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终人不散》是一本由张允和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3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曲终人不散》读后感(一):谈谈文革时期的曲人
书中有一篇《不须曲》中写:我们不敢唱昆曲,连笛子都没有人敢吹,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时间是1978年。初看时疑惑,怎么会不敢呢?敢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又看允和的《昆曲日记》其中时间分为了两段1956-1959和1979-1985,中间有二十年空缺,正好包含了那所谓“不敢”的十四年。于是稍微明白,昆曲在十年动乱中成为了不可触碰的禁忌,不敢的人明哲疏远,敢的人则一死殉难。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世界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头衔,那一年以后,许多国人才开始认识昆曲,了解昆曲,带着模糊不可亲近的态度瞻仰昆曲,仿佛看一样博物馆里落满灰尘的藏品,隔膜又好奇。
这明明是曾经在北京,江苏,浙江,上海,甚至湖南,四川都有的剧种,从明代嘉靖年间兴起,到明末清初的辉煌,再到乾嘉之时的式微,昆曲一直有自己的从业者,传习者和追随者。即使遭遇了明清易代,花雅之争,太平天国这些灾乱,它也仍然存在,余韵不绝,大概是唱腔,曲律,剧本早已深入人心,融入世俗生活,尤其是在江浙一带,更有不少民间戏班,家庭戏班和曲社组织,这些人的自发性使得昆曲得以延续,且成为社交、娱乐生活里不可或缺的调剂品。
允和在文中有一段记叙,看似寥寥一笔,却触目惊心。她提到一对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曲友,她们分别是苏锡龄、伊克贤,66年她们淹死心爱的猫,一起上吊死了,当时两人都是六十出头。我又翻《昆曲日记》发现,这对曲友在曲社中资历很老,每每排戏发言都很积极,研习社成立时,她们就在,堪称元老。伊克贤唱老生、苏锡龄唱旦,两人曾搭档《长生殿-定情赐盒》,看起来是关系很亲密的一对朋友。曲社中又有一位曲家朱復,他的年表写道: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朱復)始观摩北京昆曲研习社清唱和彩串活动。随同邑曲家苏锡龄(1909-1966)和伊克贤(1904-1966)习昆曲。越丙午,师皆罹难。皆罹难,这三字隐晦中性,但对照前文内幕,令人十分痛惜。
对于那时政治,我辈似乎无力问津,但还是忍不住疑惑,这云泥之别到底是因为什么?昆曲自出昆山,四百年至今,并无与政治挂钩,反是民间自娱自乐。而其受众也不拘泥某个阶层,士大夫,官绅,伶工,妓女,老弱妇孺,皆能歌之,到了民国,京剧代之地位。但在江浙一带,昆曲仍被曲友奉为圭臬,珍之爱之。
张武龄虽是皖人,到了苏州后也被昆曲所感染,请了曲家来到家中,教授子女。后来四姐妹又自发参与幔亭一社,幔亭曲社,曲友皆为女子,这在当时是十分有特色的,但她们也不回绝和男性曲友来往,借此互补短长。
解放后,允和在北京昆曲研习社主持昆曲事宜。元和与充和先后到美国,在异国宣传昆曲,传授昆曲,并推动建立曲社,培养海外曲友。昆曲申遗成功,少不了张氏姐妹在海外的努力。张家长子宗和自请到贵州任教,期间也曾帮忙宣传昆曲,恢复重排昆曲老戏身段。与充和四姐的通信中,宗和曾多次请教具体身段,唱腔,十分细腻专业。在抗战时期,宗和任教西南联大,当时举办同期,宗和与夫人凤竹每每合演,都博得好评,汪曾祺曾赞美他们是“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后来,凤竹早逝。宗和于文革结束后第二年去世,其间缘由,不消多说。
曾见风月暗消磨,故园如今有此音。近年,各地曲社渐渐恢复,似有重燃生机之意。南方许多大学也建立曲社,年年招新。我想,那种“十年”来一次就够了。
《曲终人不散》读后感(二):曲终人不散,秋去春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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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易子(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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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中不失优雅风度,平淡中尽显大家气质。阅读张允和文集,
让时光在优雅和美丽中回旋。”
“张家四姐妹"的名声很大,美女加才女,提起的人都是赞不绝口。四姐妹中,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是三姐张兆和,当然是因为沈从文。如果你曾被沈从文清新脱俗的文章所打动,我不相信你不会去探寻和关注他口中念心里思的三三。而三三,就是张家四姐妹中的三姐张兆和。
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也就是沈从文的二妻姐,丈夫是汉语拼音的缔造者之一的周有光先生。张允和是著名的昆曲研究家,但是像我这样的俗人,是不知道也不大会去了解其人其事的。好在关于张家四姐妹的作品很多,而有关沈从文的介绍中,张家四姐妹总有一席之地。就像戏剧一样,在读过有关沈从文的作品中,张允和都是作为配角出现的,再出彩也会因为戏份不足而形象模糊。
《曲终人不散》是张允和的散文集,它将我在别的作品中了解到的有关张允和的一鳞半爪扩展开来。从张允和的母亲父亲写起,继而写张允和的成长、求学、婚姻生活,然后写兄弟姊妹的成长和情谊,孙女庆庆和曾孙女安安的成长趣事,最后是怀念师友。整本书连起来看,就是张允和的简略传记。
这场戏,张允和成为了主角。那些大名鼎鼎的人,在这里都卸掉了光环,只是她的亲人朋友。说到底,整本书的内容,就是张允和的生活圈。
张允和的笔触平易近人,整本书的故事以一个老奶奶闲话家常般的口吻娓娓道来,平淡中见温情,慈爱中有悲悯。
关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叫《错爱一生》,文中说到,沈从文爱张兆和,可是沈从文一生都没有得到张兆和的爱情。在张允和的《沈二哥》中,提到了1933年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中,委婉地请张允和为他向张家父母提亲,并且说,如果张家父母同意,求三三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事成之后,允和给远在青岛的沈从文发电报“允"字,既是允和的名字,也是答允三三和沈从文婚事的意思。三三张兆和却担心沈从文看不懂,特地到电报局给沈从文发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报务员要求三三改写文言,三三不肯,涨红了脸说这是喜报。
三三嫁给沈从文,没有任何强迫性。发电报、涨红了脸、说喜报的三三,憨态可掬,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三三嫁给沈从文是因为爱情。在沈从文过世后,三三对允和说“过去在他(沈从文)五年的病中,我时时刻刻在他身边。他一时不见我就叫唤,我总飞快地回到他身边。"又说:“这以后,我空了,我要写二哥,写他最后的五年,写………”
爱情的表达有很多种方式,并不是轰轰烈烈才算爱情,相互扶持,相伴到最后才是最深最浓的爱情。错爱一生也许只是别人的臆测,做不得准。
《曲终人不散》只是闲话家常,没有励志故事,当然,它没有催人奋进的目标。可是《昆曲—江南的枫叶》一文中,关于俞振飞先生的勤奋好学却让人印象深刻。俞振飞的父亲晚年得子,当俞振飞还在摇篮中时,戏曲已经是他的催眠曲。俞振飞从小得到父亲的熏陶,又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自己又下了很大的苦功。演出时,在后台还是手不释卷,时常在揣摩剧情和研究唱腔。张允和写到,俞振飞从曲友到30岁左右成为正式演员,单靠环境和天才是不够的,必须加上不懈的努力,俞振飞有今天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没有一种成功是偶然的,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占尽先天优势的人。
战争中的颠沛流离和文革中的战战兢兢,是张允和这一代人绕不开的话题。经历了悲苦颠簸和侮辱践踏,仍然不失掉希望和勇气,在年老时怀着悲悯来叙述往事,让人感动,更让人敬佩!
张允和呈献俞平伯先生伉俪的贺寿诗:“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这就是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读《曲终人不散》感。
y.林易子(微信公众号:linyizi99)
《曲终人不散》读后感(三):人得多情人不老
《人得多情人不老》这一标题是《曲终人不散》一书中,张允和先生用来纪念俞平伯先生和夫人许莹环的,我冒昧拿来做题,以说说先生的这本自传体随笔集《曲终人不散》,亦是纪念先生。
最初知道合肥四姐妹是因为叶圣陶先生那句,“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子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她们生长在优渥的书香世家,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蜕变,她们诗情画意的生活在时代的巨轮里翻开一幅幅韵味十足、绚烂多彩的巨画。其中二姐允和,最为风趣、可爱,她被人称为“最后的闺秀”,“五四”后的新女性,她致力启蒙,继承传统,追究现代。《曲终人不散》便是她88岁时完成的处女作。
这本自传体随笔,所记都是一些旧事,有父母宠爱、有伉俪情深,有姐妹情谊、有儿孙之福,有学习之乐、有昆曲之爱。虽历经时代的巨变、世事的沧桑,却字字句句尽是难以遮掩的暖意。允和先生的文字,“浅显而生动,家常而睿智,读来顺溜而愉快”。看她的书,就彷如一个虽已满头白发,却内心青春盎然的老人,在面对面与你家常闲聊,亲切温暖之余给人积极的力量,憧憬的快乐。
张家是一个大家族,曾祖父张树声曾是淮军的领袖人物,官至两江总督;祖父张云瑞曾任过四川川东道台。到第三代,允和先生的父亲张冀牗,生于清朝末年,接受新思想,他信奉蔡元培先生的“三不主义”,身体力行,不做官、不纳妾、不打麻将,还不沾烟酒。他致力于办教育,不惜倾家荡产办乐益女中,一生爱阅读、爱昆曲,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十个子女。
允和先生,是张家二姐,外形瘦小有点弱不禁风,却有一颗活泼坚强的心。大学时,她是身体瘦小,却好管闲事好讲话,尤其好打抱不平,又爱穿绿衣服的“绿鹦哥”。在中国公学读大一年级时,有次作文题为”落花时节“。她的作文没有伤春悲秋之调,被老师赞为,”有女中丈夫的气概!“ 。在家里,她常是弟妹们的头儿。三姐兆和与沈从文先生的结合就得力于她这个”媒婆“。就连大姐元和与 顾传玠的婚姻,也得感谢她的“主张”。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她开始漫长的逃难生活。曾经张家的娇小姐、任性的‘小二毛“成为了两个孩子、婆婆、保姆一行人的主心骨,既要当机立断拿主意,又是主要的劳力。
但她却说,十二岁前她身体虚弱,意志也很脆弱,遇到一丁点不顺心的事就哭。母亲去世后,忽然有一天她明白哭是没用的,才告诉自己要坚强起来,担负起做二姐的责任。看到《落花时节》里,她描写自己立志要改变自己的脆弱性格时,很为之感动。谁都不是天生的强者。或许,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那么一天好像自己突然长大了,告诉自己要坚强、要独立,然后再遇到事了,就暗暗告诉自己不能哭,要去面对。
婚后她也曾励志要做一个职业妇女。在上海光华附中做历史教师时,她勤于学习,认真钻研,善于发现问题,指出了一些当时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也因此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青睐,被调往北京参加新编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后“三反五反”开始了,她莫名地成了“老虎”,这才无奈下岗,成为了家庭主妇。
女人是容易被家庭的琐碎所消磨的。养育孩子、照顾老人、管理家庭的人情世故、做不完的家务、一地鸡毛的小事,没一件明明白白的大事,却桩桩件件耗损着女人的精力、体力、灵气,一日日一年年,“杀人于无形”。所以,家庭主妇鲜有活得清爽且漂亮的。允和先生是个例外。她钟爱昆曲,即使做了主妇也没有丢掉自己的爱好,她参加了北京昆曲研习社,为昆曲传的承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她一生笔耕不辍,勤写昆曲笔记,好写杂文、歪诗,娱己娱人。她活出了属于她自己的风味!
“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人更好”,这句话当是允和先生乐观人生的写照。她乐观风趣。文革时,即使面对可怕的红卫兵调查,她也能在危险关头,想一些有趣的事情,来派遣苦闷。她有一颗青春常驻的心。80岁时,她写的关于第一次约会的那篇文章——《温柔的防浪石堤》,文字活泼纯情得竟如18岁的少女。她还爱“折腾”,86岁学电脑,重新复活七十多年前的家庭刊物《水》,以凝聚亲情。她一生热爱昆曲,并致力于昆曲的传承。她也会含饴弄孙,和小孙女、小曾孙在一起,她像个老小孩····她是一个平凡的女人,普通的就像邻家的老太太,却总比邻家老太太高贵优雅。
看《曲终人不散》时,我会不时合卷、凝思自己八十岁时的样子。我想,当我老了,定也要像先生这般对人生依旧多情,继续做喜欢做的事、爱喜欢的人,优雅、快乐且自足。
曲终人不散,秋去春又来,先生虽已逝,但先生之风可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