句题内语。说实话，这本书我没看完，因为我没能力没有耐心去读完，在我眼里，他的文字和大学生应付老师生产的学术垃圾论文一样，内容上更是捕风捉影，无非是利用自己的几个观察来为郑和翻案，以壮我国威为名，来合纵我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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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舆万国全图解密》读后感(三)：自以为是的翻案学者！！
李兆良的东西都在自己臆造稀奇，自己解释稀奇，然后自以为是。其实很多论点和逻辑都是不攻自破的。
在明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未引进世界地图前，中国人几乎没地球是个圆体的概念。
中国早期绘制地图所用比例尺皆以计里画方完成如《广舆图》（1541，参照13世纪元朝朱思本）和《大明一统志》（1461）等，且计里画方因为未考虑地球是个曲率，所以在计里画方的方法绘制的地图下，除中心部分较为准确外，愈往四周变形愈大。往后利玛窦来明朝（1583年）引进了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和《坤舆万国全图》（1602））和经纬度画法，且中、日、朝等亚洲部分参照了《广舆图》。所以总的来看明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未引进世界地图前，中国人没地球是个圆的概念。往后1607年编成《三才图会》此典籍类书出现了地球图。
《广舆图》（元朝朱思本）和《大明一统志》（1461年）[方计里（中国传统画法）]——《山海舆地全图》（1584年）和《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球体、经纬度]——《三才图会》（1607年，地球图的出现于典籍类书中），计里画方被经纬度画法逐渐取代。也可以说明在利玛窦来明朝前后，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从天圆地方到地球乃球体概念上的变化。
《坤舆万国全图解密》读后感(四)：黄河改道与地图断代：中国地图学西传辩证
古谓：左图右史，喻藏书丰富。图与史是互补的参考，的确需要罗列左右。地图可以印证历史，历史也能为地图断代。中国以农立国，农作物需要光合作用生长，故定阴阳，划土地，量税收。先秦群雄争霸，军事行动不离地图。因此中国很早就确立了地图测量的基础。全中国的地理测量是历代人民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统一规划的行动，编修地方志，有1 500年以上的历史。统筹地方志的地图，按比例可以绘制全国地图。元代郭守敬《四海测验》在全国各处选了27个点，测量准确度比拟今天。明代郑和等人大航海（1405—1433），由于经验和需要，发展了地图学，得以环球航行。原来的很多技术都已失传，但是信息保留在《坤輿万国全图》上。《坤輿万国全图》是中国地图学最重要的结晶。高精版可以在以下网址获取：东北大学的图书馆有彩色版，美国国会图书馆[ ]和明尼苏达大学[ ]有墨线本。彩色版除了一些明显的手民之误和日语标记，内容与墨线版同。中国明清换代，文献大量流失，《四库全书》收罗删编天下书籍，亦引致资料损失。康熙年代的外国传教士来华测量，不过是极少数的点，其实基本上还是采用明代已有的数据。欧洲视明代中国为学习对象，传教士来华，除了传教，还是学习，大量搜求资料，大型地图珍本、孤本流失海外，经欧人翻译返回来，被误以为是西方著作，致有地图学西来之说。本文用黄河改道历史来断定《坤輿万国全图》的成图年代和作者，探讨利玛窦与李之藻对《坤輿万国全图》的参与，以及同期西方地图，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资料来自中国测绘的证据，纠正历史记载的错误。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也是中华文明的灾难，可以说“成也黄河，败也黄河”。黄河上游黄土疏松，随流而下，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肥沃的黄土农田，也曾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3 000年来，黄河改道1 590次以上，平均两年一次。大的改道有26次 。每次改道，死伤无数，灾民遍野。黄河的变幻无常，迫使人民认识它，整治它，记录它的历史。中国的地理学，测量学，地图学，一部分是黄河逼出来的。夏禹，周至宋, 黄河均北流入渤海。《水经注· 河水》：“出其东北陬，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又东北过利县北，又东北过甲下邑，济水从西来注之，又东北入于海”。史记开始有《河渠书》一项，以后中国正史总有河渠志，记载历年的灾害，黄河的流向，出海口。为了治河，征调民工，估算人力成本，必须对整个黄泛区的地理了如指掌。黄河与大运河交叉，黄河的淤塞，改道，严重妨碍了粮食北运。中国历来北方产粮比南方少，北京的粮食依赖南方的供给，管理黄河就是保证中央政府的饭碗，是必须的。黄河改道的历史很复杂，文献很多，有正史，地方志，专门的水利文献等，不能一一征引。这里只举重要与主题有关的文献地图来阐明。详见《宋史》卷91志第44河渠一，《元史》卷64 志第十六河渠一，《明史》卷83志59河渠一等。另《明代漕河之整治与管理》一书罗列甚详。明代郑和大航海，由于经验和需要，发展了测量经纬度技术，能绘制球形投影的大型地图，表现在《坤輿万国全图》，《中国新地图集》两种地图上。这两种地图的原创测绘来自中国长期修编地方志的积累，加上明代大航海的经验需要，发展而成。在朝代更迭的乱世中，技术细节与地图均失佚，流到外国。15—16世纪，西方直接和间接得到中国地图的信息，开始展开欧洲的大航海活动，而中国自明代中期后300年对海洋经济外交不重视，损失对国际的影响力。由于文化语言的隔阂，加上利益关系，世人一直认为欧洲人是世界地理大发现的主角。今天，通过互联网的公开信息，利用科学推理，重现历史，证明郑和时代的大航海才是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先驱，是近代地图学的创始者。世界应该还原历史，给人类文明一个公道。
《坤舆万国全图解密》读后感(五)：地理学的第二语言
地图是人类表达空间信息和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无论中国，还是东、西方其他文明古国，都产生了悠久而且自成体系的地图文化。历史时期绘制的古地图和近代地图作为人类的一项重要文化遗产，保存了丰富的历史人文和自然地理信息，呈现出历史时期各国的疆域范围、山川走势、聚落分布、城市布局、海陆交通、行政区划等时空地理信息，反咉国家和世界文明的变迁，体现各国不同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所以世界各国学者都非常重视地图史和地图学史的研究。
地图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活动的实际需要。在东方古老的国家，如中国、埃及、巴比伦等，由于农业的发展，需要丈量土地和兴建水利工程，产生简易测量工具和方法。例如在古埃及尼罗河沿岸开始有农业时，春季的河水泛滥淹没了农田，冲毁了田块边界。为重新确定土地，便产生了具有数学意义的、用图形表示土地轮廊和数量的地图。同时行政管理、通商贸易及邻国间的战争，都促进了地图制图的发展。那时的地图大都绘在粘土板、陶片和石壁等上面，很少保存下来。迄今发现不多，已发现的最早一幅地图，是在古巴比伦北部加苏古巴城（今伊拉克境内）发掘出刻在陶片上的地图，图上绘有古巴比伦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及周围的山脉，大约是公元前2500年刻制，至今4500多年。
中国有记载的最古老的地图要算4000年前夏禹的《九鼎图》了。九鼎是当时统治权利的象征。在鼎上除了铸有各种图画外，还有表示山川的原始地图。后来派生了《山海经图》。在《山海经图》中，也有绘着山、水、动植物及矿物的原始地图。10多年前在河南安阳出土的《田猎图》，在甲骨上刻有打猎路线、山川和沼泽。在云南沧浪县还发现了巨幅崖画《村圩图》，都是35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原始地图。之前还出土了刻在铜版上的《兆域图》(公元前310年)和7幅绘在木板上的《放马滩地图》(公元前239年)。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彩色地图，即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均绘在帛上，约为公元前168年以前的作品。地图方向为上南下北，呈边长为96厘米的正方形。地形图的范围包括东经111度至112度30分、北纬23度至26度之间，即跨湖南、广东两省及广西一部分地区，湘江支流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其附近，当时为长沙国的南部。该图比例尺为1:18万（相当于一寸折十里）。地图上表示了河流、山脉及山峰、居民地、道路、海洋等内容。同现今地形图比较，其平面图形、河流流向和弯曲都大体相似。居民地用矩形符号和圈形符号分别表示县级和乡里级，位置相当准确，重要居民地之间都有道路相连。地形图具有分级明确的符号系统。同样驻军图和城邑图内容也都相当丰富并各具特色。这显示距今2200年的西汉初期，从测绘的准确性和地图的绘制与整饰水平来看，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且水平最高的地图。充分表明当时中国地图制图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其中地形图已成为现代国际上权威地图学和地图学史教科书的经典插图。而且晋朝还出现裴秀这样杰出的地图学家。在晋朝初年先后担任过司空、地官、宰相的裴秀（公元223－271年），他以古时《禹贡》为依据，对古代九州的范围以及当时十六州都作了核查，绘制了十八幅《禹贡地域图》及《地形方丈图》。更为重要的是，他总结了前人和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六项制图原则，即有名的“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分率就是比例尺，即确定面积和长宽的比例；准望就是方位，即校正地图各部分之间的相对位置；道里就是距离，即道路的里程；高下、方邪、迂直就是比较和校正不同地形所引起距离的偏差。裴秀“制图六体”的精辟论述，除了当时不可能涉及的经纬度和地图投影之外，系统总结概括了中国古代地图制图经验与数学基础，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地图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对中国古代地图和地图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地图的测制和管理，不仅把地图视为权力的象征，而且也是作为军事作战、行政与土地管理、水利工程、都城规划不可缺少的工具。从公元前221年的秦代开始就设有管理测绘和地图的机构，多数朝代都是宰相亲自过问。中国的测绘与地图具有继承前朝和前人成果推陈出新的优良传统，所以地图制图范围不断扩大，内容越来越详细，精确程度越来越高。从隋代开始中国建立了修测图志，图与经并重，而且不断修编，历代延伸。同时历代王朝也都非常注意周边国家和往来国家地图的测绘与地图编制。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代表性测绘和天文著作，地图和著名的地图学家。例如年代已佚的《周髀算经》，汉代的《浑天说》，三国时代的《海岛算经》，已经谈到遥测，地圆说，唐代的《海内华夷图》和著名地图学家贾耽，宋代的《禹迹图》、《守令图》和著名地图学家沈括，元代的《舆地图》和著名地图学家朱思本，明代的《广舆图》和著名地图学家罗洪先和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及其《郑和航海图》等。还有唐代僧一行进行了大规模纬度测量，元代郭守敬又研制多种天文观测仪器、提高了测量精度及开创了“海拔高程”的水准测量。
西方古希腊在公元前4世纪至2世纪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在数学、天文学、大地测量学、地理学、地图学领域获得很大发展。例如，已认识到地球是个椭球体，有了按经度、纬度划分，并把经纬线绘到地图上作为定向定位控制的方法。特别是出现了著名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托勒密（公元87-150年），他除了发表了著名的《天文学大成》(13卷)之外，还撰写了《地理学指南》( 8卷 )，是古希腊有关地理知识的总结。他认为“地理学是对地球整个已知地区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事物作线性描述”，其《地理学指南》中就有8100点的纬度和经度的说明，还附有27幅世界地图和26幅局部区域地图。仅管各地经纬度与地理记载及地图中有些不准确或错误之处，但《地理学指南》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仍是中世纪西方对已知世界总的地理情况的最佳指南。托勒密的投影方法虽然受到非议，但他为后人提供了世上最早的有数学依据的地图投影方法。从而导致后来各种新投影方法的问世。托勒密被公认为对西方古代地图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地图学家。
但是，西方在中世纪(公元5-14世纪)漫长时期，由于宗教占统治地位，导致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完全停滞，其时地球球形的概念受到排斥，地图也不再是反映地球地理知识的表达形式，仅成为神学著作中的插图。这类地图几乎千篇一律，把世界绘成一个圆盘，把耶路撒冷画在圆的中心，圆的南端画一横、两半分别为尼罗河和顿河，中间一竖为地中海，构成丁字形水体，分隔为欧、亚、非、三个大陆。这种地图既无经纬网格，又无比例尺，完全失去了科学和实用价值。所以中世纪是西方地图和地图学大倒退的时期。相反，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地图和地图学大发展时期，至直17世纪中国地图学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从14世纪以后，欧洲随着手工业与商业的日益发达和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冲破和结束了中世纪宗教统治的黑暗时代，出现文艺复兴时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5世纪开始随着通商贸易，航海事业的发展，地理探险和测绘制图迅速发展起来。16世纪荷兰出现一位著名的地图学家墨卡托（公元1512-1594年），他创造了等角正轴圆柱投影（后人称墨卡托投影）。他所编制的世界地图上等角航线表现成直线，对航海最为合适。因此，直到现在世界各国都釆用该投影编制航海图、航空图和宇航图。墨卡托对西方地图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世界地图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根据李兆良博士的考证，墨卡托地图与其他欧洲绘地图标记了欧洲人还没有勘探的地理，利用了明代测绘的地图，是应该肯定的。
众所周知，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传入欧洲，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宋代指南针的发明，大大推进了中世纪以后近代航海事业和世界测绘和地图学的发展。同时中国的测绘与地图成果也通过传教士东学西传，陆续传入欧洲，逐步修正了各种版本世界地图中美洲、非洲、澳洲，特别是中国部分的错误画法，中国对世界地图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也不可否认，西方几代传教士先后来中国传授西方对世界的认识及一些先进的方法与技术，特别是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西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中国从欧美引进不少新的科学技木，其中包括大地三角测量和航空摄影测量的方法与技术，以及新版世界地图，对中囯测绘和地图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一直宣扬“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明代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洲”，“欧洲传教士利玛窦传入欧洲人编绘的《坤舆万国全图》”。甚至中国文献也都是这样记载。李兆良博士以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一些疑点，敢于挑战这几个历史的经典论断。他化了10年的时间，走访了美洲、欧洲、亚洲的许多博物馆和图书馆及查找众多互联网络，参阅了大量国内外、近现代文献和600张中外古地图，用大量的事实和论据推翻了这三大经典论断。证明世界地理大发现始于郑和时代，远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所获得的世界地理知识与测绘资料成为《坤舆万国全图》的资料基础；《坤舆万国全图》（1602）不是利玛窦和欧洲人绘制，而是中国人根据原有的《坤舆万国全图》蓝本略作修改复制后，以利玛窦的名义发布的，利玛窦可能作了某些技术指导。该图比同时代的其他世界地图准确得多。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当时郑和早于可伦布达到美洲？为什么15世纪中国能够绘出当时最好的世界地图，包括《坤舆万国全图》的原图（蓝本）？我用序言的上述较长篇幅就是为李兆良博士的论断提供一些背景资料。
李兆良博士他的追求真理、勇往直前、坚持不懈、奋斗到底的精神令人佩服；他的不畏艰辛，深入实地调查研究，不放过每一个疑点和每一个线索，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的踏实学风难能可贵。所以他经过努力终于获得如此有说服力的成果，为我们纠正延续几百年的错误历史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为改写世界近代历史和明代地图学史作出了重大贡献。
最近几年，李兆良先生在美国、英国、加拿大，中国的台湾、香港、北京、南京、泉州等地进行演讲、座谈，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利用一切机会传播、讲授他的新发现和新见解，宣扬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李兆良博士的这部《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和另一部《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就是更全面系统的总结和论述。而且后者不仅仅论证郑和发现新大陆，更重要的是全面论述明代郑和等人开拓了中国同美洲经贸、文化的交流。在这两部著作中，李兆良博士对每一条疑问和线索，对每一件实物和证据的来龙去脉都阐述得非常淸晰，而且他博学多才，视野十分广阔，涉及历史、地理、测绘、地图、文物、考古、生物、遗传、农业、冶金、陶瓷工艺、人文、人种、民族、语言、文字、地名、人名、风俗、习惯等众多学科和领域。两书的体裁得当，文字通顺，图文并茂，引人入胜。而这两部著作又互为印证，构成姊妹篇。我相信读者会从中受益：例如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学习作者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和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增长各方面的有益知识。
历史要尊重事实，但弄清历史真实的确很不容易。由于有些文献和古地图已经失佚，《坤舆万国全图》(1602)和原图（即《坤舆万国全图》蓝本）的具体作者和成图时间，目前还有不同看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我们期望本书作者和有识之士今后继续深入研究和发掘。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广泛宣传，扩大影响，获得世界更大范围的公认，为发扬中华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廖 克 2016年12月12日
《坤舆万国全图解密》读后感(六)：跨过一步，将石破天惊
跨过一步，将石破天惊
—— 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解密》序
毛佩琦
不论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还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都有很多节点。在漫长的，平庸得令人烦闷的过程中，偶然的、看似不经意的一个事物的出现，打乱了一切，改变了一切。传统的、毋庸置疑的的结论，被颠覆了，人们的认识豁然改变，社会大踏步地向前。
关于谁最先发现了美洲，这个古老的话题，现在大概就处于令人烦闷的，看不见头绪的过程之中。人们在不经意中将有一个事情出现，会是一个改变世界的节点吗？其实，一切都在静静地进展，一切不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固执地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着。所有爆发都因为长久的能量积蓄，所有的节点都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推动这一切的，是那些默默耕耘的人，是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是努力进取坚持不懈的人。
但是，在往前走的路上也有些意外的插曲。
关于谁最先到达美洲，近百年来众说纷纭，各有主张，从先秦至于明代，迄无结果，而主旨说是中国人早于哥伦布到了美洲。有意思的是，总体上学术界不大参与这一讨论，而“民科”则乐此不疲。就好像严肃的科学家，很少有人介入UFO-不明飞行物的讨论一样。
几年前，英国退役海军军官嘉文·孟席斯发表《1421-中国发现世界》，他提出中国明代郑和航海曾经到达美洲。此论一出，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引起轩然大波。此书竟在135个国家出版了24个版本。但是，因为孟席斯引用的论据经不起推敲，也引起中外学者对他严厉的批评，甚至是毫不客气的嘲讽。期间，恰好也有一位中国律师，以一幅来路不明的“古地图”也来论证中国人最先到了达美洲。同样因为他所出示的那幅地图明显造假，而失去了讨论的基础。如此景象竟至闹得一些学者纷纷远离这一话题，唯恐避之不及。
实际上，中国学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持积极开放态度的，对孟席斯等人的意见也给予了认真倾听。孟席斯来华，在一些地方发表演讲引起如此轰动，学界当然不能对此冷漠而不闻不问，必须予以正面应对和回答。当时，我商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主任的万明女士，邀请孟席斯先生，借社科院考古所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倾听他的意见。后来《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文版出版，我又帮助他组织新书发布会。发布会以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和海洋出版社的名义举办，在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逸夫会议中心报告厅进行，并且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席，以示隆重。我们想以此表明，我们的学术界并不是闭目塞听，拒绝新鲜意见；我们的学术界，也不是高筑门槛，拒绝他人进入。我在会上致辞，表达对孟席斯先生的敬意，对他能一反西方中心论而重新审视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表示欢迎。同时，因为他曾在海军服役、有多年航海的经历，也期待他在研究上带来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但是我也直言，尽管你对中国古代航海家说了不少好话，因为你提供的证据不足，或是有缺陷的，我们不能同意你的结论。我们虽然没有支持孟席斯的论述，但却也符合兆良教授倡导的“对新事物新学说，尤其是与一贯理论相悖的，是否能虚心聆听、观察，提供机会做良性讨论是重要的学者态度，立论者是什么人，什么背景，应该与理论完全脱开”的原则。（联经版p.ⅹⅶ）
近年来。李兆良教授因研究郑和航海而知名。我和他在有关郑和的研讨会上几次相识，已经多年了。我知道他最近着力研究古地图的问题，也大体知道他的论点，但只是断断续续看到他的一些文章，一直没有全面拜读他的大作。作为曾任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兆良教授，会重复孟席斯吗？去年，当我读了他通过各国语言分析古地图命名的等等论述后，我坚信李教授是一位博学的严肃的学者，研究正在努力推进。现在，在我面前摆着李兆良教授的两部书稿，《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和《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就是他积年钻研所得，细读下来，感到它们分量很重，确实是言而有据的严肃的学术著作。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当然的那些传统认识会将会因此而被改写吗？
作者面对的课题是严肃的，他在本书的前言中直言：
这本书挑战了世界史三大经典学说：
1，明代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
2，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3，利玛窦把西方的地理知识带来中国。
郑和下西洋，是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郑和担任国家正使七次出使西洋，200余艘船，27000余人，持续20余年，纵横印度洋，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惜乎郑和的船队止于东非，未曾绕过好望角，未能涉足大西洋，更未曾穿越太平洋，而把“发现”美洲这件事留给了70年后的哥伦布。
意大利人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从1492年到1502年四次横渡大西洋，成功到达美洲，被誉为发现新大陆的第一人，因此而影响了世界后来400年的历史进程。
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标识性人物，在明代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他带来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知识，还因为与中国学者李之藻共同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地理的概念，中国人因此得以知道世界有五大洲。作为标识性的物证，这幅地图现在还完好地收藏于中国南京博物院。
以上这些“史实”明确地记载在中外历史著作中，凿凿切切，确定无疑，几乎不容有人提出异议。挑战世界史的三大经典学说，这事实在太重大了，李兆良教授当然知道这件事的分量。
他遇见到探索真理的路并不平坦：
有人说，郑和是六百年前的事了……哥伦布已经是五百年前的事了，谈它有什么意义？一定会招来一顿白眼、激烈的反驳，说不准还会有肢体碰撞。(联经版p.ⅹⅵ)
“想当然”相信西方经典这惯性太大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简直是忌讳，没人敢触动。西方历史家未必故意自大，他们也可能是按照知识的局限而把发现新大陆引以自豪。墨卡托把加利福尼亚放在北极，奥特里乌斯的南北海乱套，艾儒略的东西洋不辨，还一直被认为是把近代地理学带给中国的恩师。又有多少西方学者懂得中国历史，去特别考证《坤舆万国全图》的来源？(联经版p.61)
西方根据这种“局限的知识”而“引以自豪”，傲视东方而且以此作为文化优越的证据。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队入侵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来又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把中国人的自信心全部摧毁了。在西方侵略的压迫下，民族感情遭到伤害，正常的思维被扭曲，中国人匍匐在西方面前，宁愿不加分辨地接受这种“局限的知识”，甚至以这种“局限的知识”自轻自贱而不自觉。西方神话不可动摇，所谓西学东渐，只能是西方给中国带来先进文化，利玛窦成了传播圣火的使者，只能是他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
李兆良教授说：
西学东来其实只是事实的一面，却是动摇中国自信的主要原因。四百年来，有些国人以为中国文明处处不如西方，妄自菲薄，是崇洋媚外，自卑积弱的根源。直到今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利玛窦西学东渐的论点还是一直被重复。好好利用新工具，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价值，继续发扬学术科学精神，是当今要务。（联经版p.61-62）
以此，李兆良先生把这项研究不仅仅看作是复原历史真实，也看做是伸张历史正义。作为学者，李兆良教授把追求真相、追求真理视为天职，视为做的科学工作者的担当：
当新资讯与传统观念冲突时，究竟是采取怎样的态度，是固守成见，还是追求真相？这是分辨科学工作者的标准。两种观念矛盾牵涉到国家民族的荣誉，是接受真相，还是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世界公民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分野。（联经版p.ⅹⅲ）
为此，他不惜付出艰苦努力，不畏遭遇冷眼和责难。他甚至引历史上那些为追求真理而不惜以身殉道的先贤为榜样：
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在最困逼的时候，坚持信念，这信念使人类迈向了解宇宙的自由，把真相告诉同类，让这种共识给予人类更大的思想空间，更多的自由，真理使我们获得了自由，有了真相才有真理。（联经版p.ⅹⅶ）
他认为：
真相来自科学根据的公开讨论，让新的正确的数据纠正旧的错误。不能做到这点，就是不忠于科学精神。不能如实反映历史，作出的结论也无从使人吸取经验教训。（联经版p.ⅹⅶ）
他说：
历史是带着后视镜的车头灯，以古为鉴照明人类的未来。历史这面镜子有时被某些利益扭曲成了哈哈镜，不能反映真实，得到的结论也就不实。人为的篡改，无意的歪曲，湮久的朦胧，散佚的断层，逐步在现代科技的镜头下重新聚焦，使人初则怀疑，继而恍悟、惊愕、惋惜、感慨，也有庆幸大白的欣喜。（联经版p.ⅹⅷ）
最重要的意义，我觉得是认清科学验证历史资料的重要性，解释历史真相，从中找到一些教训，作为将来发展的指向。（联经版p.ⅹⅵ）
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充分认识到这一研究的艰难程度。破解历史难题，犹如侦破迷离的刑事案件。古代学人把历史考据比喻成老吏断狱，必得坚不可摧的铁证，才可以下论断，才可以作出经得起考验的判决。考据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是谜，才需要破解；因为是覆，才需要揭开。作者的确也从刑侦方法得到了启示。他说这部书
不只是谈历史地理，也不是为了郑和翻案而写，而是尝试用现代科学态度和方法去揭示历史真相，用刑侦推理方法去追寻新的证据，侦破一宗六百年前的悬案，在过程中探讨中西文化交流的思想误区与将来的路向。
在论述中，他使用了实证的比较排除法。他一再引用神探福尔摩斯的话——当然是柯南道尔总结出来的话：
当所有不可能的因素都给排除掉，剩下的无论概率怎么低也是真相。
他的研究是从追究一幅地图的真相开始的。一般认为，1602年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是根据1570年《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绘制的。但是兆良教授发现，《坤舆万国全图》上“居然有一半的地名，包括美洲的地名，没有在《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中出现，有些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欧洲绘制的地图和文献”。而利玛窦自承此图之绘“乃取鄙邑图书及通志诸书，重为考定。订其旧译之谬与其度数之失，兼增国名数百。”（联经版p.13引）那么，应该是利玛窦绘此图之前，中国本来就有一些地图，这些图和中国“通志诸书”记载的许多地名是利玛窦原来不知道的，或记载错误的。利玛窦用中国地图和通志诸书补充和纠正了他带来的西方地图。因此，李教授断定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的了解更多更早：
事实上，西方坦白表明地理大发现的文献与地图配不起来，地图上出现的地名没有其他文献支持……没有发现记录的地图只能是抄自别人的地图，一定有人更早发现了这地理。（联经版，p.61）
他还发现《坤舆万国全图》中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
《坤舆万国全图》不标示天主教教宗领地，与利玛窦作为欧洲耶稣会会士的身份不符；
欧洲发现者命名的美洲城市和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重要地名，没有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上，于理不合；
其他同时代欧洲地图上地名地域拼写不统一，混淆东西南北，唯《坤舆万国全图》正确无误；
根据发音，《坤舆万国全图》有些地名原文不是欧洲文字，是中文翻译成欧洲文字。
如此等等。他得出结论说：
《坤舆万国全图》是郑和时代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是中国文献。世界地理大发现始于郑和时代，明代中国人测绘的第一份世界地图。”（联经版p.ⅹⅳ-ⅹⅴ）“利玛窦实际上把中国所知的世界地理原材料介绍给西方（联经版p.ⅹⅴ）
这一结论来之不易。本课题十分复杂，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能够完成的，“它涉及到欧洲、中国、美洲、伊斯兰，甚至非洲历史。牵涉的领域包括金属学、旗帜学、陶瓷、动植物、农业、风俗、语言、人类学地图等”(p.ⅹⅶ)兆良先生如是说。据作者自述，“本书引用的西洋文献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英、法、意大利、荷兰、拉丁等多种外语人名地名”，还有中国的地方语言粤语、客家语等等。（联经版p.ⅹⅸ）至于地图，则是本书论证的主体，作者几乎穷尽了中外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文字各种版本的地图。
李兆良先生通过扎实的证据，对谁最先发现美洲，对《坤舆万国全图》的作者的传统说法做出了断然否定。我认为，他的论述是言之成理的，至少是动摇了这些经典理论的根基。传统的论述，无法回答李教授的问题。按照前述引用的推理原则：排除了不可能，其余就是可能的。
但是，我也认为，兆良教授的结论还有进一步完满的必要，比如说，郑和的船队，至少其中一部分，曾经到达了美洲，兆良教授推断说“宣德时代第七次郑和下西洋，可能是其中一队船队遭遇风暴，流落到美洲”（联经版，p.ⅹⅷ）——这是完全可能的，但亲历宣德五年（1430）郑和航海的费信、马欢，在他们的航海实录《星槎胜览》《瀛涯盛览》中为什么对此只字不提？如果说，官府收藏的郑和航海资料已经销毁，而费信马欢的著作倒是完整留下来了，还有宣德六年（1431）的“天妃灵应记碑”。另外，郑和时代以后，明代涉及“四夷”的典籍不少，比如《东西洋考》，《咸宾录》，《皇明四夷考》，《殊域周咨录》等等，也没有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中标注的任何美洲地名，这怎样解释？另外，到达美洲的中国人都同属于郑和船队吗？还有没有别的人？李教授说，《坤舆万国全图》的资料来自于郑和时代的航海者，他们也必然属于郑和船队吗？郑和航海结束以后到隆庆开关前，民间航海通番是被禁止的，但是存在大量违禁出洋的情况。嘉、隆、万活跃的海外贸易，包括以平倭寇的名义进行的出洋，有没有可能到达美洲？这些出洋被官方视为禁忌，记录这些出洋也当然成为禁忌，迄今我们很难看到这些民间出海的记录，而这些都发生在利玛窦、李志藻绘制《坤舆万国全图》之前，都可能为他们绘制地图提供资料。还有，最重要的，在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之前，尽管中国人通过航海获得了许多欧洲人不掌握的资料，或许并没有拼凑成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利玛窦结合他的地理知识在李志藻的配合下完成了《坤舆万国全图》的绘制。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细节吗？
我知道，兆良教授还续有《宣德金牌启示录》等等一系列大作进一步回答学界和读者关心的问题。学无止境，真相越辨越明。诚如先生所说，有了真相，才有真理。真理使我们获得自由。郑和航海、发现美洲这样的大问题，跨过一步就将石破天惊。对世界三大经典学说的改写，不仅仅是要改变一两个历史事件的记录，实际上改写的是数百年世界历史的叙述格局，改变以西方中心主导的历史话语体系。这件事意义之重大，比物理学上广义相对论迈进到狭义相对论还要大，直可比于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如是，将如同拨云见日，让我们获得真理，获得更大的自由。
我敬佩李兆良先生的研究，愿意为《坤舆万国全图解密》简体字版的出版做上述赘言。
2016年12月14日
于泰西之帕多瓦旅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