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文时代》是一本由孙英刚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有點啰嗦。不過還算是有意思的書。看來做皇帝也不容易，想做點事還要找各種有的沒的來暗示自己和大家，我必須這樣或者不這樣做。沒點唯我獨尊的樣子，嘖嘖。
●看了上篇：天命和预言还是权贵的游戏
●真是一本神奇的书，角度新奇，论证有力，关注中古政治史的全新视角。
●大佬的书真难读，不过可以出来孙老师的野心很大，要揭示中古史的另一个侧面，即“神文时代”，力证中古时代笼罩在神秘主义的气氛下，存在着一个精密的神学知识体系，以及此种现象的时代合理性，破除今人的偏见。绪论看得我头皮发麻，真是恶政隐。
●重复太多，我很难受
●祥瑞与灾异只是一墙之隔，全凭谁手中的资源多、实力强、笑到最后。 中国的历法与天命思想息息相关，敬授民时是政权宣告自己奉天承运的表现，修改前朝历法是宣布革命的表现。
●想法好，非常有启发。讲武后，高宗，肃宗的几篇尤其好。不少文章最核心的材料其实并不多，但能带出背景，讲出线索。文笔也好。很期待佛文时代。很多线索，其他断代史尤其是宋史研究都有必要也有可能接着讲。唯作为学位论文，不够系统，有些表述和关键史料前后重复，有些章的结构让人困惑。一些中古时代之外的个人倾向其实留白更好。
●胡乱拼凑，满嘴跑火车！
●希望能看到从王室内廷到江湖显学的一种脉络如何运作的。看得下来，果然不虚此番心灵历史游历。好书也！
●对于我这个仅仅为了满足阅读兴趣的纯外行来说，无法对本书的学术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但它为我开启了一扇关于谶纬、占星、卜算、灾祥的新大门，这些现在看来几乎是无稽之谈的知识，在中古时期居然可以作用于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被我们的祖先严肃的学习研究并发展出严密的理论体系，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跟随作者的思路读下去，反而觉得理所应当起来，这也许就是历史研究的趣味之处吧……
非常精彩的学术专著！作者研究的是中古时期（主要是隋唐）信仰与政治的关系，重点围绕谶纬和术数展开深入分析。谶纬、祥瑞、灾异、天象、历数，这些在现代人看来纯属迷信甚至可笑的东西，从秦汉到晚唐的1000多年里，占据中国人信仰世界和政治世界的中心，尽管这是因为古人对客观世界缺乏科学的认识，只能想象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它回答了现实政治世界中最大的一个难题：皇帝的权力来自哪里？儒家给出的答案是“天命”，皇帝是天子，因为受了天命所以能“奉天承运”统治天下万民，而天命又从何而知呢？那就要看天象、祥瑞、灾异了，这些都代表了上天的态度。其中天象包括天文和气象，天文里的重点是那些变量：五大行星、日食、月食、彗星。荧惑守心和五星相聚都是大乱的迹象，而祥云涌现则都是好兆头，至于凤凰和五色大鸟的异同，地震还是“帝出乎震”，那都是一念之间的差异了。信仰从来都和现实的政治密不可分，作者细细梳理隋唐时期数次重要的相关事件以及背后复杂的政治局面，将两者的联系分析得非常清楚，“洛州无影”、“太平天子”、“金刀之谶”、“黄旗紫盖”、“景云河清歌”、“甲子革命”等等，伴随着的是武则天的称帝与退位、唐高宗的改元、唐太宗的制乐、唐肃宗的改正朔，每一件事都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而是蕴含了丰富的政治考量，读起来非常有趣。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兴起，理性的力量在知识阶层逐渐成为主流，神文时代才逐渐转向人文时代，但真正的人文时代还要再晚几百年，随着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才真正成型。
神文-人文到今天法文的划分很有见地，宋代人文始著的节点也算正确，但将西方中世纪的神法-实在法二元拿来作为中古的参照系着实不能苟同，如此就还是在内藤湖南的框架之中，但内藤的错误就在于比附西方的史观，而那种古、中、现的划分在如今的观点看来相当落后刻板。宋代士人能够禁止图谶灾异只是一个结果，一个历史进程的表现，而非宋代士人突然觉醒。真正的根源在于宋朝实现了秦代开创的专制大一统社会体制，地方封建势力被彻底取缔，编户齐民贯彻整个国土。因而那种借助图谶来表达不满、反抗中央政府的社会主体不再存在，纵观汉唐使用图谶作乱的事例，其本质仍旧是权力斗争。总而言之，纯意识形态分析，但意识形态的根源不在于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之中。 天命、天文是作者神文的主要内涵，而对这些范畴的解释沃格林的符号图谱模型更具有诠释力，中古的天命、人副天数、君主等同于圣人的赋权模式，相比于god的隐喻和中世纪的习惯法来说，都显得粗糙。五德终始、天人感应学说和斯宾格勒、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样，更多的是一种对于过往的解释，对于一种非历史（非时间）的逻辑进程的描述，而不是一种在时间上无限延续的循环，邹衍的五德循环在周政体系下就有神意般的正确，但在汉代以后就是一个粗糙的欺惘世人的鬼话，天人感应在后期也越来越直接功利，且大多数时候偏向于消极阴晦的解释。 美国总统亚当斯在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摆在人类面前的问题是由自然之神依照自身的法则来管理世界还是让国王和教士们依靠虚构的奇迹来统治。西方一直都是法则对神文的超越，而我们只能从神文中走出来依靠所谓的人文（人之所言，圣人、道德的规训）。这说明两方在根本上有着差异。虽然作者自称比较悲观，认为的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的仍旧是一套以科学、客观为名的“神文”，其实质与过往无异，官方的宣传如同教士，提供的仍旧是一种政治的合法性叙事，并且从自然开始，延及社会。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理论直到今天仍旧重视自然辩证法的原因。
《神文时代》第一版出于2014年，关注宗教信仰与中古政治间的关系，並使其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中古史研究面向。作者孙英刚，燕园出身，研究主于中古政治史，颇受其师荣新江赞赏。 对于本书的讨论必要性，作者在绪论中说道：“对一个政权来说，以武力维持统治不能长久，任何政权都有建立统治合法性，或是正当性的必要。这不但是中古中国政治的现实，也是任何时代的写照。除了探讨军事实力和政治阴谋之外，还必须关注这些专制政权存在的思想、知识和舆论基础。”对于本书讨论的前提，他又说道：“如果要真切体会古人的思想与行动，必须去除现代知识的傲慢，"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 古人对世界自有自己的认知，一些我们今日所指斥的非理性，古人却往往在其知识和学术体系里有着极为肯定的认可。如果具体到中古时代来说，只要翻检史书，就不难发现其中异象纵横，谶纬罗织，确实如作者所说是一个政治不离神异思想的“神文时代”： 建武世太史奏事，明帝不欲使天变外传，并秘而不出，自此阙焉。 赞曰：阳精火镜，阴灵水存。有稟有射，代为明昏。垂光满盖，列景周浑。具位臣辅，备象街门。灾生霄薄，崇起飞奔。弗忘人懼，瑜瑕辩论。若任天道，龟亦多言。 天符瑞命，遐哉邈矣。灵篇秘图，固以蕴金匮而充石室，炳契决，陈纬候者，方策未书。启觉天人之期，扶奖帝王之运，三五圣业神明大宝，二谋协赞，罔不由兹。 天文之变由官员详录，其用途“实际上始终就是占星学”，却会促使齐明帝把记录密而不发；祥瑞不但用以歌功颂德，而且被认做帝王合法性的依据之一，“为君主统治好坏的标准”。据此，神文在中古时代与政治的联系已经可见一斑，但是现代学术则往往“把现代的理性主义和古代的知识对立起来”，将这些政治元素斥为迷信和零碎，并埋没了在中古政治的认知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本书作者孙英刚则通过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重新发现这一古人认知事实，拓展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面向，探颐发微，极有见地。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他指出，曾深切关联政治的神异知识和信仰既植根于群众之中，也难免于成为国家政权统治术的一部分。他的论述又包涵有两个层次：其一，统治者通过异象塑造自己的合法性，让自己的统治成其必然之势；其二，粉饰铺张人民对统治的愿景，为国祚赋以理想和神圣的形态。虽然此间例证不暇枚举，但在中古历史上帝王多认同的天命说与以实力争夺统治的逐鹿说的争论中，我们由尤可以注意沈约对天命说的拥护，他既说帝王是“圣人”而可以“利天下”、“利万物”，体现了其理想宗教性，也说帝王“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则是其对天道必然的强调，正与孙英刚的论述合若符契。 对于今古思想存在差异的强调实际上并不在少数。近者葛兆光已经把撇开理性批判、重新发现古人思想生态的理路，当做了重建思想史方法论的重要一环。但是，在此基础上将重点移置于神文作为一个政治元素所发挥的作用，孙英刚则是第一人。进一步而言，将神文与政治的关系归结为统治术的运用，也可见其学力之深以及本书在中古史研究面向上的开创之功。
《神文时代》读后感(四)：交给读者——关于《神文时代》的一点回应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6/5/1/1348730.shtml
孙英刚 发表于2016-05-01 01:39
一天，我一个人正在吃晚饭，一个好友打电话来，戏谑地说：“刘仁轨死了一千四百年从墓里爬出来写文章骂你了！”很多友人了解此事的前后背景，对此愤愤不平。
一天，我一个人正在吃晚饭，一个好友打电话来，戏谑地说：“刘仁轨死了一千四百年从墓里爬出来写文章骂你了！”很多友人了解此事的前后背景，对此愤愤不平。但是我觉得，学术批评本就正常，反倒是让研究者表扬自己，是一件非常难堪和难受的事情——国内评奖多要如此。围绕《神文时代》，“刘仁轨”、“朱泽民”、李尔克诸君提出的批评意见，不论出于好意或者他意，我都表示感谢。笔者一般不写商榷文章，因为一个学者研究的好坏、学术是否有贡献，都不应该由自己来做判断，而应该由学界和广大读者评判，留给时间做检验。作为一个知识人，要秉持的态度，只能是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如果一篇攻击性的文字就能把一本书的学术贡献抹去，那只能说明这本书本身就没有价值。虽然有的同仁认为流言止于智者，但智者几稀；也有人认为再好的香水，也敌不过一瓣恶意的大蒜。但是，我不悲观，我相信学术同行的判断，相信广大读者绝不是人云亦云的盲从者。
这里我需要给大家交代一下有关《神文时代》研究的过程。笔者的学术训练主要集中于中古史和佛教史，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主要留心宗教和科技史，这跟笔者的博士导师的研究有些关系——他主要做科技文化史。但是我的关注点是中古时代的知识、信仰和政治世界的关联性，虽然在研究理路上有相通之处（我们都很反感代表现代理性偏见的“科学”等概念），但研究的对象截然不同。在学习过程中，也非常幸运地得到日本一些前辈学者比如中村璋八等先生的指导。2008年我到复旦大学访问，次年进入复旦文史研究院工作，到目前已经八年了。《神文时代》一共三编十一篇文字四十五万字，前后写作时间长达五年，而且这些文字，大部分都在以余欣兄为班长的复旦大学中古史共同研究班上读过，并且得到研究班同仁的批评指正。各位同仁的宝贵意见，很多也被接受并纳入最终的版本。笔者最初试图出版单行本，考虑它只是我的三部曲的第一部，在余欣兄的支持和督促下，纳入共同研究班的书系之中。为了能够快点出版，我又在很短的时间内，撰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绪论。从整本书的结构来说，正如网友司马亮敏锐地指出，笔者并没有使用结构主义的、层层叠叠的方式正面描述笔者所说的“神文时代”是什么，而是采取了一些足以代表笔者观点的个案切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在富有人文和理性思想的宋学取得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主导地位之前的这个“神文时代”的特征。
《神文时代》每篇单独成文，自成体系，讨论时间空间、谶记预言、祥瑞灾异、堪舆形法等等层面，正如笔者在绪论中强调的那样，这一研究的重点虽然围绕谶纬、术数展开，但是并不局限于此，而是着眼于中古时代统治合法性建立的知识、信仰背景及其内在逻辑。在研究方法上，笔者想在中古史的研究方法和领域的更新与拓展，做一次不自量力的尝试，希望能够在排除现代理性主义干扰的情况下，从古人的内在逻辑出发，重新审视中古时代的知识史、政治史和思想史，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政权建立其统治合法性的内在逻辑和知识基础。
“刘仁轨”和“朱泽民”的“书评”，涉及《神文时代》上编第二章《“黄旗紫盖”与“帝出乎震”》的第四节《望气西北：归义军时代的“龙兴紫盖”及其思想意义》，以及第四章《金刀之谶》。有关《“黄旗紫盖”》，笔者主要讲云气占、阴阳八卦在中古时代政治宣传中的作用，并不像“刘仁轨”文所说的那样，是2013年6月之后交稿，而是要早得多。在提交审稿时，匿名审稿人提出，第四节似可删除，因为跟主题并无太大关联，而显得突兀。我为什么加上第四节，非要讨论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其实明眼的读者就能读出，我对P.3554V序文的解读持不同的观点：“不过学者以前所论，仅集中于龙兴，而忽视了紫盖。前者是龙作为祥瑞，后者是云气占的术语。其实‘龙兴’只是虚文，‘紫盖’才是重点。”很可能，“刘仁轨”君并未读出笔者的主要观点，太过心急，直接就扣帽子了。必须承认，我不是万能的学者，我既不是写本的专家，也不是操作文字的高手，虽然隔行不隔道，但是却隔行如隔山。我们每个人的研究，都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正如做佛教史的研究，离不开语文学学者的帮助，离不开佛教哲学的研究。我的研究，也必须借助其他学科和领域的研究成果。余欣兄跟我十余年同学，对我帮助很大，有些方面，可以说是我的老师。如果前后翻一页，应该就可以看到我反复提到相关的研究。这是第一处问题。
“刘仁轨”君提到的作者的第二处问题，是上编第四章《金刀之谶：政治预言与宗教信仰的融合》。“刘仁轨”君自是擅长操作文字的高手，但是却完全读不懂笔者这篇文字的学术脉络。笔者要讨论的是植根于纬学的一类谶言，如何跟不同的知识和信仰系统融合和再发明。在笔者之前，有关金刀之谶的、占据主导意见的观点，主要是种族文化说和道教谶记说，前者具有代表性的是李锦绣先生的研究，后者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方诗铭先生和杨梅博士，而笔者则认为，此类谶言之所以在南北朝隋唐时代的政治起伏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要的原因是：一、它早就植根于汉代的纬学知识系统；二、它后来主要跟弥勒信仰结合起来。所以“刘氏当王”的政治预言往往跟弥勒起事连在一起，而“李氏当兴”则更多地反映在跟道教信仰有关的政治宣传中。这两类政治预言分分合合，到了唐代，一个居于官方地位，一个被逐渐挤压到民间，生动地反映了中古时代知识、信仰和政治关联性的一面。可以说，笔者有关金刀之谶和弥勒信仰的关系的论述，之前并无学者提到过。“书评”作者显然不懂此章主要的观点和发明是什么，而一再纠结于周一良、陈寅恪先生有关弥勒信仰的观点——其实作者也都提到了他们的研究，笔者讲的不是弥勒信仰如何，而是金刀之谶和弥勒信仰的关系如何。“刘仁轨”君对童岭君出言不逊的讽刺，也实在有失体面。一篇书评的作者去攻击另一篇书评的作者，也是非常奇怪的做法。何况《神文时代》的书评还有数篇，难道也要一一攻击么？作者反复论说笔者不懂弥勒信仰和弥赛亚信仰，用词尖刻，实在没有必要。不过既说笔者不懂弥赛亚，那也当笔者不懂，毕竟此类指责无法辩驳，就如有人指责你不会吃馒头，你总不能扛出一筐来吃吃给他看。
其实“刘仁轨”、“朱泽民”君的“书评”，涉及《神文时代》很小的一部分，但是用词之酷烈，字里行间充满恨意，最初令笔者非常不解。但是了解背景之后也就释然了。笔者并非计较的人，也理解大凡名与谤如形影而相随，唯自勉自励，以理帅气，可矣（引自3月24日一位前辈老师发给我的微信）。但是唯一不能理解的是，作者用匿名发表评论，而且取名“刘仁轨”、“朱泽民”，用心良苦，导向我的两位刘姓、朱姓同事。玩弄这样的文字游戏，一则毫无才气可言，二则内心阴暗暴露无遗。从这一点上说，作者甚至还不如年纪轻轻的李尔克先生，坦荡地署上自己的真名。国际学术惯例，真正的书评不能匿名，匿名书评如匿名信一样，会对学术环境造成伤害，这个道理应该都非常清楚。史料批判现在正是学术热点之一。而史料批判的一种重要层面，就是除了文本本身之外，还要看文本出现的时间节点，以及作者是何背景。我想，这也正是作者匿名的原因。中国知识人评价有所谓道德文章一说。道德文章，道德为先。治学重要，为人正派更加重要。若为了一己之私，赤膊上阵，难免有失读书人体面。健康的书评，应该是真心实意地讨论学术，对对方的研究做出公正客观的描述，最终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
其实，且不论行事坦荡与否，单论学术敏感性而言，“刘仁轨”君也不如年纪轻轻的李尔克君。其读书的敏感性令笔者印象深刻。其实本书最为仓促的部分，正是绪论部分（是后来补上的），而绪论部分，最与全书正文脱节的，就是第五小节的“乌托邦与救世主”。Yuri是我的好友，《展望永恒帝国》就是他委托我翻译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还遭到了导师的严厉批评，认为我是浪费时间。必须指出的是，《展望永恒帝国》讨论的是战国时代的政治思想，跟我讨论的中古时代的知识、信仰和政治世界完全是两个领域，就研究方法而言，也是截然不同。我在导论最后一节的两个段落，希望讨论中国君主的宗教色彩，指出其世俗领袖和上天之子或最高祭司的双重身份，选择了秦始皇作为一个实例——当然也可以选择其他君主。《展望永恒帝国》中引用的柯马丁等人有关秦始皇石刻的研究，我非常熟悉，这一点想必李尔克君也不会有疑问。必须指出的是，我的绪言部分是经过裁剪，去掉了不少内容。尤其是这部分，呈现出来的是戛然而止的结尾。实际上后面还有内容，原本的结尾最后一句，引用的是《国际歌》：“世上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不知何故，被截掉了。
《神文时代》并非结束，而是开始，它是我“中古时代知识、信仰与政治世界”研究的一部分。《神文时代》强调的是政治合法性建立的知识和信仰基础，认为所有的政治论述和宣传，都植根于当时人们能够理解的知识和逻辑之上；因此排除现代理性的偏见和干扰，深入古人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内在逻辑，就能更加清晰地窥见，在所谓迷信、荒唐、片段的表象之下，是系统的、理性的考虑和选择。
接下来出版的，是第二部《佛文时代：佛教王权观与中古政治研究》，将完整地讲述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命运。中古史的研究为探讨中国文明本身、政治合法性的构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将来三部曲修订时，我一定如处女座一样，做刮骨疗毒式的调整，也请大家给与更严苛的监督。
学术建设很艰辛，一点都不浪漫，但是破坏起来却容易得很。在中国，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很难，不过依然要前行。我母亲说，“人家那么大的报纸，能够连续批判你的一本书，也说明你还有点价值。”（4月11日母亲病床前的谈话）研究的好坏，交给读者，继续前行，不忘初心，方得远行（引自4月9日与好友法师的对话）。从来没有这么多师友关怀我，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人生能有一次检验自己努力的机会，也是难得的因缘，无论如何，感谢爱我和恨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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