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创新简史》是一本由乔纳森·格鲁伯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页数：3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美国创新简史》读后感(一)：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持续驱动创新引擎——来自《美国创新简史》的启示
（2021年4月23日）
据美国《科学》杂志网站日前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提议在未来几年内向美国科研机构投入2500亿美元，其中1800亿美元专门用于资助“面向未来的研发和技术”，另外700亿美元用于相关研究。拜登这一“撒钱计划”被看作是“为了对抗中国和其他经济竞争对手的积极技术投资”，但共和党人和一些温和的民主党人强烈反对拜登筹集资金的提议，因为这要取消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实施的部分公司减税政策。
事实上，美国联邦政府面临的此类受阻其来有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右翼和左翼的各种担忧使联邦政府退出了对基础研究和巨大创新进行投入的主导角色。这种退出带来的结果显然弊大于利。
一、政府如何为创新引擎提供优质高效的“燃料”称为课题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约翰逊认为，美国经济从2008年次贷危机中有所复苏，但“更多的人，却感到越来越沮丧”，而且“数百万美国人的这种挫折感是正当的，反映了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数十年来的失败政策，未能充分地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条件，因而未能促进社会红利的共享。”
在他们合著的《美国创新简史》（穆凤良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4月）一书中，两位教授用翔实的资料说明了当联邦政府强有力地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科学，并为由此产生的创新转为量产提供保障时，美国所获得的巨大好处，以及当这一角色功能弱化时给美国GDP和收入增长等方面带来的影响。
当创新成为一个国家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最强劲的引擎时，政府如何持续为其提供优质高效的“燃料”就成了课题。显然，这个课题是世界性的，而美国成功的经验，尤其是经历的挫折值得关注。
二、20世纪40—60年代，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高投入带来的创新成果深远惠及美国
1940年6月12日，麻省理工学院前副校长、雷神公司管理者之一的范内瓦·布什走进白宫，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议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总统在15分钟内就批准了该建议。在项目巅峰时期，6000名科学家参与其中。国防研究委员会最著名的成果包括研制出了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以及在雷达领域作出突破贡献的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等。1945年盟军使用的所有雷达系统中，有一半的设计来自辐射实验室。火力网探测雷达、夜间战斗机使用的空中拦截雷达、轰炸机专用雷达和有史以来第一个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都出自该实验室。雷达在实战中证明，“新技术不再是可选的附件，而是战争获胜的核心因素。”1947年国防研究委员会解散，但直到尼克松执政时期，科学政策的制定和优先项目的确定，都是由延续范内瓦·布什路线的人来决定的。
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约翰逊认为，现代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创新“都可以追溯到布什时代的立项，或者依赖于其后几年那些得到政府项目支持的发明”。如卫星、互联网、电子计算机、喷气式飞机等，波音公司的707客机就是在军用研发的基础上生产的，并成为以后的747、乃至最新的787飞机的滥觞。
二战后，联邦政府对大学教育的投入，极大地提升了劳动力素质，间接地提升了整体的收入水平。联邦政府对于高科技企业的支持更是不能忽视，以硅谷的崛起为例，1949—1958年早期，贝尔实验室半导体研究预算的25%由军方资助，1959年美国85%的电子研究由联邦政府资助，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国防部资助了近一半的半导体研发经费。
本杰明•沃特豪斯（著有《美国商业简史》）认为，“借助开始于二战期间并在冷战中保持需求量，政府不仅成为新技术的主要消费者，同时也是主要的承销商。无论对大学研究中心还是私人公司，政府资助都促进了科技的兴盛发展。”
从数据上看，联邦政府投入的强弱所产生的效果对比更为明显。1940—1964年，联邦政府研发资金增长了20倍，并在1964年达到了顶峰，占当年GDP的2%。接下来50年里，这一比值下落到仅0.7%左右。从2001年开始，政府的研发资助被大幅度砍掉。与之相对照的是，二战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GDP年增长率接近4%，70年代初以来，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3%，2000年以来降至2%以下。收入增长方面，二战后美国家庭收入中值仅用23年就翻了一番，但在接下来的45年里仅增长了20%。
三、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研发资助全面下降，而这无法依靠私营研发或风险投资来弥补
《美国创新简史》分析了1945年之后美国科学家的权力和预算资金受到侵蚀的原因：一是战后对科学尤其是对原子能的期望被夸大，但研究成果未能如期兑现；二是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分歧越来越大；三是联邦政府在面对越来越大的预算压力与相对较小的和平威胁时，尤其是1969年7月美国实现载人登月后，联邦研发资助全面下降。
“助推的萎缩与生产率的放缓增长同时发生”，以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为例。1993年10月，美国国会以成本超支为名取消了对得克萨斯在建的项目支持。随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建成了超子对撞机，并由此证明了希格斯玻森粒子的存在，生产了第一台彩色三维X射线扫描仪。美国没有占到先机，也因此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增长点。
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约翰逊认为，指望私营研发或风险投资来支持基础研究、成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是有局限的。医药领域研发实力很强的辉瑞公司终止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新药研发，障碍不在于缺乏资金，而在于此类研究的专利有效期较短，做了大量投资之后可能只获得部分利润。“私营公司不愿意手捧研发的溢出效应，努力惠及其他公司，因此老牌公司的私企高管对研发的投资不足。”风险投资的逻辑则更重视眼前利益，风险基金的结构设计主要聚焦低资本密度和高技术风险的项目，而不面向资本密集型和长期融资项目。
就国家层面来说，需要的是全面繁荣和全体繁荣，而不仅仅是沿海地区的繁荣和少数人的更加富裕，但私营研发或风险投资加剧了发展的不均衡。美国65%的风险投资集中在旧金山、圣何塞、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等5个地方，而限制性的分区政策和高昂的土地价格令许多人难以迁移到工作前景更好的地方，迫使他们留在缓慢增长的地区。以硅谷中心的帕洛阿尔托市为例，即使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年轻员工可能更喜欢小型公寓，但低矮的单户住宅仍占主导地位。许多人不得不住得很远，花费更多的通勤时间。有意思的是，尽管租金不断上涨，但该市的领导层却无意于建造更多的住房，而是“一直专注于限制就业增长率”。
四、政府资助会刺激私营研究的投入，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创新的“溢出效应”
以经济上合理和政治上可持续的方式，《美国创新简史》为重建美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机器的启动开出了“药方”， 一是对基础科学和相关商业发展的更多支持；二是强调发展新技术中心的国家战略及其成本效益，利用地方研究的溢出效应和集约效应；三是健全资助机制。
政府机构的资助会刺激私营研究的投入，基础研究资金每增加1美元，市场就会追加8.38美元的投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每投出1000万美元，就能为股票市场上的私营公司带来3020万美元的额外价值。
始于1982年的小企业创新研究，是美国联邦政府支持私营研发的最大支出计划。其第一笔创新研究资金直接促成了软件公司赛门铁克的组建。高通电信公司于1987年获得该项资助时只有35名员工，如今已有3.8万名员工，并成为芯片领域的翘楚。
为充分发挥创新的溢出效应，政府必须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而且这种投入具有长期性，并要保持对失败的容忍率。“公共资助的研发投资可能是唯一能让我们回到技术导向型增长的途径，能让所有的船只都浮起来，并且航行起来。” 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约翰逊在书中这样写道。
基础研究是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它既关注世界科技最前沿，也解决国家在基础理论、底层技术、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等方面的重大需求。“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长了1倍，我国在物质科学、量子科学、纳米科学、生命科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总经费的比重首次超过6%，但相较创新型国家普遍在15%以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30%，仍存在不小差距。
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通过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力度、优化支出结构，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等政策，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通过建立健全符合科学规律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对基础研究探索实行长周期评价，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
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既要顶天也要立地，要真正为我国的全面发展、为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为国家更加安全作出贡献。
（全文完）
从华为手机到台湾芯片，这段时间我们总是看到一些卡我们脖子的“窝心事”。
但要说真的火大，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从国家层面上看，尽管我们国家也加大自主研发芯片的力度，但总体上看，反映并没有那么激烈。
因为这毕竟不是让国家到生死危机的关头。我们不会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怒吼：
有的人感觉芯片上的创新发展，被美国卡脖子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以前被他们卡脖子的技术，都自己艰苦公关搞定了。在这个领域卡我们的脖子，无疑是在鼓励我们创新发展。
似乎没有多少人认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而我的问题是——下一个“芯片”在哪里？
过去有人自豪的说：我们中国一旦攻克了某个技术，那个产品就会变成“白菜价”。
那么，我们如果研发出高性能的芯片，会不会也变成“白菜价”，迅速遍布全球市场呢？
即便是最乐观的国人，也对这个预见表示怀疑，因为美国，也许依然会疯狂打压我们。
在学校时代往往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考试第1名的学生，快马加鞭，严防死守的是第2名或者第3名。对于学渣他们是毫不在乎的。
国际关系这个话题可能太大，我们并不需要太过深入的去了解，但对于科技进步发展来说，可能绝大部分国人都非常的关心。原因非常简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想要让生活越来越美好，往往需要的是科技创新能力。
只是过去我们的科技发展，往往明面上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摸着鹰酱过河。
毕竟有人在前面走，虽然他如何取得成果的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能够知道他在这个方向，那么我们在后面奋起直追就可以了。
只是进入这个时代以来，似乎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不小心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没有鸟可摸了。
不妨看一看他们当年是怎样不小心走到前列，而且还能保持第1名，保持这么长时间的，也许对我们有很多的参考，因此推荐看一看这本中信出版社的《美国创新简史》，了解美国的创新力来源吧。
说起科技创新，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当今美国无愧为科技大国，也是知识产权帝国。
不管是顶级高校的数量，还是科技科研水平，都是当今世界的第一序列。
但仔细想一想，美国这个科技创新大国似乎并不是什么“自古以来”的产物，毕竟，这个国家本身也没有多少年的历史。
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当然不会总是标榜自己历史悠久，每每拿四大发明造福全球的例子说事，毕竟这些太过久远。
但纵观世界历史，整个世界科技创新进展，似乎1945年以前，美国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科技创新，改变世界的科技产品。
反倒是很多老牌欧洲国家走在前列。不管是德国还是英法，在二战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似乎科技水平都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以至于美国刚刚参加二战的时候，不仅是士兵，很多武器装备也并不适应战争，付出大量鲜血当学费以后才慢慢改善。
因此，之前我听很多人说过这样一个观点：美国的技术以前并不怎样，全是靠二战后掠夺德国科学家和设备才成为的世界第一强国。
记得有段时间我对此论断也深以为然。有人还对此进行过论证：
阅读这本中信出版社作品《美国创新简史》以后，才真正理解美国科技为什么领先的问题。
美国科技领先的过程，其实就是推动技术和经济结合的过程。从国家层面的支持与推动，通过创新，把新思想、新技术转化成突破性的商业产品，从而改变世界。
本书从美国19世纪就引以为傲的铁路大发展开始，介绍了美国科技创新的历史。强调了“三个一”：
有人问朋友：你有《时间简史》吗？”
朋友回答：滚！我有时间也不捡屎啊！
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不过如果说简史类作品，除了《时间简史》这种科普的物理学文章之外，大多数命名为《XX简史》的著作，往往给人的感觉是讲解梗概而不讲解细节，罗列历史而不发掘故事，因此相对简洁但枯燥。
难免专家大咖感觉营养不足，入门新手又感觉有些枯燥无趣，如果不是教科书，对其感兴趣的人往往相对较少。
这本《美国创新简史》或多或少的也存在这样一些小毛病。虽然是厚厚的一本，但对于科技史专家来说，可能难免有些浅薄，但对于我这样的白丁来说，刚刚开始阅读难免感觉略有些枯燥，难以很快入门。
不过读进去以后，倒也津津有味，很多书中的史实和我们当前了解的东西相比较，确实非常有意思。
比如我们经常现实中经常见到的“过河拆桥”。对于研发来说，最担心的事情往往是研发时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一旦任务完成了，难免有“兔死狗烹”的结局。面对这种情况，美国也遇到过。在二战时期，科学家们在范内瓦·布什的领导下把知识快速转化成战斗力。那么战争结束了，是不是就要刀枪入库，放马南山了呢？
至少，对于军队是这样的，军费大幅度压缩，大量士兵复员，武器封存，甚至铸剑为犁。
那么，对于研发武器的科学研究部门怎么办呢？
之前提到的美国创新第一人范内瓦·布什答案则是：战争结束了，那就应该要更多的科研经费，做更多的科研！因此，他撰写了一部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给罗斯福总统，要求政府大力出资，资助大学科研。从而营造美国战后科技飞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这样的故事，对我来说感觉很有意思这已经足够，因为对于想要了解美国创新来说，我们不需要重新回到那个它开始的时间节点，一点一点的去追溯。而应该了解他们如何兴起，如何衰落，他们的焦虑点和痛点在哪里，从而以史为镜，以美为鉴。这算是另一种“摸着鹰酱过河”吧！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想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而现任的总统拜登却只打算“不允许被中国超越”了。
我们现在很多自媒体大V们纷纷的表示，从疫情以来，美国越来越不行了。
那么美国真的不行了吗？如果让你看一看宛若空城一般的“铁锈带”城市，看一看那些疯狂暴乱的红脖子，或者正在0元购的非裔们，也许你也会得出这个结论。
不过，美国“行”或者“不行”似乎我个人并不关心，对于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来说，说美国乱了也好，美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好，都和隔壁邻居大叔去药店买的是杜蕾斯还是蓝色小药丸一样——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更多的关心是我们中国行不行，这并非仅仅是骄傲自豪的事情，更决定了自己生活是否美好。
这本《美国创新简史》其实本质上并非是一部历史书，它的英文名字是《启动美国：科学的突破如何让美国经济和美国梦复苏》，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的关键点，系统论述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竞争力提升之间的关系。
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名字叫做“大科学和未来工业，如果不是美国，还会是谁”，看起来有点儿舍我其谁的味道，不过字里行间有种知识分子特有的焦虑感。
因为这本书指出的未来最有价值的创新领域：合成生物学、新能源和深海资源。中国都展露出强劲的竞争力，更不必说我们引以为傲的5G技术了。
从这个角度上看，书籍是美国麻省理工专家学者为了想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呕心沥血的作品，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国家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参考。美国的科技创新过去的历史，或许也是帮助我们科技腾飞的现代进行时。
毕竟教员诗词说过：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题记一个国家的创新和一个人的自律一样，关乎着人类的未来。整本书给我非常震撼的感觉，基于如下内容：1）政策背景需要控大局的人给方案，也需要识大局的人选择方案，布什是给方案的人，后续的各届政府的支持是识大局的人；2）政府投资支持创新，但不占有创新成果是非常伟大的制度设计创新；3）创新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一个公司或一届政府就能完成的，需要非常多的人在大智慧的带领下持续不断的朝着既定方向前进，克服困难，突破艰难，跨越障碍，取得成果。整本书的结构完整、思路清晰，非常值得每一个人思考与借鉴，也是我认为目前为止看懂四十五的最佳范本。 二、关于作者乔纳森·格鲁伯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福特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卫生保健项目主任，美国健康经济学家协会前主席。他发表了一百七十多篇研究文章，并著有公共财政领域主流的教科书《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作为罗姆尼医疗法案和奥巴马医疗法案的策划师，他与美国政府和国会合作，协助起草了《医疗改革法案》，还出版过生动介绍《平价医疗法案》的科普读本。在2020年他荣获了古根海姆学者奖。;.;西蒙·约翰逊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库尔茨创业学教授，曾被授予斯隆商学院教学大奖——杰米森奖，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首席经济学家。他的文章常发表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大西洋月刊》以及其他一些知名刊物上。他与别人合著过畅销书《13 位银行家：华尔街的收购和下一次金融危机》及《白宫的燃烧》，同时也是被广泛引用的经济博客《基线情景》的创始人。
华为终端的CEO余承东最近在朋友圈发文：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美国对华为进行了四轮制裁，一轮比一轮狠毒，把华为消费者业务逼到极度困难，无法发货，高端产品的主要都让给了苹果公司！看完这个朋友圈的信息我不禁有些心酸，内心不断反问：企业经营过程中有军方支持就应该被无情打压么？网络安全问题真的是一个电信运营商可以私下操控的么？按照美国的创新的成功模式，就应该被美国这样对待？美国在科技发展、科学管理、战略决策、创新发明等领域内给了中国人许多的启发，也教会了我们如何看待公平与正义、发展与创新。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中国最大的诉求是知识产权和公平贸易，知识产权是要长期的版权税费，公平贸易是想要长期的逆差。关于这一点，特朗普和其政府很显然没有认真阅读《美国创新简史》，也没有弄明白美国为什么可以从一个基础的农业国成为一个科技大国、强国。阅读《美国创新简史》，是想弄明白美国到底做了什么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信息传》作者吴军为本书写的序言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信息传》的知识背景或吴军的此篇序言，我很可能就陷入了某种无逻辑或偏逻辑的陷阱之中。吴军在序言中给出了三个难读的理由和三个必读的的逻辑，我认为这6个内容非常关键，梳理如下： 三个难读的理由是： 1）美国历史的背景知识复杂，不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阅读本书容易产生某些不必要的误解； 2）本书表达思路是讲述美国历史，而非炫耀美国科技创新成就； 3）非历史序列主题内容，而是讲透创新的底层逻辑，这不太容易理解。 三个必读的理由是： 1）系统论证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现在中国被卡脖子的芯片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缺乏系统论证； 2）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是产业化和低税收，我们很多地区有科技园和税费减免制度，但是没有产业意识、缺乏长远规划和考量，本书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思路； 3）本书给出了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指标和方法。指标和方法非常关键，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标准规范，标准规范给出了具体的指标和方法，这是科学发展的基础设施，本书对此有非常专业的描述。
读完这本书增加了我对科技创新、发明创造的认知，让我了解到创新背后政策、发明人、产业发展、创业推动、激励机制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也让我明白了一个国家的创新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也并非某一个人某一个组织可以彻底改变。创新和创造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局思考、通盘考虑，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改变某些局面。在政策层面上，需要有长远的规划和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这些我们从两会和新闻联播上看到了非常细致的未来；在产业层面上，需要联系上下游和各类优秀的企业家、创造者、发明人和创新者一同努力，完善从标准到实践的每一个细节和逻辑，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在企业发展层面，要站在历史的视角上看待企业自身的发展、竞争对手的成长、业务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价值的体现；从自身经营发展角度，建设团队、打磨产品、优化制度、降本增效、提速发展、创造企业的社会价值。如下分别就这些收获谈一谈我的认识。
美国的国家历史相比于中国历史而言是比较年轻的国家，在历史文化、人文发展方面有着诸多不同的认知和理解。美国在农业发展时代，生产力和生产要素与传统中国农业发展本质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美国人开始发现英国创造的很多农业机械能方便农民使用，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给一般的农民增加了一种认识：通过机械操作可以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通过改进和创新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改进社会生产效率、极大的提升社会整体效率，这让创新和发明有了成功的突然。在创新发明早期，大家争论最多的就是：“谁是第一个发明的人”，第一个发明的人意味着拥有发明权，为了争夺发明权经常会许多规模宏大的争论和官司。经年累月的发展，学者、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通过专利法的形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谁先提交发明权并被授权，谁就是那个应该享受发明权的人（而不是谁第一个发明就归谁）。专利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不断的取得发明创造的合法证明使得自己成为发明人和企业家，这很好的培育了创新的土壤，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你只需要努力去创新和创造，如果有成功，赶紧去专利局申请专利，以后谁的发明都需要承认你的功劳和智慧。
随着发明创造的内容越来越多，有一个直接的问题是，大家都在追逐短期的、肤浅的名和利，没有人关注长期的、改变未来的技术发明创造，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短期的繁荣，更需要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这个短视的发明创造和长期的发展问题怎么解决？有这么一个思想非常关键——“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公共政策投资和投资成功的所有权的问题就变得异常重要，按照逻辑，短期内有利可图的发明创造一定是大家争先恐后的进行参与，长期的、探索型的、创新性的发明创造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政府决策投资者积极推动。但如果仅此就难以促进长期的投资价值体现，所以又需要政策保证长期投资的利益分配问题。美国创新发展的最关键的一个办法就是，基础科学研究投资的收益归发明人和企业家所有，而不归政策投资资金所有。这让一切的创新有了土壤，逻辑梳理如下： 1、投资的钱来自政策公共财政收入或基金投资； 2、发明创造的人获得了原始积累所需资金支持； 3、成果归发明人/创新创造者所有； 4、创新创造者不是打工人，而是企业家和发明家
有了专利保护机制，可以保护专利人的创新成果不被侵害；有了公共领投资，解决了大问题的小作坊投入问题；有了发明创造成果属于发明人所有的合理安排，一切创新和创造成果有了奋不顾身的理由，这使得各类长久的、可持续的发明创新项目如雨后春笋开始冒出来。
从曼哈顿计划到阿波罗登月计划，创造世界的背后是专利的保护、财政资金有效的管控和创新成功归发明人所有的基础逻辑支撑。基于共同研究课题的聚类和同样专业的人的不断追求，使得看起来微小的项目可以逐步联合成巨大的项目，这些项目的成功又反过来辅助众多小项目的效率提升和技术改进，如此，便让科技创新、发明创造像氧气一样弥漫在空气中，无需过多的追寻，并能畅快的呼吸。
企业联合一般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以产业群的方式进行联合：大家做的业务在一个领域内，分成上下游和不同类型的协作形式进行。一种是以企业兼并融合的方式进行联合：让大家的实力形成互补或相互支持。在美国创新发展历史上，我们看到来非常多的产业联合的价值，如政府引导的航天发展、信息科学、无人机、机器人等领域已经把产业联合的价值推向了新的高度。我们也发现，在企业创新发展过程中，企业收购、并购的高效整合之中形成了新的创新实力，如SpaceX在航天领域的发展、亚马逊在太空探索的成就、特斯拉在企业领域的创新等。
过去我们总是说，不要重复发明轮子，但从美国创新的历史里，我看到了重复发明轮子并成功的案例太多了，像特斯拉本质上也在重复发明轮子，但无可否认特斯拉的成功。我们也总是说，要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但其实合作共赢和共创共享都是需要有前置条件，即相互对等的状态、实力、能力和价值才有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共赢、共创共享。我们从美国创新历的历史里看到了很多独立的、专业的、深入的发明和创造改变了整个产业，像雷达的发明和雷达的发展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美国创新发展历史上，联合的价值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价值，不仅仅对传统军工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互联网科技、信息产业、人工智能产业也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在互联网创业大潮之中，我们看到Facebook斥巨资收购Instagram、What"sApp并整合成功，在《解密 Instagram》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创始人凯文·斯特罗姆和迈克·克里格对Instagram被收购并没有消极的想法，反而是极其认真的对待收购，其核心逻辑是需要用更有实力的Facebook资源为Instagram用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思路反应出的价值观是：不管是用自己的资源来实现目标还是用竞争对手的资源来实现目标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实现目标，即保护每个人心中的目标和理想，通过企业兼并投资的联合方式也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读完本书，我总结创新的本质是用新的方法解决一切问题。简单来说，创新是要解决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个新的方法，与过去的方法有所区别。比如，特斯拉解决的是动力支撑的问题，即过去通过燃油来支撑汽车的动力系统，现在用电来解决动力支撑的问题。以此类推，轮子能不能设计成其形状的、材质的？车子的形状能不能设计成其他更安全、高效、节能的形状？原研哉在《设计中的设计》里说，生活中所有的设计都值得被再一次设计。同样的道理，汽车的每一个部件都值得被再次设计，特斯拉给出了他的创新方法，我们还有更多创新的思路和方法么？
创新的本质是解决问题，其次是用新的办法解决问题，再次是解决一切问题。 读完美国创新的历史，我深刻认识到基础设施创新的恢弘和博大精深，需要政府从政策规划、产业结构设计的宏观层面予以支持、引导和管理。在产业发展和企业创新则需要带头人、科研工作者和有志者共同努力，在机制、政策、制度安排、利益分配、社会贡献、企业价值等多更方向上协作共赢。在个人工作中，则需要配合国家发展的政策方针，紧跟时代脉搏，深入理解四十五规划的重要意义，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自己的创新、创造和发明。只有这样，个人发展才能和企业发展联动，企业发也能和产业发展协同，产业发展才能为国家发展助理。
创新创业，从你我开始。
2% 0.7% 9当地时间3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召开上任以来首场总统新闻发布会，表示将大力投资“美国工人和美国科学”。
在发布会上拜登讲出了两个数据： “上世纪60年代，我们对科学研究的投资超过了GDP 2％，今天仅为0.7％。我将改变这种状况。未来属于科技，包括量子计算等。因此，我要做的就是确保我们在这方面的投资接近GDP 2％。”
而这两个数字同样在本书中被反复提起。在本书的导言中作者就写到：
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本书在拜登政府制定科学政策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证据还有很多
在当地时间5月27日，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了俄亥俄州工业城市克利夫兰，并就美国经济问题发表讲话。 在讲话中，同样提到了一个数据：“ 30年前，美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排名第一，也有人说第二，现在排第九…… ”
这一排名在本书中也有提及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V411H789？from=search&seid=5435251286954304386
实际上克利夫兰是本书作者给出的未来有潜力成为科技中心的城市中，排名第六的城市。
https://www.jump-startingamerica.com/technology-hub-map
当然，最直接的证据莫过于，2021年1月16日，还未正式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了其总统科学顾问团队和政府科学机构成员的任命。拜登在任命信中给出了他关心的五个科学问题，并将此五问与1944年罗斯福向其科技顾问范内瓦·布什提出的四个问题类比。
而本书正是从范内瓦·布什那份被视为“美国科学政策的开山之作”的重要报告开始讲起的。而正是范内瓦·布什建立了美国科研体系的框架。
美国一开始并非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独立时，美国主要依赖农业，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它在工程能力方面也落后于英国。
美国技术的早期发展经验是由少数人主导的，大多数是自学成才，几乎没有正式的科学背景。到19世纪80年代，依靠企业驱动，美国实现了从电力开始的创新的重大转型。
第一个现代企业的研发实验室可以说是由GE（通用电气）于1900年创立的。到1940年，在战争前夕，2/3的科学经费掌握在企业部门的手中。
1940年以前，美国政府在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方面很少发挥作用。在是否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问题上，科学家们也存在分歧，惯性思维都是政府的支持一定会附带潜在的限制和控制。
而1940年，面对雷达研发的迫切需要，本着国家利益有限的原则。范内瓦·布什代表联邦政府与大学直接签约，政府支付研究活动的“全部费用”，其中包括间接的日常开支，同时国防委员会拥有所有在其支持下开发的全部发明专利权。
这一项目于1940年10月中旬启动，计划雇用首批12名大学研究人员，并安排私营企业签订供应部件的合同。
雷达研发的成功很快扭转了战争的局面，雷达已经证明，新技术不再是可选的附件，而是战争获胜的核心因素。
范内瓦·布什是管理观念的大师，他坚持他的团队始终被称为科学家。战时的科学工作推动了一代人在科学和工业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在政府合同资助以及既定目标指导下的科学家们，通过大规模的协同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惊世成果。其中既包括可输注血浆、青霉素等可大规模使用的抗生素、防止虫媒病的滴滴涕和抗疟疾药，也包括雷达、高性能飞机、用于引爆弹药的近炸引信以及终结世界大战的原子弹。
布什以罗斯福非正式科学顾问和“研究沙皇”的身份，督导了这一庞大并最终取得成功的研发事业。
1944年末，布什收到罗斯福的指令，着手筹备一份足以为美国持久科学政策奠定基调的报告。这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凝聚了数十位杰出科学家和工程人员心血的报告，最终于罗斯福总统去世后的1945年7月提交给杜鲁门总统。
科学：无尽的前沿
7.9
范内瓦·布什 拉什·D.霍尔特 / 2021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后的优先任务是创新知识，布什没有改变他支持自由市场的信念，但他认为科学史一个前沿，并且，美国联邦政府一直乐于扩大前沿。“政府应该促进开放前沿，这才符合美国的基本国策，只是换成了现代化的版本。”
针对科学到底能给人类带来什么这一问题，《科学：无尽的前沿》提出了一项鼓舞人心的实用主义愿景。
这份颇受科学界欢迎的报告倡导政府推动和支持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并呼吁成立一个能得到充分拨款的新型独立国家机构，以督促推进包括军事和民用，生物学、医学和物理学，基础和应用，理论和实验等在内的所有研究。这一机构将负责以长期合同形式为科学研究提供稳定的资金，为科学家提供研究之自由，同时还要肩负起培养科学专家的重任。
布什希望在政府和大学研究之间建立新关系，在此基础上继续科研。他还希望从总统和国会两处获得更多的独立性。否则专业知识的反战和课题的选择可能会受到政治家的异想天开的拦挡。
布什主张采取更加统一的方法支持科学，但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顾问对大笔资金可能不受白宫控制的想法犹豫不决。布什计划最初遭到了反对，投资规模被缩减。在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只对纯理论研究投入了有限的经费。
但是苏联在原子弹和卫星等引人注意的项目上的技术赶超引起了美国人的焦虑。艾森豪威尔决定落实范内瓦·布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提议：在研究上投入大量资金，同时培养更多的科学家。从数据中已经可以看出，美国公共资助的研发活动激增，1964年达到峰值——能占到GDP的2%左右。
1958年10月1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挂牌营业。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间机构成立，但在很大程度上受总统的控制。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搭乘东方1号飞船升空，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这一壮举大大地刺激了美国，更加深了美国人民对在太空竞赛中落后的恐惧。
美国人要登上月球，不计成本，不择手段。
阿波罗计划耗资巨大，总成本几乎是曼哈顿项目的5倍。计划在峰值时期占联邦总支出的2.2%。研究经费的增加大部分归功于国防部。NASA是这一项目的重要参与者。
而对科研投资的增加，特别是从50年后的角度来看，其影响是惊人的。通过对NASA衍生产品的研究，可以看出太空计划在其他经济领域也有很大的用途。
根据NASA自己的统计，至少有2000中产品或服务得到其帮助，进入开发和商业化。
https://www.nasa.gov/offices/oct/40-years-of-nasa-spinoff
太空部门也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战时科学及其后来的体系推动下，很多事情都有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政府支持的计算机、飞机和医学的发展效率惊人。
但是科学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些资深科学家开始怀疑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过度使用技术。
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则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杀虫剂滥用的问题上。作者蕾切尔·卡逊批评了科学新发现在政府的纵容下被私营公司胡乱使用的现象。
环境运动出现，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讨论。其中包括一个简单且日益明确的观点，即私营企业和政府权利部门夸大了科学的正面承诺。追求利润意味着忽略或淡化重要的意外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许多人，包括科学家，对科学的用途也越来越怀疑。
而随后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让人们痛苦地意识到，核技术的民用利益被夸大了。放射性废物的风险被严重低估。
对《寂静的春天》的反应代表了关于新技术的应用、流行以及相关政治观点的一个转折点。公民不再会自动接受科学家的字面表达。科学、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受到质疑。
而与此同时，科学家和提供资助的政治家之间的鸿沟也在深化。而这也同样对公共支持的科学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1968年的选举标志着战后政治公式的结束，学生抗议校园的机密国防赞助研究。随着政治机构开始怀疑大学师生，布什模式变得难以维持。
日益高涨的舆论反对政府支持的活动，如大学研究。有关政府浪费纳税人钱的书籍和报告称为流行体。政治家门型互相倾轧，取消联邦政府支持的研究项目。
这些政治转变恰逢登月计划的实现，这意味着肯尼迪总统所定义的太空任务已经完成。而美国面对的预算压力也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面对这些预算压力，公共研发资助被削减了。
虽然公共资助的研发有所下降，但私营企业的研究和发展却出现了逆袭式的增长，然而私企研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私营部门是指专注于评估那些对于它的公司，它的经理及投资人所带来的私人的回报是否足够高到值得去冒险一搏的事情。
管理这些公司的高管们不会去考虑生产一般知识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他们也不会分享可能使其他人受益的专有研究成果。
另外，私营企业的新发明受到资金的限制。风投机构虽然创造了众多高科技成功案例，却避免了那种长期烧钱的资本密集的投资类型。而正是这样的投资类型，在技术突破的同时，能够创造新产业和新岗位。
结果就是，当政府退出了研发工作时，私营企业未能及时填补缝隙。因此国家的知识储备没有与时俱进，故而导致了增长放缓。
根据书中给出的数据：
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_per_country/g_gdp_growth/usa.html
作者在书中指出，美国需要一种可变革的、政治可连续的新方式来启动国家的增长引擎，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而跟大多数人以为的不同，硅谷并不是美国的引擎。实际上它之影响到美国经济的一小部分。
为了成为技术驱动的经济体。为了真正的改善美国经济的表现，并且全面提高收入，作者认为，国家需要重启布什计划，通过在计算机、人类将康、清洁能源等基础科学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以公私合营的方式持续推动创新系统的持续放大和创新技术的转化。
这一切并非纸上谈兵，实际上作者已经给出了重启美国创新经济的完整的路线图。
作者指出，为了让创新的推动力在经济上合理，在政治上可持续，政策制定者们需要做到的是从两个方面更广泛地分配增长的红利。
首先，国家必须确保高科技的新工作不再沿袭过去四十年的模式，即仅仅是嵌入在东西海岸狭长地带的超级明星城市。
根据本书的研究，作者给出了可靠的指标。即，拥有庞大的城市规模、高学历的创业人口、实力雄厚的教育机构和良好的生活质量——这样的城市都可能成为启动美国经济的新引擎。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作者最后给出了102个潜在的技术中心。
https://www.jump-startingamerica.com/technology-hub-map
其次，就是应该找到一种新的模式，更直接地与美国纳税人分享创新的红利。地方政府需要为纳税人提供一种直接分享好处的方式。例如，地方和州政府可以持有一大片公有土地，用于新的科研中心及其周围的配套开发。而随着土地变得越来越宝贵，政府将得到好处，获得更高的租金或资本升值。而每年的利润可以以现金分红的形式直接支付给公民。
2021年1月4日，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了题为《国会和拜登政府在2021年推进优质技术政策的24种方法》（Twenty-Four Ways Congress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an Advance Good Tech Policy in 2021）的报告。报告为美国国会制定技术法规提出6条建议，为国会联邦拨款提出9条建议。
其中的第七条明确指出： 加强研发以应对中国的挑战。这条建议指出，两党之间越来越多的共识是：中国对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且日益严峻的挑战。作为回应，国会应该按照两党的《无尽边界法》的提议，大大增加联邦对关键技术的研发支持，大幅增加对先进产业研发的资助。
真正的巨大收益潜伏于下一波全球超级科技浪潮的前沿。本书的作者更是在书中设问：“大科学和未来工业：如果不是我们，还会是谁？”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来讲，我们不也是在心中问自己：“会是我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