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随想
一大早，手机的提示音就在不断地响起。这是每到节日的常态——朋友圈中，朋友们的最无功利而又不乏温馨的问候准时送到。
端午节有点特殊。朋友发来的问候都是“端午安康”之类的，没有人说“端午节快乐”的。理由么，多数的解释是，端午节是一个纪念先贤的节日，说“节日快乐”的话不合适。当年，已被流放在外的屈原听到郢都被秦兵攻破，“强国”“美政”的理想彻底破灭了，为了警醒国人，为了表明态度，他选择了一种悲壮的抗争方式——自沉汨罗！在一个“客卿”奔走各国，有如过江之鲫的时代，屈原的行为无疑是一个“另类”，一个震撼！在“为己”是生活常态的战国末期，屈原等于是向世界宣告：人生活在这个世上，是需要有一个叫“魂”的东西存在的！个人和国家，只“为己”，忘了“为国”抗争、为理想抗争，活着无异于行尸走肉！
从这个意义上说，端午确实算是个“祭日”，确实是需要在一种严肃而庄重的状态下而度过的。因此，场面显然不能太过欢庆，彼此见面道“安康”，表达的是一种对对方的关心关怀，而且听起来也觉得舒服多了。
然而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端午节可能在屈原之前就存在。据考证，端午节的起源是一个节令。“端”，是“开端、初始”之意；“午”，古代以地支纪月，正月建寅，顺而推之，五月为“午”，因此又有“午月”之说。“午”为阳火，在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吕氏春秋·仲夏记》中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夏小正》中则说：“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大戴礼》中记“五月五日畜兰为沐浴”以浴驱邪。古人认为，重五是死亡之日。据《史记》记载，孟尝君在五月五日出生，其父认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东晋大将王镇恶五月初五生，其祖父便给他取名为“镇恶”。宋徽宗赵佶也是五月初五生，从小寄养在宫外。可见，古代以五月初五为恶日是普遍现象。人们在此日要插菖蒲、艾叶以驱鬼，熏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见面问候说“安康”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端午节最初是源于人们祛除邪祟避免生病的愿望，是人们为了祈求幸福生活而产生的节日，因此，在端午节祝朋友“快乐”“健康”，也并没有错。
“端午节”与屈原关联上，应该是时间上的巧合。屈原投江是五月五日。出于爱戴，人们不愿意屈原葬身鱼腹，于是，悬艾叶、挂菖蒲、佩香包、喝雄黄酒、系五色丝之外，增加了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这些由民众主动、自发的参与，则带有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人文情怀。事实上，伍子胥投钱塘江不是五月五日，曹娥救父投曹娥江也没证明是五月五日，但端午节苏南、浙北的民间也选择在这个日子祭祀他们。这就是民众的力量！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我又想到了韩国申报“江陵端午祭”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一事。消息传到国内后，简直炸锅了，称“这是严重的文化侵略！”撇开中韩的端午节是否是一回事不说，撇开韩国人凡事要“抢占鳌头”的尿性不说，单从文化影响的角度说，我们也应该看得开些。
一个生命力强盛的民族，通常都很重视“铸魂”。借着这个有强劲民意基础的节日“铸魂”，可能是更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前些日子，中国的火星探测器“天问号”成功登陆火星，举国自豪！“天问”是屈原的著名长诗，通篇是屈原对于天地、自然和人世等一切事物现象的发问。诗篇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一直问到神话传说乃至圣贤凶硕和战乱兴衰等历史故事这种对某些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以及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确实是崛起的中国所需要的。
写了一首关于端午节的小诗：
身寄江鱼返秭归，郢都残破梦成灰。
铸魂甘做江边艾，相伴问天浩宇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