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蓝靛厂住的时候，附近有军营，很早很早就会有军号响起。冬季天黑，恍惚会觉得每一次响号都是在半夜，我也随着那号声起来，被父母推醒，冻得瑟瑟发抖。
朦胧中的军号声，空气中的煤味，就是我在14年前关于北京冬天最初的印象。之所以要这么早起床，是因为那时的体育课有一千米跑，中考也会有这一项。父亲便陪我每天早起跑步，我常常睡眼惺忪地跑在蓝靛厂荒凉的路上，一路上总是被父亲拍脑袋叫我快点。
那时候穿的是双星跑鞋，英文名叫Double Star。我第一次听说Double Star的时候以为是Nike之类的名牌，但翻译过来才知道就是双星。那时候男生都穿双星吧，班上只有那么几个总能穿名牌鞋的，上课的时候会把脚撑得很远，裤腿也会撸得比旁人要高。他们那几个的坐姿我到现在都记得，当初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那么崴着坐，现在想想大约就是那样的原因。在那些街灯投不到的路上，我和父亲往往是只听到彼此的喘息和脚步。很多年以后，我在那么多的黄昏陪着父亲散步，都会记得当年的与父之路，想起那些年我的长跑总是满分。
父亲那时候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压注在我身上了。他从县国税局辞职下海到北京做生意，带着妻子和儿子，家里全部的现金给我交完赞助费就剩下一千了。很多人问我们当初为何那么意气，抛弃县城的优渥，北漂来受苦。父母会说，怕孩子将来考上好学校却供不起，怕考到好学校我们也不认得门。再说到根上，父母会说，因为读书少，没多想。
所以，当我第一次在北京上学数学考试才考了79分，父亲在夜里得知后摔门而出，立在院子外面，抽烟望着远方，气得夹烟的手都在颤抖，那是我见过的父亲关于我的最失望的背影。父母是在我小学毕业时带我来北京玩，玩了就没回去。在天安门广场，父亲问一个捡瓶子的人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那人说两千。所以父亲说，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捡破烂都能活。因为父亲的工资当时才八百。现在大家都往公务员里挤，虽然说那时是下海浪潮的尾声，可父亲当时以优异的业绩炒了公家的鱿鱼，还是震动乡县，以至于我们那个县盛传着谣言说我父亲是到北京来贩毒的，否则没有任何逻辑可以解释。贩毒什么的，聊供笑谈吧，当初我们是连暖气都烧不起，每天要砸冰出门的，晚上呵出的水蒸气会把门死死封住，这个恐怕很少有人体验过吧。第二年更是穷得过年只剩两百块钱，连老家都回不去。
但那个时候，终究没饿死不是。我母亲说北京人傻，吃鸭子就吃皮，留下个那么多肉的大鸭架子就两块钱一个，所以母亲就买鸭架子给我吃。我不记得自己吃了多少，母亲说那时候蹲在门口就能吃下一整只，她看着特别开心，但也总后悔说那时候没给我补好，害我个头没有长得像舅舅那么高。
母亲还会买将死的泥鳅给我吃。她说泥鳅早上被贩到菜场，颠簸得都会翻白肚子，看起来像死的，所以才卖一块钱一斤。母亲就把它们买回来，用凉水一冲不一会儿就都活了。
其实就是死鱼又有什么关系，几十年前菜场买鱼，能有几条是活的？去年看《女人四十》，上面的母亲买鱼也是在等鱼死，好像还趁卖家不注意使劲拍了那鱼。要是这段子搁在相声里听会让人大笑，我听到也会哈哈大笑，但转念就想到母亲当初买将死的泥鳅。母亲买回泥鳅会把它们收拾好，晒到屋顶上。每次见着都可以买，晒干了就存在瓶子里慢慢吃。
有一回母亲穿拖鞋上屋顶，下来时滑到，大脚趾戳到铁簸箕上，流了好多血。一连有一个月，我每几天搀扶着母亲到医院去换敷药，走过的那条四季青路，也是我同父亲跑步的那条路。
那条路现在完全繁华了起来，一点当年的影子都找不到。当年那条路的样子我也不记得，因为，要么是在黎明之初有看过，要么是挽着母亲时经过。挽着母亲的时候，我的心都像她脚一样疼，哪里会注意到周围，于是一切关于那条路那个医院的印象都集中在母亲周围的几尺之内，其余的都早已模糊。
当年住过的小屋，我却记得清清楚楚，记得电饭锅里的锅巴香，记得书桌被热锅烫过的油漆味，还有后窗飘来的厕所味道。
家里就两张床，一张桌，一个电灯，一口锅，最高级的电器是我学英语不得不用的步步高复读机，那也是我们全家的娱乐工具，一家人吃了饭总能围着它唱歌录音。父亲有时候出差，两三月都不能回家，想他的时候我就抱着他的歌声听。有回半夜在外面的厕所里放，母亲穿好大衣跑了出去，以为是丈夫回来了，却发现我从厕所里出来抱着复读机，她骂我神经病。还有次我踩翻了晾在电饭锅里的开水，烫了一脚的泡，哇哇地哭，母亲抱着我一个劲儿地哭，心肝宝贝地喊。那么大的北京，好像就这么一对母子，母亲哭喊着，“真对不起，对不起，好好的干吗到北京受这份罪呢？要是在老家，哪里会这样烫着脚了。”那倒是真的，我们用电饭锅煮开水，不就是为了省下一个热得快的钱么？
但忧患就是如此，会让亲爱的人抱得更紧。父亲在日后与我的散步中曾对我说，那时他与母亲的感情比新婚还要恩爱。有太多的夜晚，他们都会愁到失眠，但是可以相依为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