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何为》是一本由陈平原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4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学何为》精选点评：
●先锋书店排队等签售时随手拿起来，借图书馆的另一本读完真的要靠缘份。陈教授的思想和观点有点儿老派和理想主义，但其中的大多数恰恰是我心里的想法——原来我也只是有点儿老派和理想主义而已（尽管觉得他对社会科学多多少少有点儿成见）。好想呈给校长院长们读一读，然而好像真的没什么借阅记录也是可叹。
●写文章用的，大抵就那些
●阅读持续时间最长、看得最认真、笔记做得最多的的一本书，为师、学术、做人……需反复阅读、研磨。
●教育学的书
●蔡元培一生波澜壮阔，其最大功绩不在政治，也不在学术，而在教育。北大十年，其胆识与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尤其是大学理念，至今仍被许多后辈极力推崇。蔡先生的大学理想及实践，最具创意的是如下三点：第一，“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第二，“学”与“术”分途发展；第三，以“美育”养成人格。所谓“大学精神”，并非只有蔡元培一家；同样主张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发展出一种迥异于北大、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而南开之“私立”，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更落实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与“自立”。有明确的大学理念，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这样的校长，既可以像张伯苓那样，为坚守理念奋斗终生；也可以像蔡元培那样，因理念不合挂冠而去。当今中国，个人意志之外，任期过短，随时升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制度性因素。
●加一星給《我的“八十年代”》一文。是作者的一些“關於大學的文章”，一口氣讀完。06年初次出版，但一些問題放在當下仍舊不過時。另，這種書也很有可能落入作者自己說的“人文學者自說自話”的境地。
●为了博士一年级的科学逻辑看的这本书。哈哈哈‘1. 读陈寅恪 2.大学以精神为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3. 985 4. 教学优先
●多年前陈教授对大学的看法，到今天都一步步走向了他所担忧的那些方面。
●陈教授的大学革新意见，有点儿老派、有点儿理想主义，但是很合我的想法。
●返观自身
陈平原先生说，今天中国的大学之路，到底该怎么走，仍在探索，还有商量余地。正因为没有完全定型，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这才更值得诸位去体贴、关心、介入。
《大学何为》这本书从历史、文学、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分析探究大学作为人类社会传播教育和知识的重要场所，什么是大学，大学中都包括什么，大学的前景是什么样的，以及中国教育的方向。他从专业的角度解读了当前世界大学以及我国大学的发展状况和未来需要提高之处。
这是一本看来平实朴素，却意义非凡的书。就像对于这本书的内容简介一样，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答问、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延续了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喜欢这本书中关于北大的叙述，虽然没有上过北大，可是对于北大精神以及北大中的知名学者是非常崇拜和敬仰的。就像作者说的，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喜欢这本书中关于读书的描绘，让我这个爱读书的人也体会了这位知名学者的读书观和学习观。
《大学何为》这本书中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就像作者在自序中说的，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专题演讲，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不完全是为本书之体例驳杂辩解，假如希望兼及历史与现实，确实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或长枪，或短棒，或匕首，或弹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武艺一起上。我之不薄“演讲”，是因为特别看重公众对于“大学”这一社会组织及文化传统的自我反省能力。
看着这本书，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活。虽然身处在不知名的一所学校。可正是在这所学校中，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才渐渐构建了起来。从完全从书本上学知识的高中到渐渐接触社会的大学，让我们在天真和成熟之间逐渐过渡。
中国的大学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从这本书中你就会看到。听听知名学者为我们讲解大学是什么吧。
《大学何为》读后感(二)：大为之道，在于不为
高中的时候读这本书，并没有那么大的感触，只不过当时下定决心上大学之后也要用功，不能像高一班主任那样在大学“不迟到、不早退、不学习”——虽然现在理解了他那种方式确实轻松又稳妥。话是这么说，其实进象牙塔后才发现大学并非想象中的世外桃源。老师也跟我们强调：“本科教育是通识教育，技校才是专业对口的，不必过于纠结专业。”但是十年寒窗，想要获得轻松体面的工作机会，专业对口能够事半功倍，无可厚非。有人说越好的学校给予学生选择的自由度越高，反正我们学校转专业还算简单。
其二在于学习氛围，这个在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吧。选择就业的，多参加比赛、多考些证书，能够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学习落下一点也无伤大雅；选择考研的，潜心学习、厚积薄发，更上一层楼，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陈平原先生是中大、北大的学生，说白一点，就业绝对不是问题，院校已经是国内最好的高校，所面临的问题自然与我们不同。
再说说行政化，个人感觉学校的体制还是蛮僵硬的，之前也有看过被上级点名批评形式化的新闻。而这一年接触下来，学生社团的官僚气息是肯定存在的，是多是少有差异。学校的培养方案其实安排得不太合理，至少目前这个专业是如此，老师也说大方向是要压缩专业课的学时，我觉得这样的话肯定不利于专业课学习；另一方面规定额外的非正式学时、志愿时，安排种类繁多的讲座、会议、活动，都是半强迫性质的，大大挤压了课余时间。似乎学生自主学习的自由度在下降，而这一点作者也有讲。确实，规则严密、安排满满的任务能够固定培养出来学生能力水平的下限，却桎梏着上限——高中时我就深受其苦，必须完成大量对我而言无意义的作业，而抽不出时间对症下药地做题，当然对一部分同学来说强制性的作业是有帮助的，道理是一样的。也许考虑到必须保持口碑，学校才出此下策。
实际在大学，发现自己确实不是最好的，甚至不是最好的之一，但也不是最差的，或许是最差的之一吧。现在我的想法就是，沉下心来学习，不去计较“有没有用”，但是不会自诩清高，有合适的比赛就去参加，有合适的实习就去应聘，有合适的时间就去玩耍，心态放稳，戒骄戒躁。
《大学何为》读后感(三)：大学何为：“大师”、“大楼”和“精神”
大学何为：“大师”、“大楼”和“精神”
“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应)组织一种创造性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经济等，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在《大学何为》一书中援引法国著名的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话说，大学需要“学问”，更需要“精神”。他认为，“大楼”不能取代“大师”，“学问”也不等于“精神”，大学或办大学，应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
大学何为？或者办什么样的大学？应当是具体的，而不仅仅是抽象的。陈平原教授的《大学何为》从历史记忆、文学阐释、精神建构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成，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什么。他认为，当我们谈论“大师”对于“大学”重要性之时，主要关注的是学问。可大学除了博大精深的“学问”，还需要某种“精神”。“一个社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尤其体现在大学的人文理性之中；一个人的胸襟和个性，来源于他所受的人文精神的培养”，“精神”之于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犹如人的精神对人的存在一样，“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仰望太空，星光灿烂；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尽管“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但“大学(也)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该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认为，大学是学术研究机构，它应远离功利性，拒绝浮躁、庸俗。当前，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异化为各种评价指数下的具体数字，从这些数字中我们看不到鲜活的生命个体，而只是按固定程序进行工作的机器。所以，评判大学改革，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愿望为准，而是揆之常理与人心，验之历史与现实，着眼学术与文化，既看短期效应，更看长远影响。
制度与精神的张力关系不是研究者所编织的抽象图景，它在不同的历史场景，由具体的人物机构或组织的创造性思想活动来呈现，这恰与他把大学精神还原为大学传统的理路相一致。“当历史的长河闪耀着变换多彩的光芒时，只要静静地观察就够了。”一如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马特森·约翰斯顿所言，“人们能从每一件事中获得一个新的视角，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大学之大，“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有学府之文化之谓也”(眭依凡《大学的使命与责任》)。而“大学的荣誉，(也)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科南特语)。否则，“象牙塔”只能成为钢筋水泥的森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有必要厘清“大学之道”的“道”，或者办大学的宗旨和方针。
目前，中国大学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个性，没有明晰的自家面目。陈平原教授认为，“这跟我们将大学校长作为行政领导，可以随意调换，有直接关系”。而且，大学之所以热衷于追求“大而全”，“也跟校长们的见识有关”。“好在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大学教育方面，总算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基础：一般学人，知道求学不是做官的手段，学术有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因为学术有了独立自由的自觉，对于中国政治改进，也产生良好的影响”(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陈平原教授的《大学何为》，既洋溢着深沉的历史感深切的人文关怀，也展现出其开阔的学术视野。比如，他在《大学何为》中，不但把大学精神转化为大学传统和大学故事，还在精神与制度的张力关系中展开思考。
“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见于气数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倚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讬；此亦自然之势也。”一如清代杰出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在《原学篇》中所指出的，陈平原教授的《大学何为》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问答、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的“对话”状态，论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正好对应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他强调，“坚守大学理念，但又努力促使其适应时代的变化，在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中，尽可能地兼顾知识生产、社会效应以及精神价值。”
刊载于1月22日《桂林日报》第七版
http://epaper.guilinlife.com/glrb/html/2016-01/20/content_1614692.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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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何为》读后感(四)：责任在心，才有忧虑和担当
责任在心，才有忧虑和担当
——读陈平原“大学五书”
文/斯索以
作为一名文科教授，陈平原先生有着浓烈的人文情怀，近现代百年的文化史视野与五千年师道语境下深厚的中国经验，成为他在《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等“大学五书”中书写的主要着力点。“大学五书”所书写、深层指向的，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出路问题，包括大学体制建设、院校改革、师道传统等。作为一个文人，他兼具拍案而起的精神和对师道传统的敬畏，透过现实问题直击厉害之所在，借助梳理历史追溯大学精神的本源。陈平原先生始终认为，普通师生在大学传统的形成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一所大学的历史所应关注的是人，而非单纯的制度成就。因此，“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即“人”才是大学文化磁场的核心。他反复强调并以实际行动来寻找和书写那些流传在校园中的故事，将故事里的“人”的元素拉到大学传统的前台。恰恰是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让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了一所学校的文化传统、精神内蕴。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也是基于他对大学精神的一种认识，即“所有的精神都在建构中，没有不变的精神，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所大学的精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考虑到“精神”的流动性和难以把握的特质，他转而倾向于用“大学传统”这样的表述来概括，而所谓的“传统”，则正可以通过不同层面的诸如“北大故事”的讲述，届届相传。
但是，故事是否一定可靠呢？那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中，是否潜藏了太多的感情色彩？陈平原先生认为，这些校园里广泛传播的故事，都有影子，但都不太真实，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融入了不同人的创造性，且这种口耳相传的故事和民间文学的形成机制有一定的相似性，“也有一套自我保护以及甄别真伪的技巧。传得下去的故事，往往是跟我们所认定的这所大学的传统比较吻合，也跟这个人物的性情比较接近”，“当我们在传颂某教授的故事时，其实是有选择的，这跟我们对这所大学的‘性格’的理解有关系”。这无疑是一种文学化的浪漫解读，但在真正的权利语境中，“故事”不可以评奖，“流传的”不足以当真，陈平原先生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抵达实践层面，工具理性倡导者在这轮大学改革中始终占据话语主流，大刀阔斧的建设被推到极致。有建设必有破坏，人文光泽的暗淡便是这场“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最后在历史门槛前站立凭吊的永远都是人文主义者。
然而矛盾的是，大学不只是一个个冰冷的机构，只有文化的血液才能让大学更有“个性”。标准化的东西不适合大学，同样不适合其他阶段的教育，今天那些大学体制改革的呼吁者，在陈平原先生看来，更多的是过于强调“国际视野”，而缺乏对“传统中国”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他坚信，“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他所理解的大学，也正是雅斯贝尔斯的“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是布鲁姆的“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这些话语，是热力贲张的，体现着深厚的担当意识，将这些话用在北大传统里再适合不过。作为一名北大教授，“大学五书”中的很多篇章也都是以北大的视角来思考的。但面对北大传统的流逝，陈平原先生常常因痛心而变得言辞激动。在这些书中，他并不是要去研究“何为大学”，而更多地探讨“大学何为”，通过一个个自己的、他人的故事，展现历史的北大、今天的北大，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北大传统里那些精彩的部分，不要因走得过快、走得盲目，而丢了根基。虽然并不是说以“五四传统”为代表的北大传统就是北大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过去北大文化生命的制高点，但这无疑是百年北大的“精神地标”，极具代表性，且百年的沉淀是丰富的，还有更多的精神值得去梳理、继承和弘扬。真正的北大，不是官方的口号式提炼，而存在于师生的日常作风中，在口耳相传的故事里。
关于大学，英国数学家兼教育家怀特海早有深刻洞见：“大学是教育机构，也是研究机构，但大学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能从它向学生传授纯粹知识方面，也不能从它为院系成员提供纯粹研究机会方面去寻找。……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雅斯贝尔斯的另一句话，也恰到好处地支持了这样的理解——“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制度创新固然是好事，倘若一味逐制度而舍精神于不顾，大学就会成为一穗在收割季节依然随风摇摆的干瘪稻谷，失了真正厚重的东西。“大学何为？”在许多人心中其实答案已经存在，只是在追寻的路上，有太多的不平坦乃至岔道。“大学有精神？”是的，正是这种精神让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面貌，既遵循着教育的一般规律，又培育出富于个性的人才，某种程度上，“有精神”才能更好地“有为”，才能明“为何”，亦知“何为”。
陈平原先生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大学的，严格来说，他并非一个大学制度的研究者，而是一名大学文化的思考者。或许，这一“严格”的表述并非十分地准确，但把他的身份界定为一个“大学制度的研究者”又显然是错误的，曲解了他写作的本意。中国的大学，发生、发展于中国的语境，但这种语境却不该是政治的语境，更多的应是文化的语境。如果中国的大学脱离了本土又依附于政治，那无疑是在舍本逐末，失了一所大学应有的精神。在我们盲目破坏、大谈建设时，不妨想想，一所大学所要留给后人的，到底是什么！正如陈平原先生那句言辞殷切、语重心长的“提醒”：“请记住，我们进入大学，既读书，也读人，读那些我们心存敬畏与景仰的师长。再过几十年，未名湖边还有没有这样动人的故事在流传？今天这些顶着各种‘伟大’头衔的教授们，能否给学生们留下一些值得永远追怀的故事？如果没有，那就是现在的教育者未能尽到责任。”责任在心，才有忧虑和担当！
2016.1.4-5日于北京•既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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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何为》读后感(五)：尤小立：新传统与大学的文化守成主义——陈平原《大学何为》读后
在近两年有关大学问题的讨论中，陈平原先生是公认的“另类”，即便是任教的北京大学进行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也很难听到他公开正面地回应，同期发表出来的《大学三问》（收入《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凡引此书，仅标页码），也主要是务虚，并没有直接面对人事制度改革的具体条款。当学人们关注着现实中的大学时，陈平原的策略是回溯历史，现在看来，这不仅是因为他“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而是“人文情怀”另一种体现。（第2页）实际上，这种迂回的方式，其深远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正面的交锋与讨论。
熟悉中国大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自从上世纪初现代大学教师在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变化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说此举是中国大学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可能更合适。大学模式由英美式转而为苏联模式后，基本等于推翻了重来，革命的方式造就的大学不再是“大学”，更像高级职业技术学院，其培养目标已经转换为高级技术人员或高级技工，这是就形式而言。从内容上看，技术性的教育完全替代了人格教育，“惟技术论”的影响也许更加铭心刻骨，至今仍以“科学管理”及量化指标等变相的方式出现。
割断大学传统的效应，四十年后开始显现出来，但可惜的是只有少数人注意到传统的接续，大多数人仍将触角伸向当今西方，希望通过“迎头赶上”的方式，从西天取来真经，以便迅速提升大学的水平，达到“世界一流”。
割断历史，必然带来“非历史化”或“去历史化”。一方面是历史知识的缺乏，不可能产生历史感；另一方面，“崇西”“崇新”热高烧不退，对一些人是惟恐落伍，所以要加快脚步，对另一些人则仿佛信心十足，经济上去了，以经济的方式搞教育教育能上不去吗。
如果“国学热”、“读经热”，步子跨得太大，让人们有些不习惯、不自在，引发反弹是必然的话，接续“新传统”（即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应该不会产生隔膜或遇到阻力。“崇西”、“崇新”热本身就是近代中国的产物，换言之，不懂近代历史的人同样是生活在近代的，至少思维上没有超越。这是潜意识上的相契合。就意识层面看，“新传统”本身就含有西方因素，大学更是如此，陈平原先生说“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正文第3页）而更重要的是，“新传统”是中西糅合的，她既有通过过滤的中国传统的因素，又有经过消化的西方以及外来因素。如果从19世纪30年代算起，到20世纪40年代末，“新传统”生长延续了百多年。不用违言她有失败之处，但同样应该看到她的成功之道。而无论成败，都是“中国经验”（第3页），哪里还有比这样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行为方式、习俗习惯的更宝贵的经验可资借鉴呢。
如所周知，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是依照洪堡的大学理念进行的。而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则显然有着现实的针对性，不仅是针对京师大学堂的遗风，进而针对整个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也是针对科举废止后的全体士人的，用胡适的话说，还存有“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我的歧路》，收入《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7页）的理想。作为传统中国的士人，又作为伦理学学者，蔡元培本人就汇合了中西思维。“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不见于中国传统，孔夫子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只是讲人生的道理，与蔡元培的民主和权利意识的诉求并不相关。诚如陈先生所言，“上法三代”只是康有为的言说而已，真正要做，也真正能做的还是“旁采泰西”。
按理说，新文化运动激烈地反传统让西化浪潮更加汹涌，蔡元培本人也是新派，他也主张西化，他可以为维护北大教师与学生中的新派而与林纾争论，但北大同时留有最保守的辜鸿铭，最反白话文的黄侃、刘师培，以及最爱掉书袋的“两脚书橱”陈汉章。这就是蔡元培与众不同的伟大之处。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胡适晚年自由思想的核心。蔡元培早在上世纪初就在做了。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讨论的空间，没有多元阐发的机会，大学也就没有活力，也就不可能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容忍也是大学的管理原则，也是管理者的基本素养之一。
尝以为，20世纪的学人在精神气质上多有可取处，与今之学者相对照，颇令人慨叹。其实，个人的精神气质仅其一而已，制度的合理性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中国现代大学体制的建立，首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是功不可没的。《大学令》就是他亲自起草发布的。《大学令》中确定了“教授治校”的原则。蔡元培掌北大后，便在北大成立“教授评议会”作为立法和权力机关。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罗家伦亦实行教授治校的原则，三年后梅贻琦接任校长，更是把教授治校作为核心原则之一，加以推行。历史学家蒋廷黻被罗家伦从南开大学延揽至清华，1929到1934年在清华历史系任教并担任校评议委员。他回忆说，“清华的经费也有滥用的地方。一批年轻的清华教职员，他们满脑袋的都是美国的伟大学府，他们要使清华成为美国大学的翻版。我是清华的评议委员，对许多校务均有参预最后决定的机会，因此，我常反对新建计划。……我常提醒我的清华同事：我们是在创办一所大学，不是建造一座宫殿”。（《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27页）
如果说大学体制脱胎于西方，那么，到20年代初，学人们有意识地从传统中找寻现代因素，则成为中西融合的又一风景。胡适对传统书院教育的重视和吸纳，就是一例。胡适1923年在东南大学演讲《书院制史略》，高度赞扬书院制度，在他看来，“书院精神”大致有三，即“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第13页）胡适肯定书院并非为了复古，他是一个现代感非常强的人，肯定书院制度与他的“整理国故”一样，“捉妖”、“打鬼”之外，也是为了从传统中发掘现代因素，与西方思想会通。据说，清华国学院就是由胡适帮助设计组织结构与发展方向的。（第12页）清华国学院推行“教授专任”，“常川住院”，其聘任导师最重要的条件，是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指导。（第37-38页）这是典型的书院教育的作风。不过，应该看到，20世纪上半期，学人们引进西方大学思想，接续中国传统，也不是没有选择的。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理解，经过自己的消化，然后根据现实中国的需要和自身办学的条件有所取舍的。所以，现代中国的大学并不是一个模式，更不是一个口号造就的。北大、清华各有所长，各有所专，放开来看，复旦、东南（大学）也是专长各异，取向不同。陈平原先生举出南开的例子，特别加以表彰。张伯苓办南开，故意不设中文系，（第124页）在如今追求“大而全”的时代，这是不可想象的。
陈平原在另一本书中曾引哲学家贺麟《学术与政治》中的一段评论，贺先生说：“好在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大学教育方面，总算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基础：一般学人，知道求学不是做官的手段，学术有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因为学术有了独立自由的自觉，对于中国政治改进，也产生良好的影响”。（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贺麟此文写于1946年。事实上，20年代末蒋介石实行“党化教育”后，至1934年国民党政府已经改变了《大学令》的原则。但由于一些大学及教授们的坚守，教授治校的原则一直坚持40年代中后期。教授治校不仅是体制问题，它的影响，主要在于养成学术本位的习惯，培养学术研究的兴趣。应该说，20世纪上半期的大学，行政主导并不强。但是出于学术独立的考虑，学人还是希望大学更纯粹一些。胡适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就说，“现行的大学制度应该及早彻底修正，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与责任”。（《胡适全集》，第20卷，第236页）
前已有述，大学领导还是教授们虽然潜意识上没有超越近代，但主观意识上却在向往未来。这种吊诡现象，主要还是缺乏对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了解所致。没有了解，当然也就无法取同情的姿态。即便是偶有记念，也容易让人贻笑。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句，由于种种原因为人所反复吟诵。但查一查互联网，不难发现，在正式的报告、讲话中引错、创造性地更改者，实不在少数。可见，光有口号，不通人文历史，也是不行的。
关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大学的基本价值和特征，教育学家杨东平先生有过精炼的概括，这便是（1）大学自治；（2）学术自由（3）教授治学（他在更多地方表述为“教授治校”——引者）；（4）通才教育；（5）学生自治。（参见杨东平《两种大学制度的直接碰撞》，《新京报》2006年7月23日三版） 其实，这也是世界大学共同认知的基本价值和特征。可见，当今中国大学的文化守成主义不是追求纯粹的“中国化”，它本质上是面向世界，中西兼顾的。它也是空谈，而是怀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的。所以，陈平原先生指出：“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第186页）
（刊光明日报社《博览群书》200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