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是一本由熊卫民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2.00，页数：3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读后感(一)：一点微小的工作
本书目录
前言：在科学与政治之间
1. 郑哲敏：加州理工学院的留学生
2. 傅君诏：从留学美国到土法炼钢 <当代史资料，2016年第3期>
3. 施履吉：天才回到中国后 <院史资料与研究，2012年第4期>
4. 沈善炯：我亲历的政治运动 <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09年版>
5. 邹承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6. 范岱年：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
7. 何祚麻：在科学和宣传之间
8. 巴延年、桂世茂：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9. 罗登：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
10. 谈庆明：早期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11. 李毓昌：力学所早年的人和事 <未发表>
12. 薛攀皋：追忆广州会议 <科技中国，2006年第11期>
13. 薛攀皋：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
14. 薛攀皋：心理科学在中国（1949-1976）
15. 薛攀皋：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
16. 宋振能：我与中国科学院（1965-1977）<院史资料与研究，2009年第6期>
17. 胡亚东：中外科学交流的恢复 <未发表>
18. 蔡德诚：钱学森和《科技导报》<未发表>
附录：如何提升口述史的可信度
注：由于书中大部分是公开发表的论文，我整理后分享给看不到本书的朋友。链接为：https://pan.baidu.com/s/13-8iQLtW8yWotf2EJUmD7g 密码: hihj。未收录的内容已经在标题后标注其出处。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读后感(二)：眼前一亮
说心里话，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折腾史我是听够了，看够了，麻木了。对于这类题材的作品，现在的我一直都敬而远之，尤其是那些文人知识分子的含泪哭诉。
没想到，这本《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竟让我眼前一亮。最早看到这个题目，我以为是某个科学家运用科学技术阐释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呢。我必须要说，这才是让我翻开这本书的原因。其实，人家副书名说得很清楚——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和事。翻看这本书的目录，映入眼帘的一个个人名都不认识我，百分之百的科技知识分子——这本书中除了科学家，还有科研管理干部。看看详细目录，终于看到了钱学森、钱伟长、王仲良、朱洗等较为熟悉的科学界人士。
这本书是一本访谈录，作者是中科大的教授，长期从事科学口述史的访谈研究，这次他挑选了对十六位科技知识分子的访谈，这些访谈的主要内容是老科学家讲述50—70年代中国科学界的历史，也就是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呵呵，这个时间段可是现代中国最复杂的历史时期啊，一个运动接着一个，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运动员。科学家们自然也是不能幸免，他们是如何渡过那些劫难的？我没看到过多的资料。
这本书没让我失望，让我眼前一亮——料够足。科学家们说话很客观，没有掺杂过多的情绪因素。其实道理明摆着，科学发展的好不好说明一切，频繁的运动让科学家们深陷其中，如何搞科学。我们建国66年了，刚刚获得诺贝尔奖就是很好的证明啊。（可能有人会说，外国敌对势力用政治手段干涉，这理由我不想去分辨，因为不值得）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郑哲敏先生讲述他为什么选择回国的原因，跟主流媒体的大肆宣传出入很大；傅君诏先生口中的大炼钢铁，他是卡耐基大学冶金专业的高材生，回国后也要去炼马粪渣，太讽刺了；邹承鲁先生与学术不端行为的争论，虽然对他的评价有争议，但了解当事人的话，总会对看请问题有所帮助；本书收入薛攀皋先生四篇文章，印象最深的是他关于1964年科学讨论会的口述，哭笑不得；还有范岱年、何祚庥二位先生从不同角度对某些问题的不同看法，极为有趣。
读访谈录，会感觉比较轻松，我可以设身处地的投入那种语境中，结合我所了解的历史，感受科学家们经历的一点儿风雨沧桑。是的，也就是一点儿，他们也只能说一点儿，说多了，我也看不到。
说点题外话吧。肯定有人会觉得这本书刺眼（这本书的内容也不够被禁掉的资格），但我认为觉得刺眼的人也应该读下去，科学家们嘴里的历史都十分真实，为什么造成了那么多的阻碍和悲剧，值得刺眼的人深深思考。那些不光彩的瞬间，我们更应该牢记，真正反思，很多时候，历史的低音会更有作用。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读后感(三)：不起标题了！
熊卫民教授的《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是对郑哲敏、沈善炯、邹承鲁等科学家和科学管理者的访谈记录文集。其中，以邹承鲁、薛攀皋、蔡德诚等人的访谈最有分量，其他稍好，而以何祚庥的访谈差强人意。 薛攀皋在抒发自己对科学管理的看法时，有以下一段议论：“20世纪90年代后，那些身居管理岗位的人，往往有教授、研究员之类的头衔，可能还接受过管理方面的培训，甚至有相关学历、学位。作为内行和管理专家，他们是否就能把科学技术界管理好呢？人们实际看到的是，科学文化匍匐于官场文化之下。也许这些人曾经是业务人才，甚至是业务尖子，可他们一旦进入官场，就为官场文化所左右，就不再具备独立学者的操行。”薛老的这一番话似乎有点偏颇，但情况却往往会这样。 蔡德诚回忆八十年代《科技导报》相关事情时，则提到钱学森等科学界名流对科学研究、讨论的干预，无非是三峡问题上，紧跟中共的钱学森责问《导报》“讨论什么三峡问题”，“三峡工程是政治工程”等言论，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外力取缔《科技导报》。而对于这些干预，蔡德诚一一顶回去，并坦陈“媒体应该有自己的风骨”。 什么是真正的学者？我几天前转发王海光先生的文章，提到一些东西。譬如说赶时髦、追热门。打个比方，提“一带一路”，一窝蜂地进行这个研究，而且一研究这个，课题特别好申请。某个大会提出个“新时代”这样的新名词，于是铺天盖地是“新时代”，一些晚会还唱诸如“赞赞新时代”这样的恶心的歌。一些人还提出“新师范”这样的口号。到底什么是“新师范”，根本没人说得清楚。是形式新、教法新，还是技术新，抑或是仅仅改动一下课本，内容新，然后把你们这些老师啊、学生啊折腾一番。而偏偏一些“Normal University”拼命吹这个，还要以培养这样的人才为己任。 而一些朋友也追时髦、“紧跟中央”，最终累人累己还浑然不知。他们的思路逻辑十分简单，语言风格跟人民日报公众号每篇推送下的评论一模一样。这样的人一旦做研究，要么随风倒，要么人格分裂。 知识分子问题是很受争论的问题。究竟我们需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当然需要！但可悲在，强大的网络水军就少数几个人（这些人未必算得上是知识分子）说过的一些话而对“公知”进行污名化，以至于“公知”成为介乎“反动学术权威”和“臭老九”中间的中号帽子，由一些像红歌网、乌有之乡、观察者网等狗屁网站发售。沈志华先生就是因为“大连讲座”被扣公知的帽子。 有些朋友说，这些知识分子不能光发牢骚，要“建言献策”。这样的思路没错，但是“大鸣大放”时，固然有储安平的“党天下”牢骚话，但也并不缺少像章伯钧“政治设计院”那样的构想。难道就不应该“建言献策”吗？还是应该的；问题是，首先要容忍批评。 但有人可能会说，“新时代”了，情形不同了！ 换汤不换药的东西，你提它有什么鸟用！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读后感(四)：让历史告诉现在和未来
让历史告诉现在和未来
读《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
大家也许想不到，在“除四害”的时候，大科学家钱学森也要完成分配的任务，出去轰麻雀、除苍蝇；留学归来的冶金学家傅君昭，对土法炼钢只能不置可否。前苏联专家参观钢铁学院时，面对土法炼出来的一堆东西，专家质疑他：“作为一个冶金学家，你能称这个东西为钢吗？”傅先生回答：“这个是群众运动的产物。”思想改造运动中，高级研究人员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被批判为学院式的“理论脱离实际”，生物学家朱洗一气之下把所有的实验材料都倒掉了……这些鲜为人知而又荒诞的事，就真实地发生在在不久的过去，而且是在理性、严谨、科学素养水平高的科学界。这未曾远去的历史，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更不应被忽视和遗忘。
这些生动的历史记录，出自《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这本书，是关于当代中国科学界的一部口述史。此前对于科学界的前尘往事，业内人士鲜有诉诸于笔端者，而记者或作家的笔墨，囿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和对事件人物的隔膜，难免曲解事实。在当下核心档案大多难以读到的情况下，历史当事人和见证人的口述，无疑成为鲜活的证词。作者熊卫民教授，以他独特的优势，不但拥有基础的自然科学知识，熟悉了解众多科学家和科学管理干部，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而且能与他们进行平等深入的对话，又具备足够的文字能力准确地整理记录访谈，方才诞生此书。这本书无疑是填补了一个空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了解当代中国科学发展历史冰山一角的重要入口。
书中收录的访谈对象，既有留学归国的大家，也有本土成长的科研人员，还有科研院所的科技管理干部，处于不同位置的多位当事人，对同一时期的事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剖析，他们的言论互相甄别、互相印证，既体现了历史真相的多层、多元，又让人信服，足以反映当时科学界的面貌。作为读者，思考分析之后，对彼时的真相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得出更全面的结论。
相比于人文类历史，这部科学史有明显的不同，更为严肃、严谨。所有的事件，相关的人物、时间、过程、数据力求准确无误，对于事件的记录更为客观，极少感情色彩，符合人物的身份特征，也提高了说服力。同时，普通读者读起来，也并不感到枯燥乏味。因为许多历史事件，我们有所耳闻却不得其详，如“超声波化运动”、“特异功能”、“珍奥核酸”事件、“水变油”事件，对它们好奇探究的心理会吸引我们一睹为快，而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是最可信任的。这些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感，他们的经历读来既可敬又亲切。另外，通过访谈我们看到，在特殊年代的背景下，形形色色不同人物的不同反应，使我们洞见了人性的复杂：崇高、猥琐、坚定、堕落、聪明、愚蠢，充分感受到时代大潮中跌宕起伏的人生况味。
值得重视的是，了解科学界的历史，不应只是专业人员的兴趣，和普通人也息息相关。以史为鉴，直面曾经的失误教训，让历史告诉我们，现在和未来都要尊重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每个人都责无旁贷。唯有如此，我们的国家才能健康发展，每个人才能幸福。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读后感(五)：重温科苑往事，铭记政治历史
我很高兴能够在机缘巧合之下能有幸拜读熊卫民教授历时十年撰写的《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书中所呈现的内容恰如其分地被书名概括，书如其名。在跌宕起伏的20世纪，中国科学界历经风雨，科学家们也在政治风云的影响下体味着五味杂陈的人生。国家的历史发展具有整体宏观性，落实到各领域，可分化为政治发展史，文学史，科技发展史等，各领域的发展进程也可具体到个人，而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某一个时期的领域发展，会让我们对其发展会有更深刻的了解。该书被称为一部活的现代科技史，不仅仅是一本口述访谈集，也为十六位科技知识分子对中国当代历史集体发声提供了一个平台。
为什么要翻开这本书？以前看书，大都出于兴趣，喜欢就看，不喜欢就将其晾一边。现在看书，开始逼自己看不同领域的书籍，不再局限于一些偏文学类书籍，以扩展自己的视野。作为一名和科学界八竿子打不着的文科生，我的确对我们国家的科学发展知之甚少，对于20世纪的科技知识分子能叫上名来的也只是邓稼先，钱学森，钱伟长这些人人都知的科学界名人。翻开这本书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孤陋寡闻，以及对我国科技发展的一无所知。
这本书主要围绕政治与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介绍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和事，大体可分为郑哲敏、傅君诏、施履吉等科学家们成才之路的讲述和科研管理干部和科学家们对所在机构一些人和事的回顾两部分。
自清末明初，中国有志青年多赴西方先进国家留学，并掀起出国留学的热潮，而这股热潮延续到21世纪，有增无渐。如今，出国留学已不是新鲜事，学成归国绝非难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各种原因，我国5000多青年学子选择赴美留学。这批留美学生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由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历史教育，有着强烈的爱国救亡意识，所以他们大都期望能够学成回国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力量。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关系变得十分紧张，美国政府给欲归国的留学生设置了重重障碍。但即使如此，很多留美科学家依然决定冲破麦卡锡主义的阴霾，绕过美方的层层阻拦回到祖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颗拳拳爱国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就拿郑哲敏教授来说，留学前通过北京扶轮社奖学金考试然后一步步打败竞争对手以优异成绩争取到全国唯一留美名额，在美学有所成后，申请回国之路异常坎坷，虽绕道欧洲回国后不被重视，但回首往事仍不悔当初归国决定。丰富的人生经历的确是一种人生财富。
在有关20世纪科学界人和事的讲述中，我深刻意识到政治对科技发展的强大影响。历史怎容遗忘？文革之痛须铭记！邹成鲁院士可为了维护科学尊严，与政界，商界乃至科学界一些不良人员多次论战，勇气可嘉。而现在，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文学界等各领域，我们都需要这样高风亮节的斗士。书中提到科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学术腐败，奖惩不明等，至今仍存在。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人心浮躁，能沉得下心来搞科研，并能有所成就的人少之又少。至此需要反思的方面太多，往深里讲，可延伸至我国的教育体系。的确，我们不得思考现有教学体制下给科学界带来的消极影响。
最后我还是觉得很高兴能够有机会看了看这本书。历史不容遗忘，科技仍需创新。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而科技创新的背后离不开科学家们一辈子的努力。谢谢那些心怀家国，一心科研的科学家们。因为你们，我们国家才能越来越好。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读后感(六)：读《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有感
翻阅熊卫东先生的新著《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内心五味杂陈。感谢作者历经十余年的采访整理，为大家呈现了一段鲜活的中国当代科学发展史；同时，又为科学家在政治起伏的波浪中难以自保所震惊。
感想其一：口述历史的鲜活价值
把口述史作为一门专门的科学是近六七十年的事情，口述史的兴起代表着史家审视历史视角更加多元，个人的经历成了正统历史的有益补充抑或是修正。当然，口述史有其主观因素存在，可是谁又能说所谓正统历史或官方历史没有人为因素的干扰呢？好在，口述史也可以就一段史实采访多人以求互相佐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熊卫东先生的这本书保存了很多科学家对中国当代科学发展史上重大事件的关键细节的记忆，有十分宝贵的文献价值。
感想其二：再次确信“读史使人明智”
人类对于自身所知甚少，这可能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无法摆脱的局面。我们不单没有从生理或精神上很好的认识我们自己，就连过往的记忆在每个人身上也有不同的呈现，这点我们也很难把握。所以，不管你是在社会中从事什么职业，又不管你是家庭中扮演什么角色，了解一下历史总能让人意识清醒不致糊涂，决策明智不致愚昧。
就本书而言，从事科学研究相关工作的人阅读一下，至少可以对科学家的“独立思想 自由精神”（完全可以纳入科学家的职业操守）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正所谓傲气与傲骨。
感想其三：怎样处理个人与政治的关系
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没有那一寸土地能独善其身。当时代的大潮夹裹着明枪暗箭时，谁又能确保自己不被射中？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一颗脑袋顶成百上千颗脑袋聪明智慧的人很难摆脱政治大潮的洗礼。你可以选择蝇营狗苟顺风打旗，你可以选择宁死不从对抗到底，你还可以选择逆来顺受保存实力……
当然，如果你是手握重权可以左右局势的要员，在阅读这段历史时你应该汲取决策的智慧以及清晰的理解“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翅膀偶尔振动，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在做出每一个决策时要慎之又慎慎之又慎。
感想其四：怎样处理我们和同类的关系
书中采访的每一位科学家都提到了在遇到政治风波时人与人之间可怕的冷漠。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碑文上写着：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我的感想，也都在这碑文中了。
感想其五：我们要感谢和致敬的人很多很多
科学的发展带给我们的影响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那些卓越的科学家板凳甘做十年冷面壁十年图破壁的付出却如开在野外的小花，长期游离于大众的视野。为了政治的考量或其他的需要，我们总是乐于树立典型以至于提到科学家我们想到的只有袁隆平、钱学森等为数不多且光辉无比高大鲜亮的形象。
再者，生活中很多平实的人也在服务着我们，比如快递员、环卫工，比如菜农、渔民，我们给予他们的关注和感恩都太少太少。
这本书是熊卫东先生采访了耄耋之年的十六位科学知识分子整理而成的。这十六位知识分子是：郑哲敏、傅君诏、施履吉、沈善炯、邹承鲁、范岱年、何祚庥、巴延年、桂世茂、罗登、谈庆明、李毓昌、薛攀皋、宋振能、胡亚东、蔡德诚。让我们再一次向科学家们致敬，感谢他们替我们承受了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感谢他们为了我们生活变得更好付出的辛劳。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读后感(七)：中国科学发展的风雨历程
中国科学发展的风雨历程
——读《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有感
就在看到本书前几天，我看到一则新闻，标题是“中国终于造出圆珠笔头，有望完全替代进口”。当时看到这消息时感到异常激动，但等稍稍冷静一点的时候不免有点小感慨，想我们泱泱大国，近年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偏偏是那样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难住了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我们的技术还是不够成熟，这个中原因到底是什么，值得我们去好好思索一番。读了本书《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后，多少有了点自己的感想。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副标题为“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和事”是一本对十六位资深科技知识分子进行采访编制而成的口述史。一提到科学家，想必大多数人印象中就会出现厚瓶底片眼镜，不苟言笑的形象。他们严肃认真，不像人文知识分子一样能说会道，但他们同样是中国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善言辞令他们大多都不为人知，只能在幕后默默奉献，如今这本《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将他们的艰辛历程展现给了我们，读过本书的我对此深表感动。本以为关于科学的一定是十分艰深难懂的，可是本书采用对话访谈的形式，语言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轻松阅读下来。
书中提到的十余位科技工作者现都已是耄耋之年，他们大都经历过出国留学，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历史大事件，虽然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是这丰富的经历向读者展现了一部鲜活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发展史。
出国留学即便是在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梦寐以求的梦想，对当年的知识分子来说更是吸引人，国外先进的技术引导着大量的求学者前去，但是国外的求学生活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至，有人坚持有人放弃，但相比当时的中国的来说，国外的先进技术，优良设备是科学工作者的温床，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科学家。然而历史不是一直那么一帆风顺，国内政治的波动影响到了他们的回国问题，国外政府对人才的苛求以及生活的影响也让他们陷入了种种僵局，有人回国有人留下，想必当时也是流失了一部分人才。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政治运动对文人学者的冲击一直非常巨大，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的动荡把一部分科学工作者卷入了历史的漩涡，难以安心做研究，这也是十分可叹的，这些历史对很多科学家的影响足见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兴衰历程。
历史已成为过去，无论我们再怎样评价都已无法改变，我们能做的就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前行。近年来我们国家科学进步迅猛发展，慢慢地已跟上世界的脚步，众多学者已不需出国就能学到先进的知识技术，这是有目共睹的。2015年屠呦呦女士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就是证明，和成功制造圆珠笔头一样，虽然晚些，但是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科技大国。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读后感(八)：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思考——读《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有感
先来谈谈这本书吧。这本书应当算是一部介绍上个世纪中国当代科学界人和事的选集。前四章讲述的是留学归来的青年俊才在一穷二白的情形下开展科研工作的故事。其后十三章则是科研干部对科研管理的回忆与思索。 坦白说来，在读之前我有些害怕，这本书对我这个文科生而言会不会难度颇大？起初这本书吸引我的无非两点：其一，个人对科学家学术情怀的仰慕；其二，口述访谈史的特殊历史价值。其中人物虽都是在各自领域有着突出学术成就一方大家，然而我实在是孤陋寡闻哎，他们的名字我鲜有耳闻，实在惭愧。作者熊卫民教授也说这些作品之前大都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过，读者面并不算广。可，读罢我才发现，其实无妨，他们也都是个性鲜明的人啊：学生时代正值抗战，怀抱着对知识的追求在战火中刻苦学习，努力通过层层选拔争取赴美留学的奖学金资格，学成之时只因一腔爱国热情便要回国建设，更不必说其后经历的艰难险阻…… 这些尘封的往事，描绘了他们求学，工作的人生轨迹，也见证中国科学的成长与曲折，使我读来，饶有兴致且发人深思。就像王扬宗先生写的序言标题一样：“远去的历史与鲜活的证词”。昨夜，当下，终归成为是往事，可一脉相承的东西却愈发的成为了未来的见证。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主题始终围绕着“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通过这种平易近人的对话访谈形式时时的引导我思考：科学与社会究竟应该是怎样的？通行的学术规则又为何会遭到扭曲？未来又将如何重塑或者说推动学术体制的建设？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关系日益密切，科学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科学创新同时又深受社会稳定，社会需求的影响。读着读着，越觉得科学总该有它独立于其他（包括政治）的原因，可我找不到答案。带着这个问题，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又翻阅了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故将所得一并记下。韦伯认为随着科学(广义地说，是学术)的发展，人类拥有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已经分裂。正如托尔斯泰的提出的那个重大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惟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样生活？”这个问题换句话来说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命还有终极意义吗？用来为人类生活提供确定性的科学知识已失去往日的光辉，科学知识不仅无法证明自身的价值，对于“科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存在——它有某种‘意义’，就更难以证明了。”而这一切都来源于科学的“除魅”——这种“在西方文化中已持续数千年”的“科学既隶属于其中，又是其动力”的无限“进步”和理智化过程，已使人类生活就“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不可能有个终结”。所以，价值应当从知识中剥离。在马克思韦伯之前，对知识的探求一直构成了西方人求证价值确定性的基本方式，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观影”之喻，那个在洞穴中转过身去的人是哲人，他所看到的阳光代表着的是科学真理，唯有这样的真理，人才不会为幻觉和影子所惑，努力达到真正的实在即“知识”。而对于近代西方人来说，科学则是“通向上帝之路”，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是“通向艺术的真实之路”，无论是奥古斯丁和斯宾诺沙的宗教理性还是培根和笛卡尔的科学理性，都在作着相同的努力，那就是用知识(神的或世俗的)来寻找意义。在既往的西方文化史上，知识与价值、意义基本上是同义词，然而韦伯对此却摇了摇头，“科学思维的过程构造了一个以人为方式抽象出来的非现实的世界，这种人为的抽象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真正的生活”，科学知识中的两个伟大工具：观念和理性实验，已丧失其“通向真正的实在”的原初预设。科学和学术的发展使科学变成了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的”一种东西，科学于是与真理不再关联而仅仅是一些事实知识。“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沉思的一部分”。韦伯如是说。 与解构知识相伴而生的是解构价值。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价值的统一性来自于知识的统一性，在柏拉图眼里，知识是真正的实在，而真正的实在当然只会是一元，是知识与价值、意义的同构，既然知识的统一性已不存在、价值已无法从知识中得到证明，那么价值和意义便没有了标准化的参照可供验证，价值便只有从普遍转向独特。韦伯因之主张起价值“多神论”，他说：“世界上不同的价值体系有着相互冲突的立场。我不打算赞同詹姆斯·穆勒的哲学，但他在晚年就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却是正确的：如果从纯粹经验出发，必入多神论的领地”，“对于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价值，我也不知道如何去‘科学地’做出判定。”这种价值“多神论”意味着对单一化信仰的诉求已完全丧失合法性，如一些现代性理论者所主张的普适性价值，也便构成信仰的僭妄。 知识的“除魅”，知识中神性和诗意浪漫的退隐，使寻求知识的过程由“天职”变为了“职业”，人类学术活动因此不再具有神圣性，套在知识发掘者身上的光环随之一起消失。韦伯在解构完知识和价值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解构起那些“以学术为业”者，他说：学术界应排斥“先知”，学术应与政治分离。故而，知识人不应继续充当新时代“先知”的丑角，而应该保持“头脑的清明”，实行价值中立，因为，“一名科学(学术)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会是狂热的宗派，而绝对不会是真正的共同体。” 合上书的那一刻，不由得想到之前看过的清华特奖答辩会上陈立杰的一段话。特摘录如下：“这么多同学在科研上前赴后继，不禁让我想起姚先生说的一句话，现在是计算机科学的黄金时代，也是全人类的黄金时代，能够站在这样的黄金时代里，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我梦想能够成为黄金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浪花，为人类智慧添砖加瓦。” 多么直率执着的热爱啊！对大部分人来说，一件事情的结果被轻描淡写甚至略带轻佻地叙述的时候，过往那么多的困境中的挣扎、长夜里的无眠，实不足为外人道。但是对于清华特奖的天才们来说，可能反而是那份对科学的纯粹和热爱才“不足为外人道”。（好像有点跑题了唉） 透过那些科苑往事，这本书无愧被称作“灵魂纪念馆”。我时常想：像我这样的普通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达到他们学术成就的千万分之一，但我仍要全力以赴地去寻我的热爱，找到真正的自己呀！ --------- 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此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 愿你我共勉~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读后感(九)：笔记
#导言
《关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是熊卫民研究员所著的口述史文集。2000年到2010年期间，熊卫民研究员拜访了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上海分院生物学研究系统的科学家和科研行政管理者。并就1950年到1980年期间，中国科学院系统中组织人事、各类运动、科学研究成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
#本书意义
口述史是历史学中一门较为晚近出现的新学科。与传统的访谈不同，它比较重视当事人讲述与现有史料之间的交叉质证和互相印证，是一门从主观中求得客观技艺。在本书的末尾，熊卫民研究员详细阐述了他开展科学界口述史研究的经验和收获。
对科学家和科研行政管理者进行口述史田野调查是有很多有利方面的。首先是题材重大。在当代史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整个历史的影响是极为重大的。比如“两弹一星”的研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开发，都对共和国史的发展有极为重大的影响。而且科学技术对于历史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第二是符合条件的历史研究者稀少。熊卫民研究员能采访到这些科学家，提出专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他本人也在科学院系统工作，能够接触一部分不对外开放的内部史料。而且他受过系统的生物科学训练，和生物学界的科学家有共同语言。第三是被采访者的素质高。本书的被采访者受过极好的科学训练，叙述清楚明白，客观事实和主观推断分别清晰。这是采访政客、普通劳动者、军人都无法做到的。
熊研究员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的。首先是题材敏感。前三十年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牵涉到大量当局不愿再提，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事件。第二是被采访者有较大的心理顾虑。是否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如何防范从历史研究转变为积怨重提，都需要研究者认真整理采访提纲，一步步把问题引向深入。像何祚庥院士这样邀约研究员来谈的，是极为少见的。第三是关键历史见证人难以采访到。比如郭永怀学部委员的夫人李佩教授。她是力学所极为重要的见证人，但本书中没有采访到她。
这一段话和本书的主题主旨关系不大，而且都是拾人牙慧的东西。我是想说明口述史研究是极为重要的。但研究者需要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制定周密的实施方案才能实施。不像某些公众号宣称的，普通人访问自己的祖辈父辈、加以提示就能得到可靠的史料，写出口述史文章。大多数人往往连久远的重大事件的年份都会搞错的。而且口述史不是回忆录。有大量的问题设计、档案调阅、相关当事人质证工作要做。能做到崔永元先生的《我的抗战》的程度是很不容易的。
#主要内容
##科学家的治学和钻研
作者采访了邹承鲁院士、沈善炯院士、施履吉院士、郑哲敏院士、谈庆明研究员、傅君诏教授等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阅读他们的事迹，我觉得他们虽然研究内容各异、政治际遇不同，但是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首先是勤奋。
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受到政治学习、政治运动的影响很大，而且当时的领导很难认识到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的重要性。除了对于人工合成胰岛素等生物医药项目外，没有持续地资金投入。甚至对极为宝贵的研究仪器，也不珍视。比如说邹承鲁院士表示之所以工作侧重于理论，主要是没有足够的研究材料、仪器和学徒。而施履吉院士所管理的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又没有懂行的人来用仪器。这还是在他们都处于科学院系统的情况。比起欧美、日本乃至当时的苏联，在科研环境上，我国科学家要面临的苦难和问题很多。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邹院士、沈院士、施院士依然抓紧一切时间做工作。比如邹院士在70岁前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70岁之后每天工作8、9个小时。这样的强度才能出成果。
第二是独立思考、富有怀疑精神。
就这一方面，邹院士谈得很多、也讲得很好。比如看文献要看出其他研究者的纰漏和不足，听讲座要听出其他研究者有哪些问题没有认识到。比如邹院士讲课不写板书，学生们反映不知道考试范围。邹院士就安抚他们说重要的学会基本概念、基本操作办法。
而郑哲敏院士则从反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他透露钱学森先生是比较骄傲的、有时甚至是盛气凌人。钱先生告诉郑院士：“如果台下的问题问得不好，你要把他顶回去”。但是要问出钱先生满意的好问题，那是什么难度！结果后来钱先生组织系统科学讨论班，学生们不敢提出反面意见。
但在科学界——并不太涉及意识形态的领域——往往由于当权者的干预，具备怀疑精神也是很困难的。比如牛满江、陈章良的学术不端问题。由于当权者喜爱“海外赤子、归国报效”这样的帽子，导致科学共同体自我建设难以进行。
据说有“钱学森之问”。我觉得得具备让人能开展研究工作的环境、又有畅所欲言的良好氛围，钱学森之问才能有令人比较满意的答案。
##如何领导科学研究工作
……问题主要不在于是否该由外行、内行或管理专家来管，而在于是否要集中权力和资源。权力和资源集中，上层管得非常多，带来的后果是，累了上层、苦了基层。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放权。在使用掌有的权力时，管理者不可任性，而应当尊重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让科研人员自主，让科学共同体自律，给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充分的自由。 ……如果只管大政方针，只指引大的方向，只是在资源配置方面有所倾斜，在资助方向上有倾向性，领导会比较轻松，而获得了充分自由的科研人员，则必然能产生更好的成果。
薛攀皋：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
这是科研人员和基层科研管理干部的朴素愿望，但是领导干部不是这样想的。在本书中提及的管事领导干部分为如下四类：
第一类是推行“无为而治”，比如有的领导到了就说，“搞科学，我懂什么”。坐在办公室里做微积分习题册。这一类简直是王导一般的人物。只有他调离岗位了，人们才无限怀念他。
第二类是在应付上级领导各种指示的基础上，尽可能保护科研人员。比如有位上海分院的负责人冒着极大的风险，到柯老面前为科学家求情，免于划为右派。这一类在科研人员中口碑极好，人人喜爱。可是上级领导觉得“缺乏执行力”，还是要调离的。
第三类是积极贯彻上级指示，凡事都要变本加厉。“土超声波”、科研放卫星、大炼钢铁、除四害，有什么运动，都是轰轰烈烈执行起来；但上级一旦转了向，要尊重知识分子，又会声泪俱下当众道歉、勤勤恳恳甘做勤务员，集思广益写科研发展规划。这一类人科研人员真是没法评说，只能说这是党的化身。但是此类官运最为亨通，悼词都是极为华丽的。
第四类是极想做出一番成绩，可又有点拎不清。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比如要和钱先生拧着干。钱先生布置力学所的任务是研究清楚科学规律，具体的设计制造应该由五机部来做。他却要搞怀柔基地，力学所自己放火箭。幸好钱先生圣眷正隆，要不然我国导弹与火箭事业真由这样的人指挥，真是要“我们走了一点弯路的”。钱先生真正国士无双。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本书主要采访了力学所和上海分院生物学科学家。不得不说，力学所比起生物学研究者吃香得多。没办法，力学所真是国之重器，力学所科研工作在钱先生的主持下，始终没有断过。生物学是造福全人类的，和政权稳固的联系不够紧密。生物学研究就全靠科学家个人的勤奋努力，有的时候根本研究不了。
但是当科学家比研究文学好得多。比如沈善炯院士差一点被贾植芳教授卷进胡风案里。幸好当时的上海分院负责人全力保护，才免于噩运。从这个例子可见研究自然科学安全得多。
##保护好自己
当然同样是科学家，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也是要面临各种审查、怀疑和检视的。有幸运儿也有牺牲者。
在这里面我最佩服傅君诏教授，简直是传奇。抗日战争时期入党，解放战争时期征得组织同意，考虑云南官费留学美国。朝鲜战争爆发立即回国报效。就职于当时中央极为重视的北京钢铁学院。当苏联专家拿出土高炉炼出的“钢”对他说，“傅同志，作为一名冶金专家，您认为这是钢吗？”傅教授答得极妙，“这是群众的创造！”
可是林鸿荪和林同骥两位赤子的命运实在让人唏嘘。我觉得他们要是留在美国，能为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郭永怀学部委员真是太可惜了。
##运动不太适用于推进科学研究
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向党交心，除四害、反右派、大跃进（土超声波、大炼钢铁、科学技术放卫星）、反右倾、社会主义补课、四清、文化大革命。除了何祚庥院士外，每个被采访者对于这些运动都谈之色变，报之以无奈的苦笑。
按照何祚庥院士的说法，这些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在科学技术领域建立党的领导权威，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满自大的气焰打下去。但这么做能不能建立领导权威？我觉得关键是要做一点实事。领导的目的既要听话也要出活。要听话，就得有合适的生活保障；要出活，就得有良好的科研条件。比如说力学所建造得很气派，科学家们就觉得党是重视科学的；他们要什么零件，你就组织工厂给他们造。这比起运动来有用得多。
本书记叙了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这是我国为了贯彻“一大片”的外交战略，做第三世界的旗手而召集亚非拉科学家召开的全学科科学家大会。我觉得什么时候把“心态”彻底摒除就好了，因为外国人的吹捧是很廉价而且可能是有害的。读读《隋书·裴矩传》就知道了。
幸好到了1980年代，思想解放。各个学科的科学家组织也加入了各种国际科学组织。由于采用了奥运模式，就是中国科学家加入进来，中国台湾的科学家以中华台北的名义留下来。大家一起讨论科学问题，政治家们也容忍、甚至乐见其成。多好。
#附记
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出版的也仅仅是口述史全文的极小一部分。估计很多内容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揭晓。但是这不是中国科学院史的全貌。中国科学院出版过一套各研究所历史集。如果要完整地了解中国科学院的过往，建议读那套书。
本书的序言、前言和每一篇的导语写得都极为精到，对主旨概括得很清楚。而在《中华读书报》上有一篇文笔很好的读后感。我写得相形见绌，挂一漏万而且拉拉杂杂的。我写的只是我觉得有意思的，这本书不同的人来读，能读出很多不同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