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人质》是一本由张秋著作，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正义的人质》读后感(一)：《南方都市报》：不一样的“资深观看者”
张秋不像一些女性写手那样善于抒情，他也几乎不与潮流齐步，自己看自己的，自己写自己的，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或许正是这种沉默吸引了我。
在鱼龙混杂的中国内地影评书写者当中，张秋显示了一种高超的鉴赏力和诚实的态度，这种鉴赏力驱使他没有追随在别人的身后人云亦云，因此也使得他的书有了阅读的价值。
（书评人 庄南）
《正义的人质》读后感(二)：正义的绑架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拨开战争的表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经济决定政治。战争的本质就是为了利益。在战争面前，损失最大的不是参战的某一方，而是战争中那些活生生的人。美国的李奇微将军曾经说过：在战场上，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一个士兵的死和一个将军的死，在上帝眼里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条伟大生命的结束。个人尊严也正是西方文明的基础，每个指挥官都必须牢记这个事实。但是，在战场上，士兵的生命就如同风中的柳絮，根本无法由自己所主宰，士兵成为正义的人质。
关于对战争的反思，电影无疑有着最生动、最深刻的手段。张秋在其所著述的《正义的人质——极端年代的电影记忆》一书中，不但对电影中的战争进行了结构分析，还依托电影深度挖掘战争对个体的影响以及战争的必要性，认识之深刻，角度之精准，分析之透彻，令人叹服。他在书中提到的影片涉及美国或以美国为主导的三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反恐战争。三场战争之间存在着诸多内在联系，它们给美国，给不同的阵营，给世界文明、全球政治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对涉及三场战争的21部电影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出了士兵是正义的人质这一命题。
《正义的人质》读后感(三)：王晓渔的2017年书单
很多年前，《上海壹周》没有停刊的时候，经常刊出张秋先生一两千字的电影短评。后来，读到张秋的电影随笔集，才知道那些短评只是牛刀小试。他写过许多富有思考力的万字影评，无论是否看过电影，这些影评总能给我带来很多启发。
张秋先生的“人质三部曲”（还有一部《太阳的人质》，尚未出版），有一个共同的副标题“极端年代的电影记忆”。《历史的人质》讨论的电影涉及一战、二战及犹太人大屠杀题材；《正义的人质》讨论的电影涉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反恐战争题材；《太阳的人质》则关注东联、东欧以及柏林墙题材的电影。显然，作者有着自己持之以恒的问题关怀，他试图通过这些电影探讨在一个极端年代个人何为——哪怕是极端年代，个人也部分拥有自我抉择的能力。
战争片在中国盛行多时，部分战争片被称为“神剧”，折射出其中的问题。张秋选择的战争片，没有“神剧”，只有“人剧”，虽然风格各有不同，但这些电影不会神话战争，也不会把人神化。当人被神化，刀枪不入或者不近人情，意味着人已成为“人质”。张秋对人性的复杂有着充分的认识，他没有孤立的讨论人性，而是把人性放在具体的处境之中，同时也放在思想、文化、制度的背景之下，思考人性如何生长，“人质”如何复苏，人何以为人。
在解读《朗读者》时，张秋引用了原著小说作者本哈德·施林克的一段话：“我想对汉娜的罪行既理解又谴责，双管齐下，只是，这未免太可怕了。每当我极力去理解时，我就有一种感觉，仿佛原本应该谴责的罪行，却变得不是那么应该谴责了；每当我努力去谴责时，我又有另外一种感觉，好像本来可以理解的罪行，却变得不是那么可以理解了……”对 历 史 应 报“ 理 解 之 同情”，这没有问题，但“理解之同情”被等同为“理解之认同”，就会出现对历史的误判。“同情”不等于“认同”，“理解之同情”不应妨碍“同情之批判”。
站队式的批判是容易的，注重复杂性的批判则是艰难的。《正义的人质》涉及的战争都与美国有关，张秋表示无意于卷入“亲美”与“反美”之争，重在“反思”之反。战争终将结束，胜负也已有结果，但对战争的反思、对人性的反思应超出胜负的考量。拒绝反思的一方，才是最终的失败者。
（ 王晓渔，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首发于2018年2月22日《南方周末》）
张秋：《历史的人质》《正义的人质》，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正义的人质》读后感(四)：ELLEMEN书评：对“史”与“人”的高光写作，可以靠影评完成
“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 这句话在影评圈——一个专业影评人、迷影级观众和普通观众交错混杂的模糊地带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写乐评需要稍通乐理，写书评至少要投入足够的时间精力，而电影，却可以将每个人都激发出评论人格，只不过，是使用社交网络上的语言浅尝辄止，是致力于分析形式技巧，还是专注于电影的形而上层面、做出更加整体性的文化判断，都将决定阅览的风景最终抵达完全不同的面貌。
一个感官发达的影评人能将劫掠过的视觉信息以新的方式传达给你；有的影评人则跳出局部，用大开大合的方式重整知识；更不乏具备考据精神的人……这其中并没有绝对分野，只是各有侧重，而张秋的影评不仅仅是谈论电影，同时也在谈史、谈被历史裹挟的人。
《历史的人质》、《正义的人质》隶属于张秋创作蓝图中的“人质三部曲”，庞大的三部曲架构在影评著作当中非常罕见。《历史的人质》涉及一战、二战、纳粹大屠杀，《正义的人质》则聚焦美国或以美国为主导的三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反恐战争。当然，两本书都有着更加细微的落点——即普通个体在特定历史境遇当中的行为和选择，以及我们对此做出的种种反思和道德评价。
紧扣这一落点的，无疑是已经抽象为个体生存论意义上一个哲学隐喻的“苏菲的选择”，同名电影的评论，或可作为《历史的人质》这一本书里所有文章的一个浓缩点，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处提出了主旨性的、足以辐射全书的“人类的祈求”——“祈求人性的尊严，祈求人类自身‘在现实中反抗罪恶的力量’，唯有从这种不懈的反抗中，人类才能得救。”
指向这一高蹈结论需要一种有重力感的铺展，在两本书中，这样的论述过程常常多达7-8页，包括电影制作过程的台前幕后，与原著小说的参差对比，涉及的历史背景，和不少社科材料引述。在电影《钢琴家》的影评中，作者对每一时间节点都加以具体史料作为同步参考轴。正是在这样一步一步地匐地而行中，作者完成了对历史记忆的构筑，和对人之信念的承托。
比之于《历史的人质》，《正义的人质》很大程度上把重心放在了对战争的诘问上，这种诘问除了以电影评论为媒介达成对战争形态、性质的耙梳之外，更多则指向正义与邪恶之间仅有一线之隔的转换机制。在和平主题悄然改写的当下，提高对于战争的思考配置参数，才能避免一个小写的“我”被未来的不确定性匆匆吞没。
对历史与个体的关照是与影评这种文体并行不悖的。可以说，张秋的这两本影评集，是试图对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没有历史感的生活事实进行一次抵抗，在个体记忆之上完成历史记忆重建的诚挚努力。
这当然是一次举重若轻的尝试：让观影和阅读变成一次化繁为简的自我教育，在茫茫的历史之海中锚定一个属于自己的坐标系，而不是成为一个在大环境里失重的人，毕竟，历史从来不只是一个概念，而电影扩大了我们的精神活动空间，让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一切变得具体、可视、更加真实。（何焜，ELLEMEN2017年4月刊）
《正义的人质》读后感(五)：“掌悦读书”书评：个体何为？人性何为？
陈丹青在一次关于电影的访谈中曾说，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是电影，不是绘画，而“电影又是这样一种艺术：开了一个画展，人家说他不懂，他就不说；可是没一个人，在批评电影时说我不懂，我不敢乱说。谁都在批评电影”。在众多的批评者中，张秋对电影不但迷，而且懂，对待批评的态度也异常严肃。他的两本新书《历史的人质》和《正义的人质》，即是范例。
在各类文艺评论中，极少出现“三部曲”这么大的架构。这无疑是要有点野心的。三部曲选择了具有标志性的现当代历史事件，或者某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卷《历史的人质》涉及一战、二战、纳粹大屠杀，第二卷《太阳的人质》（待出）关乎前苏联、东欧，以及作为冷战时期标志的柏林墙，第三卷《正义的人质》则聚焦美国或以美国为主导的三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反恐战争。正如作者所言，他同时面对两个大海：一是历史之海，二是电影之海。这需要跨界的功夫。光熟悉历史，不熟悉电影，或者光熟悉电影，不了解相关历史，或者既熟悉电影，也了解历史，但缺乏一定的思想高度，缺乏驾驭主题的能力，都势必难以完成如此规模的写作。作者七年磨一剑，和那种充斥网络的“乱说”式批评，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人质三部曲”的价值，并不完全在其“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倒反而在其“小”。历史这条线索如此庞杂，而无论是书中选择的电影，还是作者选择的“人质”、“个体命运”这个切入点，其特色都是“小中见大”，即我们通常所言的“大时代，小人物”，这就迅速拉近了这套“大作”和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令人感同身受。
在书中随便挑一部看过的电影，然后去阅读作者细致入微的解析——其中包括电影的台前幕后，涉及的历史背景，还有相关的主题、理念等等，会不难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日常的观影，大都是一种“浅观看”（套用“浅阅读”这个概念）。在如今这个网络化时代，阅读和观看都有趋于“浅化”的倾向，阅读更是日益碎片化，作者反其道而行之，洋洋洒洒，不惧杀伤读者的脑细胞，这何尝不是一种勇气。
电影在构筑历史记忆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效。这套书发挥的两个功能，都不可小觑。一是帮助读者通过电影看历史。很多经典、优秀的历史题材电影，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一般观众如果缺少相应的知识储备，或者事先不做功课，也就只能是看个热闹而已，也很难对特定的历史和人物命运做出独立和深入的思考。比如《历史的人质》中论及的《钢琴家》，通过男主人公斯皮尔曼和他一家人的不幸命运，见证了华沙这座城市的毁灭，浓缩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二战中的苦难。作者对片中涉及的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以近乎学者般的态度，结合史料作了“考据”和“旁注”，由此引导读者通过男主人公的逃难史，去琢磨他“不幸中的万幸”式的结局：最终在废墟中是什么拯救了他？是他钢琴家的身份，以及他弹奏的钢琴曲？作者提出的更为抽象的问题还包括：音乐如何能够战胜枪炮？拯救人类的是神性还是人性？由此我们也可以悟出，讲历史其实并不是作者的真正目的，它服务于这套书的另一个更为核心的功能，即在大历史的背景下，去体恤普通个体的不幸命运。
《正义的人质》中便充满了类似的惊心动魄的诘问——当有人告诉你“必须摧毁那个国家，才能拯救它”，你会不会用打火机点燃村民的草屋，并且“杀死一切会动的东西”？当有人暗示你“得把犯人当狗一样看待”，你会不会发明各种手段去虐囚，并且兴高采烈地在网上上传虐囚照？当有人命令你“如果总统想要发动战争，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能够让他这样做的情报”，你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任务，并且守口如瓶？当有人说服你“我们得把他们的生命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比较”，你会不会对无辜平民（包括妇孺）开枪扫射或发射导弹，并且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是值得的”？
作者在书中反复发问：个体何为？人性何为？既透着历史的无奈，又包含着一种不甘。正是这两个大大的问号，浓缩了整个三部曲的主题。（文/浩克）
《正义的人质》读后感(六)：《南方都市报》：在不正常的时代， 尽人性的本分
（此文为学者王晓渔为《太阳的人质》所写序言，原载《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8日）
大约七八年前，偶然遇到过张秋先生。今年夏天他发来影评集《太阳的人质》，嘱我作序。细细把书稿看完，很是意外，虽然我们从无思想上的交流，但无论在美学趣味还是社会关怀上，都有着太多的共鸣。于是，不揣冒昧，谈一下自己的感想。
这本书涉及的电影，主要围绕铁幕之下的苏联和东欧(准确来说，应是“中欧”，对此昆德拉有过解释)而展开，聚焦那些国家经历过的“不正常的时代”。其中有些电影我也看过，但读过张秋的影评，更加感慨于他对历史语境的熟稔和对电影的精细解读，许多一闪而过但意味深长的细节，都未能逃过他的眼睛。
政治学者已经对那些“不正常的时代”做过充分研究，但这本书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入手。今天铁幕已经成为往事，从政治上进行否定并不困难，接近天文数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经常被提起，但仅仅这样做又是不够的，会简单化当年的问题。后来的人们会产生困惑，那么一个匪夷所思的时代，为什么能够持续那么久？这本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里，人们遭受了哪些精神困境？那些精神困境如何使得“不正常的时代”得以延续，人民如何成为“人质”？“人质”如何在精神困境中突围，恢复自己的人性？
在“不正常的时代”，人们遭受的伤害不仅是死亡，更需要面对种种精神困境。死亡是有形的，可以被统计，对个体来说是一次性的；精神困境是无形的，难以被观察，却弥漫于日常生活，须臾无法躲避。
这种精神困境，几乎无人可以幸免。对反对者来说，需要承受的不仅是各种压制，还包括在反对过程中与反对对象逐渐合二为一的危险。在《幽草》里，托洛茨基的女儿遭受的精神困境是，虽然父亲是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但以女儿的眼光来看，父亲全然不像父亲。托洛茨基被斯大林伤害，但是托洛茨基又伤害着自己的女儿。
即使加害者，也难以幸免于被清洗；即使幸免于被清洗，也难以幸免于“道德焦虑”。在《刑讯者的下午》里，刑讯者从当年毫无顾忌的“没人逼着我们干。我是自愿的”，到后来感到必须接受惩罚，“我希望人们来审判我，我不能自己审判自己”，出现根本性的转折。与此同时，他的讲述却遇到坚决的反对，家人认为没有必要讲述过去的事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观念。但是如果不能面对过去，又怎么可能面对未来呢？张秋提醒观众注意这么一个细节，陪同女记者一起前来的教授，在火车上大谈宇宙哲学、量子物理学、宗教等等，在女记者同刑讯者对话时却瞌睡连连。这位教授不会反对刑讯者讲述过去，但是他的行为又与观点相反，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尊重历史并且遗忘历史。
种种精神困境，大都与铁幕之下的政治有关，但精神困境没有随着铁幕之下的政治转型而停止，柏林墙的倒塌不是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也不是“历史的终结”。在《11月的孩子》里，柏林墙已经倒塌，东德女孩英嘉在西德创意写作教授罗伯特的陪伴下，寻找当年从东德逃到西德的母亲，最终得知母亲已经离世。这个结局罗伯特早已知道，但他想把英嘉和母亲的经历写成小说，为了增加小说的曲折，他故意设置了女儿寻母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英嘉遭受着双重的伤害，既有来自柏林墙时代的政治伤害，也有来自柏林墙倒塌之后罗伯特给她造成的个人伤害。
精神困境的延续，并不意味着政治转型是没有意义的。《再见，列宁》经常被理解为一部“怀旧”电影，被理解为东德民众对柏林墙倒塌之前“激情燃烧的岁月”充满怀念，被理解为“再见列宁”。这与我的观感完全不同，但是限于精力，一直没有重看这部电影，张秋的解读解答了这个疑问。在电影里，柏林墙倒塌后，儿子不希望母亲受到刺激，在家中制造了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虚拟幻象。这似乎是在怀东德之旧，但张秋指出，母亲已经识破谎言，只是没有点穿，母亲在东德时期维持着“积极分子”的形象，也很难说是发自内心。
张秋多次提到，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把怀旧分为修复型和反思型：修复型强调怀旧中的“旧”，强调回归、返乡；反思型强调怀旧中的“怀”，多限于怀想本身。博伊姆认为《毒太阳》带有若干修复型怀旧的笔触，他指出：“没有得到反思的怀旧会制造出魔怪。”这种提醒非常必要，无论过去出现过多少灾难，都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都是“青春无悔”，这种观点并不陌生。《再见，列宁》接近于“反思型怀旧”，却被理解为“修复型怀旧”，这不是那种具有创造性的误读，而是错误的解读，张秋把这种错误校正过来。
电影呈现了铁幕之后最为普通的民众所遭遇的精神问题，他们充满恐惧，又沉迷于个人崇拜，甚至失去了公开表达不满和恐惧的权利，只能压抑自己的情感，伪装欣喜，互相伤害。
在这种绝望的境况下，“人质”如何自我解救？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历史中，最为瞩目的是各种波澜壮阔的反对运动，罢工或集会，但这本书关注的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反对。张秋在评论《他人的生活》时这样说：“‘人质’一词强调的是外部的强制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中的个体全然无为，在很多狭窄的空间内，他仍然可以作出多种不同的选择，这个选择有时候微不足道，却可能关乎他人的生死。”
“平庸的恶”是阿伦特的观念，但张秋强调“平庸的善”，有时日常的最基本的伦理观念捍卫了人类的尊严。在解读《芭芭拉》时，张秋仔细分析了东德女医生芭芭拉为何在关键时刻放弃逃亡，他没有无限拔高女医生的精神境界，而是引用心理学家津巴多的说法，指出英雄只不过是“随时愿意尽人性的本分”。
“尽人性的本分”，这句话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却又是“人质”们自我解救的惊心动魄的内在动力。在《审问》里，一名歌舞演员，没有“伟大理想”也没有宗教信仰，有着许多普通人的缺点，却拼死去作“无谓”的抗争。她为什么会这样？张秋这样说：“她坚持的不过是最简单的常识，最起码的道德，那就是不能撒谎，不能出卖和陷害朋友”。在电影里，这名歌舞演员有一名难友，因为反对土地国有化而被捕，入狱后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把带来的麦粒种在窗台上。
这本书以及书中提及的电影，又何尝不是窗台上的麦苗？
意大利导演贝尔纳多•贝托鲁齐曾经说过，个人是历史的人质（哲学家萨特也有类似表述）。他正是从这个角度，去拍摄《末代皇帝》的。在片中，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说：“皇帝从他登基那天起，就成为了自己领地里的囚徒，在退位后仍是。但现在他长大了，他会问为什么他是所有中国人中唯一一个不能踏出自家大门的人。我想皇帝是这个地球上最孤独的男孩。”连皇帝都成了囚徒，草民就更不待言了，且两者的境遇，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它只是用来说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历史的人质，都会不同程度地面临被历史绑架，乃至撕票的命运。而这种命运，在动荡的历史情境之中，在占大多数的普通个体之中，显得尤为惨烈。贝托鲁齐把皇帝还原为一个人，而且是外国人眼中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孤独的男孩”打动了全世界观众的心。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一个皇帝的孤独，所谓“高处不胜寒”，离百姓太远。更值得感知和操心的，是被压在历史底部的普通人——有多少统治者能体恤他们的疾苦？反观张艺谋在《英雄》中用秦王统一天下的“崇高理想”，去感化向他寻仇的刺客，将暴虐之君尊为天下最大的英雄，这种硬往皇帝脸上贴的英雄史观，确实显得很可怕。刘小枫说得好，历史不是用来显现王权和天理的，而是为了个体生命力的伸展。生命力的权利与历史一旦结合，历史的发展就有了一个合理的理性法则，依据这个法则，历史也就有了意义。
关于人类事务的所有核心概念，都源于个人的困境（以赛亚•伯林），而人质这个词，最形象不过地道破了个体身居历史之中的无力感，揭示了极具普遍意义的人之“存在与虚无”。对于这个词触电式的敏感，成为本书的写作诱因，我也将这三本书命名为“人质三部曲”。这个词串起了我特别喜欢、同时也在很大范围内引发观众共鸣的一个电影类型，即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而非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的方式，来记述历史，通过个体命运的沉浮来管窥和洞悉历史的真相，人性的真相。在人质现象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权力结构、社会机制和人性基础等等在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有意义的话（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那么本书所认同的意义，就是历史必须服务并服从于个体生命力，而不是作为个体的异己力量在发挥作用。
与官方的历史相对应，本书所选的这一类电影，连同其他样式的文艺作品，为我们共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浑身上下沾满了个体的血泪，浸透了个体的苦难。刘小枫将苦难记忆视为一种主体精神的价值质素，一种历史意识。他说，作为历史意识，苦难记忆拒绝认可历史中的成功者和现存者的胜利必然是有意义的，拒绝认可自然的历史法则。苦难记忆相信历史的终极时间的意义，因此它敢于透视历史的深渊，敢于记住毁灭和灾难，不认可所谓社会进步能解除无辜死者所蒙受的不幸和不义。苦难记忆指明历史永远是负疚的、有罪的。
人质的角度决定了本书的两个要点：一、它的主体和站位是人，个体的人；二、这个人，不是英雄（或者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也不是伟人。福柯在《电影手册》的一次访谈中，曾提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如果不通过史诗这种手段，也就是说把历史当作英雄故事一样来讲述，历史怎样才能坚持自己的话语，找回自己的过去？福柯的质疑，正是我在选择影片时依循的一条重要思路。
三部曲涉及的历史背景当然不可能是全景式的，而是从电影这一素材出发，选择了具有标志性的现当代历史事件，或者某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卷《历史的人质》涉及一战、二战、纳粹大屠杀，第二卷《太阳的人质》关乎前苏联、东欧，以及作为冷战时期标志的柏林墙，第三卷《正义的人质》则聚焦两场“冷战中的热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9•11”事件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也被纳入其中，藉此眺望21世纪。热战与冷战相互交替的“极端的年代”、动荡的历史，已经并仍将源源不断地催生出无数电影经典力作，它们本身也屡屡构成了历史性的事件，构成了国家与民族，乃至人类集体记忆史的一部分，推动着我们对于历史的反思，帮助我们对抗“有组织的遗忘”。本书选片力求经典，但同时也会兼顾电影中呈现的事件与人物命运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马克•费罗作为首位获准参阅苏联档案的西方史学家，也是首位把电影当作历史代言人和史料来研究的学者，曾经如此阐述电影的功效——他说，借助记忆或口头证明的影像调查，如今比比皆是。这么一来，电影就帮助人们构建了一部非官方的“反历史”。电影在对立官方历史方面扮演着积极角色，在唤醒人们的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费罗认为，新闻片也好，故事片也好，影像所反映的现实看起来真实得可怕。人们发现，它未必符合执政者的论断、理论家的设想或反对派的分析。它非但未为他们的言论提供佐证，反而不时反衬出他们的可笑。电影具有这种功效，即解构了经过几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才成功建立起来的绝妙平衡。费罗并不认为各种类型的电影之间存在多少界限，在史学家眼里，虚构的影片是和历史本身一样的历史。他还说，无论哪一类影片——探讨法西斯主义的、纳粹主义的，还是斯大林共产主义的，最成功的始终是那些把个体的经历如一对夫妇、一个家庭等的故事搬上银幕的。本书所选影片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笔者意在探讨个体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进行选择的空间和能力到底有多大，以及孤独无援的个体在做出选择时，所经历的种种身不由己的矛盾和痛楚，藉此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缘何又被历史所绑架，所囚困，所遮蔽，所压制，所蹂躏，所牺牲，个体的人如何被成功地分子化、碎片化，如何“在有助于团体的名义下被除掉”，如何不约而同地走向“通往奴役之路”，如何沦为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个数字，当然，还有如何“尽人性的本分”，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本书也藉此证明，自由不是天赐，它的获得需要信念的支撑，并且常常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个体与历史之间对比悬殊的肉搏，将永无休止。人质这个词代表着不自由，代表着历史的悲观，但这并不意味着绝望，意味着个体的无为。正如波普尔所说的，他主张历史没有意义，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为历史所做的一切在政治权力史中显得束手无策，或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种残忍的玩笑来看待。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
三部曲上百万字的写作，花了我七年多的时间，其中甘苦，唯有自知。笔者并非从事历史研究，只是从多年浸淫其中的电影出发，作些兴之所至的阅读。本书有点类似于看片笔记和读书笔记的结合体，其显而易见的缺陷是引述过多、文字过长，望读者见谅。刚开始酝酿这个选题时，我用的是笨人笨办法，先把网撒开再说。我同时面对两个大海：一是历史之海，二是电影之海，网罗的原始素材多到难以招架。之后便开始根据“人质”的开题、每卷内容的相对完整和独立、各卷之间分量的平衡，以及相关片源的支撑等等要素，反复整理、压缩、筛选，直至确定为三卷本。必须承认，这仍然是个很大的架构，写这样一套书，对我而言是不自量力，但我无法抵挡这一诱惑。《历史的人质》其实是一开始起的总书名，后来才给二、三卷起了分卷名。
感谢金浩、孟通对这套书的出版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感谢陈蒨对我一如既往的包容。
张秋
《正义的人质》读后感(八)：“必要之恶”及正义的成本（作者自序）
书稿付梓前，李安的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正在热映。比利便是一个标准的“正义的人质”。作者本•方登在小说中如此描写比利和B班幸存士兵的命运：“……他们知道自己是在被利用。当然。受人摆布是他们最基本的要素，士兵的任务不就是给上级当卒子吗？穿上这个，照那样说，到那里去，朝他们开枪，最后，当然了，他们的终极任务就是送死。B班的每个人都是威逼利诱这门艺术的博士。”这便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人质化处境。这部作品的犀利之处，是它形塑了与前线反恐战场相对应的另一个战场——这个战场位于和平的祖国大后方，这个战场上的疯狂与残忍，是以英雄崇拜的名义出现的。所以，李安在取片名时将原著的“中场休息”改成了“中场战事”。对比利来说，这场只有礼花，没有硝烟的战事，比前方的战事更荒谬，也更难熬，因此最后，他和他的那班弟兄们，宁愿回到真正的战场，也不愿充当被人到处牵着走的演员，充当“站桩”的道具。影片提供给观众浸入式体验的对象，是裹挟、控制比利的一种情境性力量——如原著中所述，“他的美国同胞身上有一种残忍的东西、一股狂热、一种欣喜若狂、一种强烈的需求”。作品并未停留在反战的层面，它的矛头直指这场战事的“观众和啦啦队”，指向把比利等人送上战场的所有人。原著中最核心、最尖刻、最致命的是这一段：“这些面带微笑的一无所知的市民，他们才是对的。过去两个星期，因为在战争中学到的东西，比利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聪明。啊，他错了，这些愚蠢无知的傻瓜才是掌管一切的人，他们的祖国梦才是左右大局的力量。他的现实不过是给他们的现实做牛做马，他们的不知道比他的知道更加强大。”
本卷中影片所涉的历史线索，是美国或以美国为主导的三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反恐战争，其中前两场是冷战中的热战。三场战争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内在联系，它们给美国，给不同的阵营，给世界文明、全球政治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身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比两次世界大战更为谲诡、艰难的命运，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但陷入了战争的迷雾，还陷入了正义的迷雾。也就是说，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无论是开战正义还是作战正义，都不再那么泾渭分明，而是极富争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何为？人性何为？
《现代启示录》中幽灵般的法国殖民者问道：“你们美国佬为什么不从我们身上吸取教训？”；《早安越南》中罗宾•威廉姆斯扮演的军方电台主持人，在被解职后的告别留言中说：“还记得那些带你们去朝鲜的人吗？没错，是美国军方。即便在这里或者在其他国家所做的事是正确的，或许也不该由军队来做”；身为越战老兵的奥利弗•斯通，在2006年戛纳电影节为他的《野战排》举行特别放映时，却不禁感到“令人羞愧”，因为“只过了10年、15年，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又开始发生了变化”；德•帕尔玛在威尼斯电影节谈到为何拍摄伊战题材影片《节选修订》时谈到，他感觉当年拍摄的《越战创伤》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反省与关注……这是为什么？
其实岂止是美国。基辛格在其早年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的结尾，就曾不无悲观地写道：“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往往是健忘的。很少见到国家从过去吸取教训，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则更为罕见，因为历史经验教训如同个人经验一样，具有偶然性，只教训某些行为的后果，但不能强迫人们意识到类似的情况”。他由此指出了历史的挑战和悲剧之所在，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提取知识的机会，只能尝试一种解释、一次实验，因为他们是自己这一代人的实验对象”。这便是一种人质化的处境。
针对一段历史，人们或者讳莫如深，或者在公开真相之后纷纷声称要吸取教训，但出于立场、出发点、智慧或者策略等等方面的原因，他们总结的教训往往并不触及痛处和要害——从政治家，到历史学家，从当事者，到局外人，概莫能外。基辛格所总结的越战教训，也未能摆脱自身的局限。更有甚者，对于同一段历史，不同的人从中提炼出的教训，可能完全相反。历史由此向我们进一步展现了它“黑暗的心”，那就是“进步”观念的摇摇欲坠。
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7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托马斯•杰弗逊的话来形容美国当时面临的困局，这句话是：“有时不得不选择一个大恶，以防止一个更大罪恶的发生，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可悲法则。”美国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从“不得不”，滑向主观故意，使“善之恶”或曰“必要之恶”的雪球越滚越大，从而将这一可悲的人类社会法则，变为值得夸耀的美国法则。越战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86岁时同意接受了一次访谈，他总结了自己生命中的11个教训，其中第9条的内容是：“为了行善，你可能不得不作恶”，与杰弗逊总结的法则如出一辙。本卷三大战争题材的电影中便充斥着这样的法则，给它的“实验对象”造成了极大的分裂和迷狂。尽管“恶”的性质不同，但我们不得不说，极权之恶，或者说“恶之恶”，也采用了相同的逻辑和修辞，而且它对于“善”的愿景描述更为诱人——这正是正义所面临的险恶处境。也就是说，“善”既可能成为“恶”的正当理由，也可能成为一个方便的借口。“恶”因此成为“必要的代价”，被打入正义的成本——其中包括具体实施“必要之恶”以及造成“附带损害”的人力成本，而这些人，就是本卷影片中的主人公。前总统卡特因此对美国“濒危的价值观”忧心忡忡：美国曾经是全球称赞的、杰出的人权卫士，如今却已成为国际组织担忧的头号人权破坏者之一——“我们的一些行为与那些我们过去所谴责的暴虐政权如出一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何为？人性何为？
这三场战争集中反映了美国自身所面临的矛盾性。如基辛格所言：“20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决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大外交》）基辛格对美国及其秩序观做了客观、精辟的总结：“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世界秩序》）
这样的矛盾和分裂，不可避免地在“实验对象”身上爆发。本卷的影片中充满了这样的困惑和诘问——当有人告诉你“必须摧毁那个国家，才能拯救它”，你会不会用打火机点燃村民的草屋，并且“杀死一切会动的东西”？当有人暗示你“得把犯人当狗一样看待”，你会不会发明各种手段去虐囚，并且兴高采烈地在网上上传虐囚照？当有人命令你“如果总统想要发动战争，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能够让他这样做的情报”，你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任务，并且守口如瓶？当有人说服你“我们得把他们的生命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比较”，你会不会对无辜平民（包括妇孺）开枪扫射或发射导弹，并且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是值得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何为？人性何为？
与美国自身的矛盾性相对应，世界对于美国的评价，同样面临着极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浓缩于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美国不存在，世界将会怎样？”希拉里•克林顿在谈及“巧实力”战略时所说的话，可以作为答案：“美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解决所有紧迫问题，同样，离开了美国的力量，世界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软实力”、“巧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认为，21世纪权力正在发生两大转移——一是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二是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因此他指出，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问题，已经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国人不应该再问谁是全球老大的问题，也不应该总是考虑主导权，而应该开始了解，如何综合运用各种权力手段构建巧实力战略，寻求与他国相关的而不仅仅是超越他国的权力。他在2015年的新著《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中写道：如果“美国世纪”始于1941年，那么到2041年时，美国是否仍然拥有占主导地位的权势资源，并在全球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中发挥关键作用？他的猜测是：“是”。
笔者无意在“亲美”和“反美”两派中站队。即便要说“反”，也是反思的反。正如《谁在反对美国》一书的作者所言，反美主义和美国主义一样，都具有异质性和多维性。谁在反，反什么，为什么反，在什么时候反，如此等等的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判断，任何将其简单化、情绪化的企图，都徒劳无益。
关于书中所采用的名称，越战严格地说包含法越战争、美越战争和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多种解释，本书仅涉及最著名的美越战争；反恐战争则特指“9•11”之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书中引用的相关史料绝大部分来自国内公开出版物，并力求权威、可靠。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张秋
2016年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