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是一本由郭立暄著作，中西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页数：10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精选点评：
●二十年来最棒的版本学入门必读书目
●开本太大，书页反光，阅读感受不太佳。说一千道一万，无非“联几比对”四个字而已。汇集众本，逐页比对，谁还看不出个子午卯酉来？不过想汇集众本可不容易。
●精装彩印三大册
●雙手支持黑陶子麟！
●很喜欢的书，郭老师写的很雅致，内容给4星，1星是给的出版社。价格太太不亲民。p过的图片不能完全反映出古籍的原貌。那请问研究原刻，翻刻与初印有何意义？
●信息量好大
●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全铜版印刷，两大本图版。羡慕作者可以接触那么多版本，有机会去求个签名
●入手開刷
●一部继往开来的总结性著作。
●不能说读过，算翻过吧。。
《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读后感(一)：简介及书影
分三册，第一册论述，图版两册
第一册分通论、实例
图版两册分别为通论部分、实例部分
实例部分述一本完毕，再叙后印、翻刻情况，有校勘则附表
如下图
《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读后感(二)：写的很一般
從我這外行來看，感覺寫的不好，不少地方文字表達不清楚，感觉就是材料的堆积，很多地方判斷下得太絕對，又沒有展示出令人信服的依據，很多沒有圖片佐證，令人非常很懷疑。如第一册第五十四页，言之鑿鑿說盧文弨所見南宋本爲嘉靖本，其理由寫在腳註裡，說其所見南宋本可考有二都是嘉靖本，那麼從邏輯上來說，你憑什麼斷定盧文弨就只是看見這兩個本子，而沒有見過其他南宋本呢，類似這種邏輯不周處，還有很多，此頁又說汪本孝經注疏多據俗本改，文字多無可取，這恐怕不是你隨口一說就能服眾的，舉幾個例子看看呢，怎麼個多無可取，又據此判斷絕非顧廣圻校刻，太過武斷了啊，何以取信於人，:關鍵有些地方顯得太過自信，對古人批評比較犀利，有點自以為是的味道，這個不好的傾向和毛病我也有，也是需要注意避免的。
本书对古籍整理提出了要比对不同印本，第一册第一一七页，就目前的条件来看，又有多少古籍整理者能获得这样的条件，有时候能见到某一版本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去找不同印本，只能说是一种超级理想状态，通读本书判断所谓原刻翻刻初印後印，基本前提是能看到若干本子，若是就这么一个本子传世，试问如何断定？作者自己也说要不是看到某本谁也不知道某本是哪个印次，就算有且知道有这么些版本存在，试问没有关系，不是在北图，上图工作，估计连看都看不到，还想加以利用？只能在作整理工作的时候，要留心注意罢了吧。
另外，还有不少地方引文有错误。
《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读后感(三)：功夫细密，通论不过瘾
博士论文在道客巴巴上看过，去年在复旦听讲座时听说快出版了，很期待。
刚出版便买来了，每晚睡前读半章，半个月把通论又读了一遍。实例编则工作中用过多次，差不多也都细细抠过的。呼，看来好像也不是像每天晚上后悔的那样一整天尽玩儿了。。安慰安慰自己。。
从书整体来说，郭先生的的版本学现在在国内算是高水平了。比整天就知道在博客上吹牛逼以大师自居的沈某人高出了很多，尤其实例编，大部分很细，极有价值。宋元本不肖说，明清本的功夫也很足，比如《神奇秘谱》，自己原本以为对这本谱很熟悉了，可读了之后依然有很大收获，《两汉金石记》，杨成凯、韦力等先生多次说原刻初印本没见过找不到，郭先生揭示了两本初印。当然，实例编的正经价值根本不是这么点儿，这两个只是随便一说。。
通论编。。似乎没有实例编过瘾。。
学问当说分两途，，像是开沟和打井，有些学科，比如传统的语言学、历史学等，有些问题可以挖的很深，读陈寅恪、丁声树、余嘉锡、张政烺、朱德熙等人文章，有时候会很过瘾，这个过瘾的感觉，我认为来自于问题辨析的深度，逻辑的严密，视角的惊艳乃至理论的精彩等等，这些挖得深的，就像是在打井。而另一种开沟的学问，就像郭先生这本书一样，通论编对版本学上的问题，其实就是总结了些东西，对懂版本的人来说指导意义不大，只是通篇都在提倡一种研究风气，而书中屡次说的“”刻与印“结合研究法，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方法。数百年前已经有人在注意印本，只要脑子清楚的学者，注意印本这是学术的内在要求，有条件当然会注意，就像最近讨论的清史研究用不用满文，这太可笑了，学术研究难道不是应该一切史料都在问题的支配下吗？竟然有什么满汉史料主次之别，这一听就知道是外行人的叨叨，或者嚷嚷这些的人根本不懂考证。说回来，此书的出版，对古籍整理深入到印本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作用，客观条件实在太差，前几天去一个大学的古籍部查书，天哪，像是我欠了人家几万块钱一样。。读者都是孙子。。能自由查阅的也只是少数几家而已。。。。
如果把通论里举的例子去掉，作者想说的内容用3千字足够说的清清楚楚。因为在版本学上，这个题目没有多少厚度，以一个优秀学者的实力写了一个硕士论文的题目，当然，结果会超乎想象，但先天的限制很明显。。。
作者卖的力气很多实际上属于校勘了，当然，两个本来就分不开，这也是对的。真正常见书光版本就有几十种的那种书，印本异文的辗转相因的复杂情况，也远远不是通论里能讲清楚，，讲出规律的，，，其实好多问题深入下去都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时候规律几乎没有一毛钱的作用。。。
通论的不过瘾当然不能算在郭先生头上，版本学的学科特点应该算一大半。但是版本上也是有些题目可以挖的，比如艾俊川的论铜板什么的，算是版本学上少有的打井工作。
错字也有一些，文化不是文华，那里哪里错了好几个，再有就是通论里的好多例子引用版本不出注，实际上应该注出每一部书的藏地与书号，这重要性显而易见，，，，不然撒了谎都不知道，当然，郭先生这么踏实，估计不会。。
《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读后感(四)：随记
好的版本源流研究，可以解决许多烦难的问题，粗粗完成却错漏百出的版本研究，又会误导一般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如何在这些传世的、甚至不存的版本中，建立起准确的印本先后、版本源流，是很考验版本研究者的。
郭立暄老师在《后记》中写道：
我觉得自己这本书也可以有三种读法：第一种是按章节顺序往下读;第二种是依据实例编的目录，按版刻的时代先后往下读;第三种是依据书后的引用书次序，按《四库》分类法来读。这当然只是个玩笑，不过我在写作时，心里确实放了两条线，一条是时代，一条是分类。我用这两条线小心地把一个个实例编织起来。
几年前，作为一只版本小白，初次学习这部著作的时候，就是顺着《通论》翻过一遍。书中举出的各种翻刻、补版、修版中的常见例子，读来自是收获良多。不过，《实例》编涉及的书，遍及四部，因为读书兴趣并非专门版本，有些不熟悉的书，也就匆匆跳过。没成想，不小心掉入了作者精心构设的第一种读法。
这两年，但凡涉及到一部不怎么熟悉的书，总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再去翻这本书。浏览时代，对照着书影，可以感受到整体的时代风貌、地域风格；翻到索引，按图索骥，可以穿梭到不同的门类，去找寻相关的版本源流——这个时候，再翻到作者《后记》中的“玩笑”，忽然觉得自己不过是在沿着作者预设的“第二种”“第三种”读法，在慢慢地补课。
好的版本源流研究，可以解决许多烦难的问题，粗粗完成却错漏百出的版本研究，又会误导一般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影响版本源流的，除了书本流传、版刻时代、写手刻工和书籍出版有关的因素外，还有一些校刊者自身的校勘理念、校改来源等溢出于书籍出版的因素。而最终呈现的，又是一个个个体的印本。如何在这些传世的、甚至不存的版本中，建立起准确的印本先后、版本源流，是很考验版本研究的。传统的版本研究，在古籍鉴定中，往往偏重版刻鉴定，即鉴定出是宋本、元本、明本，再鉴定出刊刻者、刊刻地域，就意味着版本研究的大功告成；在古籍整理中，往往偏重校勘异文，从文本源流、特别是书前的序跋，提炼出简单粗暴的版本承袭关系；面对无法获见原书的情形，从著录到著录，又往往会掉入前人著录中的种种陷阱中。到具体的校勘实践时，受制于种种条件，又大刀阔斧地把一些不重要、或者难以获取的版本，排除在参校本之外。其实，单重版本鉴定或者单重文本校勘，都会有极大的不足：偏重版本鉴定，忽视书籍的内容，一个个书就成了孤立的个体、无法放在整个版本网络中去思考。偏重文本校勘，整理时在版本源流的理解的不准确，不考虑版本源流、或者是古书刊刻中的修版、翻刻乃至烂版等线索，往往会在底本和参校本的选择、校记的去取上出大篓子。
这两年，曾稍涉版本，写过几篇版本考订的小文章，深知摸清版本源流、版本谱系的重要，也知道这背后工作的烦难与艰辛。在前人研究中，囿于见闻，或者未曾区别原刻修版补版，或者未曾识别翻刻，或者被书商作伪所蒙骗，在版本著录中往往存在一些以讹传讹的认识疏失。而在这本书中，一张张版本源流图，都是以作者的版本鉴定、印本比较、文本校勘为基础，简明扼要而又清晰明了。说实在的，具体到每一种书，结论也许不能说都是尽善尽美的。毕竟，每一个种书背后，也许又一些专门领域。查访的时候，也许是看漏了，也许说是忽略了，有一两处疏失，恐怕是在所难免。但可以说，只要书中做过的书，在基本面上的版本源流、文字校勘，很多问题都能够得到不错的解答。
尤其佩服的，是作者在版本鉴定上的眼力精准。比如黑陶子麟、饶星舫的时候，郭老师说明州本《徐文公集》是“方严的欧体”，又说书棚本《宾退录》是“方整的欧体”，建刻《唐书艺文志》是“峭厉的柳体”，江西刻本《反离骚》“字体在颜柳之间”，“这些面貌差别很大的底本，一经陶氏翻刻，普遍字口锋芒毕露，有些变味儿”。这种文字，特别是“方严的欧体”和“方整的欧体”，读起来似难以捉摸，可倘若看到书影，观风望气，又会对“锋芒毕露的字口”这个准确的形容，心领神会，开怀一笑。另一方面，也着实钦佩作者在校勘异文上下的功夫，书中一个个异文表，背后是逐页翻检的大工程，体力活。特别是部头大的书，几千个上万个版页，即便有再造善本这些方便的书影，要逐一比对版页，校勘异同，实非易事，更何况，是一个个图书馆跑呢。而反过来，读书中碰到相关的版本，只要找一下这些表格中的关键异文，也就可以判断印次，可谓是金针度人。
如果说，对这本书有什么不够惬意的话，那就是书中引用的版本，有不少是没有书号的。尤其是在一些大馆藏书，特别是清代刻本，四五个乃至八九个复本也并不罕见。如果卡片目录上没有详细的批校、收藏印的著录的话，往往就不知道文中征引的具体印本，究竟是哪本。曾经就有一次，我想要调阅文中引及一个初印本，一整天在上图，填了索书号去抽“盲盒”，在分次调阅和焦急等待中，我填的八个普本“盲盒”，第一个就抽中了其他版本的大彩蛋（卷数都不对），其次，除了正常的原刻后印本彩蛋外，还混着翻刻本彩蛋、破损彩蛋，到傍晚的时候，也没看到我要查的那本。第二天，才在阅览室内检索到的善本号中，找到了这个本子——那时候，上图的馆藏系统还是两套，在馆外到访和阅览室外、包括阅览室门口的卡片盒是一套系统，在阅览室内是另一套系统，有一些书，在馆外是查不到的，只有在馆内才能查到。当然，这一次误打误撞的盲盒之旅，也为我开启了另一个契机，此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