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25日，陈公培从上海坐船前往法国马赛。他随身携带的，除了陈独秀给留法勤工俭学的长子陈延年的一封家书，还有一份刚刚拟出的党纲草案。
100年前，马赛是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生到达法国的第一站，他们在这里下船，开始自己在法国的学习和生活。
1919年春天到1921年1月，共有20批总计18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生以同样的方式漂洋过海。几十年后，他们之中出现了新中国的总理、共和国的元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纪录片《留法岁月》拍摄到大量珍贵史料，试图通过重返历史现场，还原历史人物，真实再现留法学子在法国的历程。
他们是当时的“后浪”。在那个以启蒙和革命为主流的大变革时代，留法学子们远离祖国，在法兰西这片土地上，上演了诸多关于个人与时代、当下与未来、梦想与奋斗的故事。
站在新世界的入口
对于这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留法岁月》制片人、总撰稿池建新反复提起一个名字：李石曾。1902年，清朝重臣李鸿藻之子李石曾赴法留学，成为中国留法学生第一人。在巴黎，李石曾创办华法教育会，成立中国豆腐公司，在华工中实行“以工俭学”。在国内，他在北京建立“留法俭学会”，在保定布里村创办“留法工艺学校”，在育德中学设立“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
“正辟留学途径，造福贫寒子弟”，这些举动猛烈冲击着中国几千年文化教育的旧传统，打破了只有权贵官宦子弟能够出洋留学的惯例。1919年3月开启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只需要留學生自筹400块大洋”。
这使得平民青年获得了绝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同时，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与青年对于新思想的追随，也与此前欧美社会变革的余波相承接。19世纪以来，欧洲发生了连番递变——贵族逐渐没落，工人规模壮大，知识分子提出变革主张，推行义务教育，培养工党骨干，工人运动迭起。
从欧美传导至中国的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思想，再加上五四运动的推广，为苦于寻求出路的中国平民青年提供了改造社会的方向。五四运动不少活动分子或领袖成了勤工俭学生。郑超麟就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一定同我一样，想飞，想走出本省，甚至本国；但也一定是同我一样没有‘翅膀去飞。勤工俭学的呼号，绝不是对着旷野叫喊的。”
民国初年，工读思想、“劳工神圣”思想同步并进，互为表里，结合青年热切的留学愿望，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大潮的出现。
在巴黎，生平第一次见到地铁的农家青年何长工，仿佛站在新世界的入口。他惊异于经过塞纳河的地下电车从河底驶向地面的感觉，“一下由水晶宫翻到了南天门”。
每隔两个月，华法教育会就会安排专人在马赛港迎接勤工俭学生，之后便安排他们去不同的地方工作和学习。
王若飞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在圣夏门钢铁厂一天的生活：作为翻砂工，每天上午要完成四个半小时高强度工作，在一小时的午餐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读半小时书，下午继续做工。李维汉与李富春成立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倡导共同存钱、共同支持、共同读报等;同在圣夏门钢铁厂做工的李立三则开始有意识地观察法国社会、研究法国工人，他的师父是法国共产党员，也是李立三共产主义信仰的启蒙者。
走向革命之路
在《留法岁月》中，我们看到以新闻报道与历史照片重现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从上海驶向法国的一幕，那是在1919年的春天。
在记录这一历史瞬间的新闻照片中，有一位站在最后一排的高大青年，他是第一次来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所在的新民学会，是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在新民学会的推动下，当时的湖南省，尤其是在长沙，掀起了一股留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据公开资料显示，在18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400人来自湖南，人数仅次于四川学生。作为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者，毛泽东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参加这次欢送会。
1920年6月，为组织革命活动、资助一部分在法留学的同志，毛泽东曾向章士钊借款2万银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都会拿自己的稿费偿还这笔借款，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还清。
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一部分先进分子走上了革命之路，其中约400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蔡和森就是其中一位。
《留法岁月》重访了蔡和森的露天“教室”——杜吉公园，用绘画的方式重现了他初到此地的那个冬天的情景。蔡和森常常带着一本字典，读书、看报，自学法语。仅半年时间，《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的重要章节，就被蔡和森翻译成中文。“猛看猛译”马列主义著作，使他越发坚定了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拯救中国的信念。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一批实践者与领路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都是该运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
回国后，蔡和森、陈毅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参加过“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的学生，很多都加入了共产党，投身国内大革命。
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经过“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重新思考留学的意义：赵世炎彻底放弃了做工、读书的梦想，开始对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未来进行深入思考;而在赵世炎的影响下，起初的无政府主义者陈延年等亦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此时，留法勤工俭学生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求索，在革命思想上日臻成熟，一代觉醒青年的形象呼之欲出。这群青年找到了属于他们的赤光。
巴黎十三区，1922年至1924年，周恩来曾住在这里的一家小旅馆，房间很小，放着一张单人床。1922年，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创办《少年》杂志，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任书记。开会、办刊，就在周恩来这个小房间里。1923年6月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邓小平负责刻蜡版、油印，晚上无法回住所时，经常在这里打地铺。1924年7月，邓小平接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而《少年》也已改名为《赤光》。
在与法兰西远隔重洋的中国，《向导》与《赤光》遥相呼应，而那些曾经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已经成为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和主力。这是一代青年在时代的召唤下做出的选择。
师夷长技，科学救国
《留法岁月》全景式地呈现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两条主要脉络——革命与学术。二者并行不悖，无论是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还是怀揣科学救国理想的科学泰斗和专家学者，都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拍摄过程中，《留法岁月》团队找到了大批科学家、艺术家的档案。提及此，让池建新感到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为人所知，受篇幅所限，片子也未能将他们的故事尽数呈现，“我们也不知道大多数人后来去了哪里”。即便如此，池建新仍觉得，他们那一代青年的精神与信仰在今天弥足珍贵。
回到20世纪初，这些青年出发时的那个中国，是那么积贫积弱，他们迫切希望实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后来成为元帅的聂荣臻，在“争回里昂中法大学”斗争失败后，仍抱定勤工俭学的初衷，到比利时寻求进入大学的机会。1922年，他通过沙勒罗瓦劳动大学的考试，进入化学工程系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居里博物馆中，唯一的中国面孔出现在一张老照片上，那位在居里实验室工作的中国人就是郑大章。他是1920年4月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是居里夫人第一位正式的中国学生，也是世界放射性化学领域的第一个中国人。后来，他成为中国放射性化学的奠基者。
历史像一张由人与事织就的大网，从一个点发散开去，总能看到每个点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密密麻麻，盘根错节。
郑大章师从居里夫人时，可能从未想过，自己就此开启了中国科学家与居里家族的友谊之门。居里夫人曾经给里昂中法大学写信，帮助郑大章争取延期奖学金;博士论文写成后，郑大章决定把它献给居里夫人。
1927年以后，里昂中法大学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重要的求学平台，除了郑大章，中国细胞生物学及实验生物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洗，植物学家林镕，化学家赵雁来，文学家张若名等都是受益人。一部留法史，半个科学院。北平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前身）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践行科学报国信念的主要去处。
居里实验室在1947年又迎来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就是杨承宗（郑大章的学生）。仍旧是受到严济慈的推荐，杨承宗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居里。4年后，杨承宗即将博士毕业，伊雷娜·居里在举办的庆祝仪式上举杯表示——“为了中国的放射化学干杯”。
居里实验室的后花园，是1934年郑大章与老师居里夫人告别的地方，17年后，伊雷娜·居里同样在这里送别杨承宗，并对他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
回国后，杨承宗为中国开启放射性化学研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所用的铀原料，就是他带领的团队提取的。而领导原子弹研制的总指挥，正是曾经的留法勤工俭学生聂荣臻。
《留法岁月》这部文献历史纪录片，将青年个体嵌入时代发展的洪流，让个人选择与历史趋势不断交织，在勤工俭学的大主题之下，最终完成了群像描摹。在池建新看来，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从不缺乏家国情怀与坚定信仰。这一点在留法勤工俭学生这个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片中有一個意味深长的场景：镜头匆匆扫过曾赴法勤工俭学、曾任湖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汪泽楷墓碑上的碑文——“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