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通释（全四册）》是一本由李辰冬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0，页数：1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诗经通释（全四册）》读后感(一)：推广李辰冬的治学态度
作者：钟伦纳
李辰冬博士对《诗经》研究的要求的严格程度，在中国的文学研究界，迄今大抵无出其右（以下整理自李辰冬，1982年）：
（1）对诗中每一个字都找出一个相称的现代字汇作解释，不能忽略，也不能擅增。
（2）尊重诗内的字、句、章和篇之间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不能把懂的才解，不同意的便不解释或按己意发挥。
（3）对于地理名词必须找出专名，尽可能进一步指出某山某河的某一段，而非含糊地以方向远近来敷衍，并联系各篇地理和事迹之间的关系。
（4）从诗内的天文和动植物的实际指谓和出现的时间，例如何时开花结果，辨识作者睹物起兴的原因。
（5）对诗中提出所有的史实和文物制度，应以当时意义来理解，而非以后世衍生的意义或价值观来对待。
（6）追究诗中所有人物的背景和关系，留意同一名人物在不同情境下的称呼和感情可以不同。
（7）发掘每篇作品的个性：特定的人物、时空、事件和感情，而非视作随便可以代入零件的时代曲或民歌。
（8）假设作者已经选取自以为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从作者的性格和各篇写作目的去理解对比喻、列举、相关语、气愤之辞、开玩笑的方式和夸张的作用。
由于许多有关《诗经》的数据只在近世才出现，以往的解经者无法提出全盘妥当的理解，这种困境本身并非问题，学术研究就是为了认识尚未清楚的事物，问题在于中国人对经典的理解，长期受到政治和职业要求的影响，在未有相当论据之前便被断章取义、指鹿为马、模糊含混、诉诸权威、不鼓励发问，学子只能囫囵吞枣、服从权威、马虎包容，由于《诗经》是传统进学之门，这便普遍地造成不认真的求知态度。李辰冬提出这套研究方法虽然严谨，却绝不过分，所有具有谨慎思考习惯者都不难列出这些标准，一个社会若不认真培养这种思考习惯，它的科学水平便不能普遍提升。
李辰冬不但勇于挣脱传统治学的桎梏，还能在同行的排斥下发展出符合严格地研究诗经的科学标准，并谨慎地按照这些标准去发掘资料以证实假设，他的成就，把三百篇诗还其本来面目，不再是道学家的诗经，不再是政治家的诗经，不再是汉学家的诗经，不再是宋学家的诗经，而是所有希望能透过 真相提取事实和灵感的诗篇。
（没有人曾全盘解决关于《诗经》中所有疑问。李辰冬先生的研究虽然无法解释《诗经》中所有问题，但基于他作出对当时各地的生物、地理、人事和历史记载的论证，我以为已经最能确定诗经绝大部分作品的写作次序和原意的整体。个别作品若分开来读，可有多种理解，但能串成一体，并加以仔细考据，李说是目前最具说服力的研究结果。
不同论者对个别作品的写作年代和地点扯得太宽，难以解释作品之间句法和用韵的一致性。普通话和各地方言押韵不同，广东四邑那么近，方言也不一样，十五国风不可能同韵。采集各地民歌后一人重写极难，民歌题材也不会那么细致（例如各个时期的恋情不同）。李辰冬的说法打破了几千年来治诗经者的信念和权威地位，可能对于那些维护师门之见的学者来说不易接受。）
除了已经把诗篇巨细无遗地解释清楚，李辰冬的治学方法还可以为研究其他古典和文学带来新风尚。根据这种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摆脱各家的有色眼镜，方便从时代背景和本意来看待古籍，及从中抽取适合时代的启示。
（摘自钟伦纳《华夏文化辨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钟伦纳，辛辛那提大学中国事务主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哲学硕士，美国波士顿大学社会学博士。长期致力于客观知识的研发、应用、和普及，希望以多科际和多角度的开诚态度，来报导和分析世事、尤其是去重新理解华夏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诗经通释（全四册）》读后感(二)：孔子：诗经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巴黎大学博士：孔子曰错了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孔子认为，《诗经》是由西周时期一个名叫尹吉甫的乐府官员，从民间采集、编辑、整理而成的，其中所收录诗歌的时间跨度，大约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也就是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
孔子得到这部诗歌经典后，又对其加以修订，最终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
《诗经》里共有305首从上古时代传承下来的诗歌，里面的内容从草木鸟兽、男女情爱，到田园牧歌、人世百态，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就仿佛一卷恣意烂漫的文化地图，在长达3000年的漫长岁月里，不断滋养着中国人的灵魂和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诗经》诞生的那个时代，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也相继发展出了各自的文明。但在所有文明古国里，能把古老的血脉传承至今的，只有我们中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诗经》等文化古籍赋予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因此，通过解读《诗经》，我们可以了解植根于我们血脉深处的一些东西，从而破译让华夏文明延续至今的文明密码。
孔子实在爱极了《诗经》，他曾对弟子们曰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还觉得不过瘾，又单独对儿子孔鲤曰了一次：“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好好诵读《诗经》，以后出门一说话，别人就能听出你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然而，燕京大学毕业生，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李辰冬却在自己的著作《诗经通释》中，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
《诗经》并非诗歌总集，而是那位西周乐府官员尹吉甫一人之作！孔子将原版《诗经》修订成《风》《雅》《颂》三篇，这一举动才是后人理解诗义的最大障碍！而所谓的“诗三百”，完全可以重新编排！
这一结论虽然惊世骇俗，但却是李辰冬一字一句读通之后，自然而然得出的结果。
李辰冬彻底跳出了前人的窠臼，他把《诗经》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立足于《诗经》本身，去寻求其内部的规律，进而归纳出数条研究法则。随后，李辰冬运用这些法则，对每一篇诗进行逐字逐句的解读，并从历代文献中，追究《诗经》中出现的所有地名、时间、人名、事件、名物、制度、风俗，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最终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全新发现。
李辰冬将同一个字贯通来解释，同一句诗贯通来解释，同一个地名贯通来解释，同一个人名贯通来解释，同一个名物贯通来解释，同一件史事贯通来解释，篇与篇贯通来解释，最后以尹吉甫一个人的事迹贯通来解释，故谓之“通释”。
通过这种前所未有的《诗经》研究方法，最终，李辰冬的种种发现连缀成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通晓，《诗经》中不仅包含着一部周宣王复兴史与周幽王亡国史，同时也是尹吉甫的自传。
李辰冬用严谨的考据，向我们一点点阐述了这位被埋藏了两千多年的诗人，是怎样用一部《诗经》讲述自己的生平经历。
尹吉甫是卫国人，周宣王二年时，他被卫国国君赏识，出任良人一职，负责主持礼乐。宣王三年时，尹吉甫随卫武公的次子孙子仲出征陈国和宋国，凯旋归来后，与孙子仲的女儿订立婚约，《诗经》中很多缠绵悱恻的爱情诗，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下的，如《召南·小星》《郑风·子衿》等。
宣王四年，尹吉甫奉命到陕西韩城把韩侯迎接到镐京，朝见宣王后，又把韩侯护送到位于河北固安的新韩城。在此期间，尹吉甫作了大量歌颂韩侯的诗篇，如《周南·关雎》《召南·鹊巢》等。
宣王五年初春，尹吉甫随卫国国君赴镐京勤王，合力西征蛮夷。宣王六年初春，他又随宣王南征徐戎，八月间，又随方叔征伐蛮荆。一路逢山祭山，逢水祭水，写了很多歌功颂德的诗篇。如《商颂》《兮甲盘铭》等。
宣王七年春，尹吉甫随申伯到谢国赴任，同时安定申国、甫国与许国。在此期间，他与新婚妻子仲氏在许国一带四处游玩，留下许多美妙的诗篇，如《王风·扬之水》《秦风·蒹葭》等。
宣王七年春，尹吉甫随仲山甫到齐国迎娶庄姜，并把她护送回卫国。宣王八年到十年间，尹吉甫又领命东征，恢复鲁国的土地。结果等他回来时，父母不喜欢仲氏，又给他娶了一个新妻子，把仲氏赶走了。这让尹吉甫非常悲愤，写下了《邶风·日月》《邶风·匏有苦叶》等一系列充满伤感和离愁的诗篇。
宣王十六年，卫武公即位，尹吉甫写了一些歌颂的诗篇。宣王二十五年大旱，尹吉甫的父母也死在这场天灾中，《云汉》与《蓼莪》就是作于这一时期。
周幽王四年，西戎作乱，侵至犬丘，镐京危急。尹吉甫随伯氏西征，结果伯氏刚愎自用，导致惨败，还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了尹吉甫身上。此后，尹吉甫被逐出卫国，在自己的故乡南燕郁郁而终。《王风·黍离》《小雅·谷风》便是作于这一时期。
总而言之，在李辰冬看来，《诗经》是一部有个性的作品，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也是一个人荡气回肠的自传。他的所有结论，都是从《诗经》本身出发，每一个证据，都源于《诗经》最深层的内核。他对《诗经》的解释，从古到今，独此一家，让人读后颇有收获。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李辰冬因离经叛道的思想和观点，在学术界招致了许多冷眼。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得到了梁实秋、田培林、巴壶天、李曰刚、徐高阮、虞君质、穆中南、赵友培、王德昭等一众文化大师的支持和力挺。
其实，世人之所以不敢相信李辰冬的见解，是由于普罗大众受《诗谱》《毛序》《毛传》《郑笺》《诗集传》的束缚太深，不肯轻易走出自己认知的舒适圈，去接受一番思辨的洗礼。
但若是我们敢于打破前人思想的束缚，就能从《诗经》本身发现许多原理和法则，到那个时候，一个新世界、一个新境界就显现在我们眼前了。这便是李辰冬撰写这本《诗经通释》的本意，正如香港文学大师黄国彬所说的那样：
到了李辰冬先生的《诗经通释》，两千年来笼罩着《诗经》的翳障才全被扫清，千百年来的问题诗篇才有了明确合理的诠释。在《诗经》研究史上，如果郑玄、朱熹是牛顿，马瑞辰和姚际恒是普朗克，那么，李辰冬就是爱因斯坦了。
知道《诗经通释》这本书，是通过阿城先生的一篇文章。时为2019年初，我后知后觉，其实阿城先生的文章流传已久已广，《诗经通释》更是早在1971年即于台湾出版。
阿老介绍说，《诗经通释》作者名叫李辰冬，他的研究结论一言以蔽之，《诗经》是生活于周宣王至周幽王时期的南燕人尹吉甫一人之作。惊奇之下继续读，文章列出李辰冬先生从《诗经》本身总结出的研究原理与法则，每一条都须付出大量的检索与考据工作。这些原理法则不能直观呈现诗三百由一人所作，但显然为这个惊世骇俗的结论摆出充分的论证。如果一名科学家，为一项颠覆认知的大发现提供了详尽的实验数据，旁人总得看过再做评价。《诗经通释》同样如此，也许这就是阿老所谓“轻易绕不过去”的原由。
我立即觅得一套《诗经通释》，读过之后，觉得很有出版价值。于是联络版权，颇费一番功夫，待到版权落实，排版、折校前期工作也完成，真正进入编辑环节时，已经一年多过去，转眼间2020年底了。
如今，回顾费时大半年的编辑历程，《诗经通释》可谓我从业以来编辑难度最大的书。这套1300页的大部头，单纯书末列举的参考资料就达167种，其中多为古代文献。对作者的每一条引文都要查考原书，这给编校工作带来巨大工作量。此外，大量复杂的考证、对照、辨析环环相扣，要想紧跟作者思维，甚至比阅读精彩的推理小说更“烧脑”。我像只蜗牛，在这片古老的文字丛林里缓慢推进，日拱一卒，遥望尽头不可及，但终于也走到终点。
蜗牛都遇到哪些困难呢？不妨简单做个总结。
其一，原书存在很多漫漶不清的文字。
《诗经通释》在台湾首版时，还处在活字印刷时代。书中的一些古文字、生僻字，可能因为缺少现成铅字，新造的字模笔画模糊，不易辨认。
例如全书屡屡提及的两个地名，今天一个在陕西白水县，一个在山西永济县，它们古时的书写已经像化石一样凝固在周代的彝器上，后世不再流通。别说铅字，现在电脑输入法也打不出。字形又相当复杂，盯着台版书努力辨认，越看越心里没底。怎么办呢？既然作者分析这两个地名时，提到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和《观堂别集》，于是按图索骥，去读王国维的原始论述，最终确定了这几个字的字形。然后请排版人员用电脑软件造字，笔画比铅字字模清晰多了。
再举个极端的例子：作者讲解《召南·驺虞》篇时，引用了石鼓文癸鼓里的一段文字，台版书上写的是：“虞人粦一吱，一朝夕敬口。”文句别扭，明显有误，但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呢？我查询很久，找到一本齐鲁书社版王美盛著《石鼓文解读》，里面对应的句子是“吴人怜亟，朝夕敬惕”，注曰“吴人即虞人”。这八个字里并没有生僻字，为什么会错得那么离谱，我仍然不明白。
石鼓文的文字非常古老，假如不知道作者的引用来源，是不能轻易做出修改的，只能画问号存疑。后来，看到《诗经通释》另一处在分析石鼓文的年代时，作者引用了于省吾的观点，才醒悟他凭据的是《双剑誃吉金文选》，《诗经通释》里的金文多数引自这本书。真相万万想不到，原来台版的“一吱一”是一个字，两个“一”是上下的两横，“吱”左边的“口”其实是一个方框，代表笔画残缺的部分，右边是“攴”不是“支”。引文的最后一个字不是“口”，也是方框，表示字残。
由此我判断，作者的手稿是纵向行文，才导致一个生僻的古文字在排版时被错认为三个字。《周颂·有瞽》篇里有一处类似的文字错误，诗中的“鞉”被释义为“兆鼓”。其实不是兆鼓，而是“鼗”字，当纵向行文时，很容易被误解为两个字。
其二，每一条引文都要核对。
学者梁容若对《诗经通释》有过一句评价：“用力之勤，搜求之广，迈越侪伦。”此言中肯，非溢美之词。李辰冬先生为吃透《诗经》的每一个字，阅读了大量文献，在史地考据、文字训诂、诗义诠释等各方面广泛涉猎，互相比照，才走出前人“诗无达诂”的迷宫，形成自己清晰的判断。这应该是读书“由薄到厚，再由厚到薄”的一个难度系数极高的典范了。
《诗经通释》参考的经学文献就达111种，此外地理文献7种，历史文献34种，名物考释文献7种；编辑时面对不计其数的引文，无论长短，哪怕只是一个字的引用，都要逐一核对。如《大雅·云汉》篇二章的“虫虫”，释义“虫”在《尔雅·释训》里引作“爞”。这条单字引文在台版书中是有误的，台版书使用的字形应该是个错别字，至少与《尔雅》的古籍影印本不一致。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更正，尤其让我觉得为了不放过每一处引文错误，花费多少时间都值得。
其三，避免错改和漏改，千方百计找到修改依据。
《诗经通释》台版里有这样一段话：“这首诗写于宣王六年（公元前八二二），上推至夷王九年（公元前八九四）为七十二年，故可能为夷王时人。至于说是襄王时人，那就毫无根据了。”
夷王九年并不是公元前八九四年，莫非作者计算有误？经查，公元前八九四年是夷王元年，只要把九年改为元年，其他就都不用改。而且这段话是为了推算一个人的所属时代，以某个王朝的元年为起点当然比九年更合乎逻辑。我很笃定应该这样修改，却奇怪作者为什么会笔误？而当我在稿子上写下“元”字时，就立刻明白了，作者交给出版社的是手稿，一定是“元”写得像“九”，被排版人员认错了。
做过编辑的人都有体会，工作中最忌讳的不是看不出错，而是把对的改错，所以不会草率修改。但是有疑问的地方，又不能轻易放过，否则很可能将错误遗漏。修改时，要么明显是错，如别字病句，要么必须找到依据。依据有两种，一是从作者书稿中即可找到，二是利用字典和其他文献。举例如下：
书中说：“三月二十六日是庚寅，上推二十天不正是庚午吗？……《石鼓文·壬鼓文》说：‘天子永宁，日维丙申。’从庚午再往上推三十五天，不就是丙申吗？”按照作者从庚寅到庚午的推算方法，从庚午到丙申就不应该是三十五天，而是三十四天。我反复演算三遍，才敢修改，却仍忐忑。假如作者在世，还能找作者求证，可惜作者已经去世，只能慎而又慎。好在翻过58页之后，书中论及同一问题，这次写的是：“庚午是三月初六日，再往上推三十四天，也正是《石鼓文》里所说：‘天子永宁，日维丙申。’”心中悬着的石头落了地，看吧，作者自己也说是34天。
《小雅·宾之初筵》篇解释“乱我笾豆，屡舞僛僛”这两句诗时，说：“僛，通媒；媒，丑态。”“僛”的注音是“欺”，字形与“媒”也不相似，为什么会与“媒”通假呢？况且“媒”在字典里也没有“丑”的含义。我在《古代汉语词典》的拼音qi之下寻找，找到两个字，一是“倛”，意思是“古代驱除疫鬼时用的面具，状狰狞丑恶”；一是“娸”，意思是“诋毁，丑化”。我又去求证《说文解字》，它对“娸”的解释正是：“丑也。”将“通媒”改为“通娸”，应该没有问题。
其四，关于繁简字的选择。
《诗经通释》以简体字出版，但对诗文及引文中大量存在的古汉语生僻字，该如何处理呢？最初我使用工具书《古代汉语词典》时，没有注意版次问题，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但凡词典收入的字，除个别字的繁体与简体含义不同，不得不分列为两个词条，其余的都被做了简化。我感到又困惑又沮丧，仿佛该词典最大的权威性体现在可以对方块字改头换面上。
编辑工作进行到全书的六分之五时，为了赶进度，我把稿子带回家加班，结果很快发现了问题：我家的《古代汉语词典》里大部分字保留了繁体。原来这本词典是最新版，前面的《修订说明》第六条写：“词条立目用字基本采纳《通用规范汉字表》，表外字不做类推简化。”
我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有依据不随意简化了，忧的是，得把编辑过的书稿再检查一遍，不该简化的字要还原为繁体。一时间身心俱疲，我得撑着。
试举几例说明对文字一刀切简化的不合理。例如“醻”，可以将右边简化为“寿”吗？它其实与简体字“酬”相通。例如“虆”，可以简化为“蔂”吗？“蔂”指盛土的筐笼或登山的用具，与“虆”无关，而“虆”有攀援、缠绕的意思，与“累”的字义之一相同。
其五，最为棘手的问题。
《诗经通释》的编辑工作量大，难度又高，但遇到问题不怕，经过思索能解决还有成就感。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发现书本身有疑点，因为不可能再请作者修订了。以其80万字的体量，在305篇诗之间不断建立各种时间、空间、事件、人物等联系，要做到严密周详、前后统一确属不易。李辰冬先生的一位畏友——学者赵友培就特别叮嘱他：“不要有矛盾，自己立的原则，自己要死守，不可予人以可乘之机。”
比如作者在计算卫武公年龄时，出现一个简单的加法错误，但究竟是取值有误还是得数有误，无从判断。起先我只有保留作者原文，另加编者注以示读者，后来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从图书馆借出作者的另一本著作《诗经研究》寻觅线索。结果喜出望外，里面也述及这个内容，且计算正确，便以此为据做修改。
还有一回，我发现书中相隔725页的两幅手绘地图里，浚地一次画在濮阳的东南，一次画在濮阳的西南。逮到如此隐秘的矛盾真没什么好得意的，唯有揪心。我尊敬且信任李辰冬先生的治学态度，但这里真的是他疏忽了吗？我再次仔细阅读上下文，并自己动手画图，慢慢理顺了关系，推断这两个濮阳虽然距离很近，却不是一地，前图里的濮阳实指濮阳废县。后来仍是从《诗经研究》里取得证据，作者在一幅地图上明确标出两个濮阳，其中一个写作“古濮阳”。
从感觉棘手到迎刃而解，这样的疑点解决掉好几个，最后只剩一两处仍存疑虑。例如解释《召南·江有汜》篇时，作者说仲氏由许国归卫，是顺汉水而褒斜道至镐京，再从镐京至卫。这条线路虽然大部分是水路，但绕了很大的远，是否合理呢？
追求完美永无止境，编辑如此，作者同样如此。《诗经通释》自首版之日就争议很大，但抛开结论不说，它的贡献十分明显。比如：它有力地排除了由《毛传》发端的种种附会之说，扫去千百年来笼罩《诗经》之上的人为迷雾；它穷尽文献，以前所未有的求实精神，追溯诗中的地理、制度、史迹等线索，由此得出的合理发现不可胜数；它不同于前人的碎片化解读和索引式解读，立足《诗经》本身，从诗义理解出发，通过对字字句句的细致解读，将《诗经》合拢为一个有机整体。简言之，它为理解《诗经》的真实图景提供了一条路径。
通过这样的阅读，读者将不再被置于各种成说之中无所适从，而是跟随作者打通诗与诗之间的界限，在建造《诗经》的整体面目过程中获得很多启发与思维乐趣。假如读者在此基础上能有新的发现，甚至对作者观点有所修正或补充，也是美事一桩。
一、《诗经》的作者是谁？
《诗经》三百零五篇，其中一半以上，诗中都有一个“我”或“予”字。有时它代表一个族群，如《思文》篇“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意思是遗留给我们大麦小麦，天帝命令普遍地播种。有时它代表诗中的某个人物，如《崧高》篇“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这里的“我”是王的自称。而更多时候，它是一个无名的身影。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这个“我”在相思。“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这个“我”在狩猎。“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这个“我”在出征。“忧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这个“我”在忧时。“我”是谁？虽然诗没有明言“我”是谁，但可以透过“我”之眼，看到伴随“我”一同出现的地点、事物、事件以及人物。《诗经通释》的作者李辰冬先生通过这种方式，发现《诗经》里大量的“我”其实是一个人，名叫尹吉甫。李辰冬先生认为，《诗经》是尹吉甫一个人的作品，也是他的自传。
两千年来从没有人这样提过，自古不都认定《诗经》是诗歌总集吗？李辰冬离经叛道的结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支持，但更多人反对。还有学者起先质疑，随后却变为支持者，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梁容若先生。梁先生公开提出几点反对意见，但看过李辰冬先生的答辩文章后，他致函李辰冬说：
“接大著《谈诗经作者问题》，反复抽绎，觉所释多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绝少可以反驳之处，故弟决定默然不再有言。……弟之《诗经解题》多采成说，缺乏真知灼言，今乃知其疏失。窃以为兄之《诗经》研究，用力之勤，搜求之广，迈越侪伦，《诗经通释》一书摧陷廓清之功，前无古人，置之古人名著中，决无逊色。”
梁容若先生所谓的“成说”，最主要就是《毛序》。历来阐释《诗经》的人，几乎没有不受其束缚的。《毛序》将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当作《诗经》的本来面目，局限在这个框架里寻求诗意，例如诗在《郑风》，就挑一段郑国的历史对应，也不管通不通，因此导致很多附会。
李辰冬先生则跳出风、雅、颂的制约，将全部《诗经》打通。他立足于《诗经》本身，把它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寻找其内部规律；他的方法核心是看似与文学不相干的统计学。说来简单，就是统计同一个地名、同一个人名、同一种称谓、同一种名物、同一个事件、同一个字眼、同一个成语、同一句诗句在《诗经》中出现的次数，并将含有共同元素的诗篇归纳到一起看。如此，不仅有助于字词义的理解，而且诗与诗之间发生了联系。最后，《诗经》表现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是由尹吉甫的经历串起来的。
《诗经通释》重新安排了《诗经》的篇次，将这个荡气回肠的故事揭示出来，同时也从中发现一段古代的活历史，还找到了文献的佐证。
二、《诗经》中的地理发现
李辰冬先生提出研究《诗经》的几条规律，其中最主要是关于地理的：如将包含同一地名或相关地名的诗篇联系到一起，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史或故事。
来看《小雅·六月》篇。诗中说：“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诗经》里有三篇直接出现“吉甫”的名字（另有一次是“尹吉”），《六月》即其一，诗中的“我”则是尹吉甫自称。诗中又说：“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自从《毛传》将“三十里”注为“师行三十里”，后人几乎都按照行军理解，但前面的“于”字并没有得到解释。李辰冬先生按照他的方法发现，“三十里”其实是地名的代称。
《周颂·噫嘻》篇说：“骏发尔私，终三十里。”这里又出现了“三十里”，是与“私”连用的，“私”指私田。《小雅·大田》篇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说：“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与《噫嘻》篇联系起来看，这块私田属于南亩。南亩又在哪里呢？将《诗经》中出现南亩的诗归纳起来，有七篇之多，分布于《豳风》《小雅》和《周颂》。《小雅·信南山》说：“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南东其亩”便是南亩，原来它在南山的东南。据李辰冬先生查考，南山即太行山。
与南亩密切相关的一个地名，是浚。浚在《诗经》里出现两次，《鄘风·干旄》篇说：“孑孑干旟，在浚之都。”《邶风·凯风》篇说：“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清代学者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是李辰冬先生查考地理最得力的工具，书中说浚城在濮阳废县东南。而濮阳废县，正在太行山的东南。《干旄》篇出现的旟，是代表地方长官的旗帜，旗上绘有鸟隼图案，而《六月》篇说“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形容的恰是旟。如此一来，《六月》的“三十里”即《干旄》的浚，“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应解释为：我组织的队伍，来自三十里广袤的浚地。
《诗经》是一个整体，将分散在风、雅、颂里的几首诗联系起来，就发现了浚地与尹吉甫的关系。按照这种方法，李辰冬先生又找出尹吉甫的另外几个身份特征，总归起来就是：尹吉甫原籍南燕，本姓姞，他是卫国贵族的外甥，流亡到卫国做士，并被任命为浚地的良人，良人即率领二千人的乡长；他能文能武，在宣王中兴期间为王室所用，被派为尹氏的官职。
《诗经》里属于卫国的地名有十余个，这里有尹吉甫的家，并承载着尹吉甫入仕与婚恋的故事。此外，李辰冬先生由陈、宋两国地名，追溯出尹吉甫随卫武公之子平陈、宋，以及他的恋爱经历；由相关韩城的地名，发现韩侯娶亲及迁城的过程；通过整理陕西西部、北部和山西西部的地名，竟然寻出周宣王亲征猃狁的路线；再由汉水至淮水，又揭示出宣王南讨徐国的史迹……最后，这些发现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是一部宣王复兴史与幽王亡国史，同时穿插了诗人自己的爱情始末。
三、《诗经》中的文献依据
李辰冬先生从《诗经》内部寻找规律，为《诗经》梳理出一个气势磅礴的故事，但除非拿出诗歌之外的事实证据，才更有信服力。
首先来看一首可以精确日期的诗——《小雅·十月之交》。诗中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据天文学推算，公元前776年8月21日有月食，9月6日有日食。两食迭见，就是“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的意思。转换为中国历史纪年，此诗写于周幽王六年十月。
《邶风·柏舟》说：“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将这句与《十月之交》并看，指的不就是同一件事吗？可是因为《柏舟》系于《邶风》，《毛序》硬从卫国统治者身上寻求解说，以为是卫顷公时作品，这比周幽王六年提早了百年左右。后来解诗的人，也看不出“日居月诸，胡迭而微”的写实意义，往往将这句诗看作比喻，例如象征着君臣失道而昏聩不明。
除了天文证据，还有文献证据。清代学者雷学淇著有《竹书纪年义证》，于幽王五年载说：“皇父作都于向。”与《十月之交》里的诗句“皇父孔圣，作都于向”，事迹相合。《十月之交》的写作年份比这条史料错后一年，时间上也能够衔接。
《诗经通释》按时间顺序重排了《诗经》的次第，将三百篇以历史事迹重新归类，每项事迹由一首诗领衔，其下涵盖数量不等的诗篇。这些领衔诗大多能找到文献依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竹书纪年》。这部史书有古本、今本之分，版本很多，《竹书纪年义证》即其一。历来总有人怀疑《竹书纪年》不可靠，但李辰冬先生将《诗经》与之配合，两者竟互为印证，不仅《竹书纪年》可信，《诗经》更因个性化与细腻的描写，表现为一幅写实的、生动的历史画卷。其他文献依据还包括金文、石鼓文、《易林》、《新唐书》等。
如此检验之后发现，这些文献依据集中在宣王四年至幽王六年之间，而李辰冬先生加上自己对诗义的理解，将《诗经》的时间上下限划为宣王二年至幽王七年。换句话说，《诗经》涵盖的是五十年历史，并不是以前人们认为的五百年。
如果说历史记载像简洁的标题，《诗经》则是标题之下的剧本。《竹书纪年义证》于宣王四年载“王命蹶父如韩，韩侯来朝”，为《大雅·韩奕》提供了历史依据。而诗歌本身，好比把历史搬到舞台上，尽管相隔两千余年，仍能完整传达当时的情景：韩侯启程时，显父为他践行，筵席上有蒸鳖，有肥鱼，有鲜嫩的春笋与香蒲；韩侯手持介圭朝觐，宣王送给他旗帜、版图、黑色衮衣、红色鞋子，还有华美的车具。诗中还有史料里没提及的：韩侯随后前往南燕，迎娶蹶父之女，百辆车马随行，光彩异常；他从旧韩城迁至新韩城，这块土地山水肥美，物产丰盈，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宣王交给的使命。
四、重新归类三百篇
《诗经》是写实主义的，但另一方面，它是文学作品，不可能像历史那样，每一首都出现时间、地点等明确信息。李辰冬先生是如何将所有诗篇分门别类的呢？他主要依靠两条：比较与统计。《诗经》多有重辞，通过统计相同字句的出现次数和使用方法，可以得到许多发现，使诗篇之间发生联系。
李辰冬先生将《诗经》中的四十四篇归于幽王时期，若按《小雅·北山》篇的“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推算，彼时是宣王五至六年征伐猃狁期间，尹吉甫正值壮年，姑以三十岁计，到了此时的幽王四年，诗人已经七十五岁左右，步入晚年。他在晚年目睹王室遭乱，自己也遭遇极大不公，因此这时的诗几乎都在忧虑国事和控诉权贵，有很多相同之处。列举示例如下：
1、幽王三年至五年，王室发生变故，周幽王宠爱褒姒，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出奔申。这就是《小雅·正月》篇“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小雅·雨无正》篇“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大雅·板》篇“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
2、《竹书纪年义证》于幽王六年载“王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伯士死之”，又载“西戎灭盖”，说明当时有战乱。这就是《雨无正》篇“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大雅·召旻》篇“今也日蹙国百里”，《大雅·桑柔》篇“天降丧乱，灭我立王”。
3、幽王五年，皇父作都于向，随即迁居于向，这就是《十月之交》篇“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有车马，以居徂向”，《雨无正》篇“谓尔迁于王都”。
4、帅师伐西戎的伯氏（士），以及作都于向的皇父等权贵，是拥护褒姒的；诗人则反对废黜太子。即《板》《正月》与《十月之交》中的相关记载。
5、诗人曾劝诫伯氏，但伯氏无动于衷。即《板》篇“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大雅·抑》篇“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板》篇“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尔用忧谑”，《抑》篇“匪用为教，覆用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诗人苦口婆心，听者却态度轻蔑，嘲笑诗人是个老耄。也即《大雅·民劳》篇“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抑》篇“慎尔出话，敬尔威仪”。
6、伯氏与皇父结为亲家，更是互相袒护，求取利益。即《正月》篇“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小雅·节南山》篇“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亚，则无膴仕”，《小雅·我行其野》篇“不思旧姻，求尔新特。成不以富，亦祗以异”。
7、诗人遭伯氏等人诬陷，被褫夺官职、住房、田地，甚至将他下狱。就是《正月》与《小雅·沔水》篇都有的诗句“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十月之交》篇“彻我墙屋，田卒污莱”，《大雅·瞻卬》篇“人有土田，女反有之”；《召旻》篇“我位孔贬”，《小雅·角弓》篇“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正月》篇“忧心惸惸，念我无禄”，《秦风·权舆》篇“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小雅·小宛》篇“哀我填寡，宜岸宜狱”，《召南·行露》篇“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瞻卬》篇“此宜无罪，女反收之”，《雨无正》篇“若此无罪，沦胥以铺”。
8、周围的人不敢得罪权贵，全都唯唯诺诺。就是《雨无正》篇“凡百君子，莫肯用讯，听言则答，谮言则退”，《桑柔》篇“朋友已谮，不胥以穀”，《沔水》篇“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
9、最终的结局是恶有恶报，如《竹书纪年》的记载，伯氏被正法。即《瞻卬》篇“鞫人忮忒，谮始竟背”，《小雅·巷伯》篇“捷捷幡幡，谋欲谮言。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10、诗人遭受这一连串变故，对身处乱世发出慨叹。即《正月》篇“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瞻卬》篇“心之忧矣，宁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王风·兔爰》篇“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
相同的人物、事件、情感、时代背景以及遣词造句，在四十余篇诗中交互出现，像纵横交错的节点织出一张完整的大网。当这些诗歌明显带有个人属性，这些个性事件在不同诗篇中重复出现而显出原委时，它们由一人所作的印象相当鲜明。连朱熹也曾感到，《何人斯》与《巧言》“疑出一手”，这两篇均被李辰冬先生列在幽王时期。
五、如何评价《诗经通释》
解《诗经》的人，有意无意，都持有某种立场和视角。《毛序》是以政教说诗，因此后人有言：“汉儒说诗，不出美刺二端。”朱熹是道学家看诗，动不动搬出一个“淫”字。此外还有民歌的视角，等等。对每首诗的解读更是五花八门，历史上《诗经》研究汗牛充栋，却众说纷纭，让人徒生“诗无达诂”的感慨。
例如《齐风·东方未明》这首小诗：“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毛序》认为诗义是“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挈壶氏是掌漏刻的官。朱熹有意摒弃《毛序》，却难脱窠臼，在这首诗上仍依循《毛序》，并补充说：对颠倒衣裳的人，已算是早，传公令的人却还以为晚。清代的姚际恒批评《毛序》最为尖锐，却无法提出新解，只说“末章难详”。
末章的“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知难倒多少人。朱熹说，柳做的篱笆是防不住人的，但狂夫仍不敢闯入菜园，比喻辰夜界线分明，本应是极简单的道理。这里面除了强词夺理，还有些什么呢？现代学者闻一多对《诗经》用功很深，李辰冬先生吸纳很多他的观点。而闻一多怎么解读《东方未明》呢？他前后有过两次解读，早期一次发表在《诗经的性欲观》里，从原始社会野性奔放的角度出发，认为诗歌写的是男女性欲；然而又说末章起始两句文气不接，这是因为诗人不愿明言，就制造谜语，即所谓隐喻的方式。另一次见于《风诗类钞》，闻一多做了修正，认为诗出自女子之手，描写忙忙碌碌的做官吏的丈夫，丈夫出门前不忘围起篱笆，以防范其妻。
阅读文学当然需要想象，可是既往对于《诗经》的想象，往往走向了猜谜。
李辰冬先生解读每一首诗，都从《诗经》整体出发。首先，他发现《诗经》里单称的“公”，除几次特例之外，都指卫公，因此《东方未明》与卫公相关。而尹吉甫平陈、宋时，即是卫国派给的任务。其次，“不夙则莫”指起早贪黑，意思和《召南·小星》与《召南·采蘩》的“夙夜在公”一样，这两首诗都和出征相关，《小星》篇说：“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如此看来，《东方未明》末章的“狂夫”，其实是“征夫”之讹。《诗经》里有四篇用过“征夫”，而“狂夫”却无他例。进行这番比较之后，李辰冬先生将《东方未明》解释为听到出征集合令时手忙脚乱的情形，末章表现征夫离家前的恋恋不舍，意思是：“折些柳枝把菜园子围一围，出征的人瞪着眼睛看着它。也分辨不出是早晨是黑夜，不是早上动身就是晚上开拔。”这不是很合理吗？
李辰冬先生的反对者里面，有人批评《诗经通释》用了太多历史的方法，不用这种方法照样可以欣赏诗。然而姚际恒解《邶风·北风》时从反面说过一句话：“‘莫赤’二句，在作者自有意，后人无径路可寻，遂难窥测。多方求解，终不得一当，不如但赏其词之妙可耳。”但赏其词之妙，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什么朱熹、姚际恒常说“此诗难详”或“不敢强解”？因为《诗经》具有明显的个性。所谓个性，是指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人物和事件，以及属于个人的特殊情感。由于不了解这种“个性”，所以造成“诗无达诂”的局面。
还有人不相信李辰冬先生离经叛道的结论，说他“信口开河”。这是偏见之言。首先，认为《诗经》是尹吉甫一人之作，不是李辰冬先生的凭空想象，而是他一字一句解读之后得出的结果。其次，历来解读《诗经》的人，都要持一定立场或视角，否则无从下手。李辰冬先生从《诗经》本身总结出一些研究法则，继而运用这些法则从诗义里寻出尹吉甫的事迹，再用尹吉甫的事迹去考察每一篇诗，将《诗经》诠释得顺理成章，这本身无可厚非。
平心而论，李辰冬先生的解读都确凿无疑吗？也不是。诗歌毕竟是文学作品，即便《诗经》是写实主义的，仍要使用艺术手法表现。比如只有极少数诗篇会出现具体日期，却有大量诗篇通过景物描写表明季节，后者当然带有更大的语义弹性。
例如《竹书纪年义证》幽王六年记载王师败逋，伯士死之，这是历史写法，十分明确。《诗经》里却没有如此清晰的陈述。李辰冬先生说伯氏败逃至南燕，凭借的是《桑柔》篇的诗句：“忧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痻，孔棘我圉。”伯氏是南燕国君之子，尹吉甫原籍也是南燕，所以诗中说“我圉”；“自西徂东，靡所定处”，意思是从西至东没有一处安定之所。放到历史背景中看，设想这是伯氏由镐京败归南燕，是有合理性的，可惜无法证实。就好像一件出土的周鼎，李辰冬在花纹模糊之处，循着残损的痕迹接了一笔。
但因此就要全盘推翻李辰冬的研究结论吗？其实不妨换一种思路：假如发现一首诗的解读与全书矛盾，或者明显有误，这时再将此诗的解读存疑或否定；否则不必因为李辰冬做出推想就予以诟病。当人们欣赏某位古代诗人的作品时，不也用到想象吗？只是因为诗人的身份明确，所以不会受到质疑。
如果不急于对李辰冬先生的研究结论下断语，就会发现这一事实：无论如何，《诗经通释》的贡献都十分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