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爱友
麦浪
从乡政府出去，然后顺着那条破旧不堪的沙石路向北走，一直走到尽头，看到前面有条小河岔，然后向右拐，再走几百米，看到几个庄子中间的那个地方有两处大的院落，东面大一点、房子多一点的是刘庄的小学校，西面小一点的、房子破一点的就是刘庄村部。村部和学校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瓦房，墙上都有裂缝，顶上都有烂瓦……学校的还好一点，因为是后盖的……在村部和学校的是一条村内土路，路边有个只有几平米的小商店，商店旁边有个烧病炉，因为守着村部和学校，平时总聚集着三三两两的没事情做的人。在那些人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人格外醒目。有时他会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或茫无目的地傻望，或傻哩叭叽地听别人说话，有时他会想苍蝇一样在村部内外到处瞎撞，特别是在乡里来人的时候，他会像村干部一样“忙前忙后”，围着你转，帮你喊人，帮你……“嘿……嘿……，乡里来人了！”每当看到乡里干部来的时候，他总视第一个闪到村书记那里传递信息。而后，得到信息的村干部就会迎出来，然后，乡干部和村干部都会给他一个表扬：好了，知道了，知道了，爱友，乡里来人有事呢，你玩去吧哈……他是个傻子，“爱友”是他的名字，十七八岁了，还像个很小的小孩，个子比常人矮了一大截。他的右腿瘸得很厉害，而且比左腿细了许多，简直就是骨头外面裹着一层皮，右腿从腰部向左腿靠过去，在腿弯处打了一个折，然后再向右下方弯出去，脚尖无力地点在地上，如果站在那里不动活，就是生生的一个“K”字，走起路来总是一闪一闪的。他的面部肌肉总是那样不对称的抽着，嘴角上总是挂着起着泡沫的唾液，两个鼻孔里的东西时不时地上下抽动，眼睛里面没有装入什么内容，也没有一点忧愁，倒是整天带着一丝迷迷糊糊的探究，只要有人在说话，他总要凑过去，目光呆滞地听，特别是乡里来人的时候，它更是第一个“热情”地“迎”过去……凡是去过刘庄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爱友的。
据村书记说，他的名字其实叫“二友”，因为在家排行老二而得名。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哥哥现在在外面上中专，还没毕业，妹妹只上了小学，因为家里困难，小学毕业后一直在家呆着，帮着家里忙点小活。“二友”是爱友的小名，上小学报名的时候，本村的一个学校老师按照他名字的谐音，给取了现在这个好听的名字“爱友”。不过，对于周围的人来说，用哪两个字倒无关紧要，喊他的时候，谁也不会去考虑是哪两个字，因为在当地它们的读音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刘庄是一个偏远的小村，是这个乡的边界，全村都很穷，爱友家更是如此。爱友的父亲弟兄三个，爱友的父亲是老大，所以有机会成了家，那两个叔叔，爱友的爹爹再也无力为他们成家了，再加上那两个叔叔自己不争气，至今仍然是光棍。
据说爱友小时候很聪明，虽然只上过一年学，但上学很听话，得过老师的不少表扬。后来，爱友得了一场大病，吃了很多当地人称之为“牛魔丸”的药，虽然保住了性命，但由于那种药强烈的副作用，导致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提到这些，村里的老人都为他叹惜。
后来，爱友的父亲在一场车祸中死了。那天，他去赶集，想把家里的几只鸡拿到集上卖点钱。那偏僻地方的鸡没见过世面，在他穿越集市旁的公路时，受了来来往往汽车喇叭的惊吓，一只鸡挣脱了绳子，从竹篮里飞奔了出去，疯狂地乱撞。他慌不择路地去逮，结果……一切只在瞬间，只为一只鸡……爱友的父亲死了，爱友家的日子更艰难了，每年两季的农业税总是让人一催再催，仍然完不成，最后给你的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让你不忍心再要下去。
我刚调到这个乡的时候，就驻点在刘庄，那时正赶上收午季农业税。村干部到爱友家催要了多次，爱友的母亲满脸苦巴巴地一拖再拖。不光是她，村里很多人家都是如此，不到最后是不愿掏出钱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也不想把钱掏出去。最后，村书记实在没有办法，就跟我说，你是新调来的，和他们不熟悉，话能说得开，你带我们去要，看看能不能要来一点，实在缴不齐，再看怎么变通一下，来完成任务，村干部去，脸实在拉不下来……就这样，我第一次来到了爱友的家。那是三间低矮的土房，好像有很有年头了，屋顶的麦秸快要变成了粉末，墙壁残破不堪，后墙已经倾斜，用两根破木棍顶着。屋内到处是蜘蛛网，阴暗潮湿，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怪味。东面的那一间有一张大木床，一个大衣柜，一只老木箱，是爱友母亲和妹妹住的，西面的那一间有一张小木床，十几袋小麦，是爱友住的，哥哥放假回来就和爱友睡在一起。中间的堂屋只有一个破方桌和几只黑乎乎的小凳子，墙上贴着很久以前的年画，还有几个学校发的奖状，其中有一个是奖给刘爱友的三好学生，上面尽是霉斑，画面已经模糊不清了，我盯着那个奖状看了很久。
我们去的时候，爱友正在毫无目的地玩着地上的泥巴，看到我们很是“热情”，他当然不明白我们是他家“不受欢迎的人”。不用我们说，她母亲就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来他家要做什么，于是哭丧着脸解释她家的理由，收成不好啦，粮食价格低啦，孩子要上学啦，房子要修啦，等等，等等。这些理由，每次收农业税的时候，村干部都要听无数遍。于是，我们也给她讲我们的道理，每个道理她都明白，但最后她还是有太多的理由。“我哪里有钱啊？”这是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就这样，我们不忍心地反复施加着压力，在给她做了比较大的让步后，她接受了妥协：农业税和水费共计一百几十块钱，交零头，下欠一百。
她从大衣柜的个一个破棉袄里翻出钱来，用背挡着我们的视线，很仔细的数了好几遍，然后极不情愿地交到村会计手里，眼里挂着泪……唉……，在无奈的叹息中，我们离去……“欠的一百块，你看……？”村书记问我。
“这样的家谁都没办法，这样吧，村里写个报告，给她家批一百块钱救济，把欠帐冲了吧。”我交代着村书记，“不过，现在不要办，等税收工作结束以后再办吧，不然别人知道了就都不想缴了……”
基层干部就是这样在上级的要求和底层百姓的中间寻找着平衡点，去落实着那些上级领导坐在豪华办公室里编造出来的制度规定要求等等，同时承担着因这种工作不“规范”而可能受到“上级”处理的风险……因为在刘庄驻点，所以去得比较多。每次去的时候，总能看见爱友“热情”地相迎，他整天没事，就守在村部周围玩，看见乡里来人，远远地就做好了迎接准备，乡里来的人，他远远地就能分辨出来。有一次我去的时候，村部没人，爱友竟跑到旁边的茅房里把村书记找了出来，弄得周围人笑了好长时间。作为对爱友的表彰，村书记递烟给我的时候，我顺便要了一支给了爱友，又给他点着火，爱友吸得很爽，很开心。那天中午，村书记没让我走，几个村干部也都在书记家吃的饭。席间，不知怎的，爱友也转悠去了，就站在书记家的厨房边看着我们喝酒，开心的傻笑。
“爱友，你怎么还不回家吃饭！”村书记说。
“俺妈上集去了，还没回来……”爱友口齿不清地咕噜着。
“给爱友撑碗米饭，弄点菜！”村书记喊着厨房里的人。
爱友吃得很香，一边盯着我们这里的啤酒。看到他那渴望的眼神，我给他“建议”了一杯啤酒。后来，我听村部旁边开小店的人说，爱友和很多人说他在书记家喝了酒……后来我被调到另外一个村子驻点，去刘庄的次数也就少了许多，不过每次去，爱友依然是那么“热情”，总是围着转前转后。
中间有很长时间没去刘庄，突然有一天听到一个消息，爱友死了，淹死的，同时淹死的还有本村的另外一个小男孩，听说是几个孩子在那个小河岔里玩水，那个小男孩不小心滑进了深水，爱友去拽他，也被拖下去了……后来尸体被打捞了上来，两个孩子的手还紧紧地扣在一起……后来，那个村书记拿着一个报告找我，是给爱友家的丧葬补助申请，我带着叹息签了字：“情况属实，请乡长审批。”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次签字，虽然他只是一个傻子。
从那以后，去刘庄的时候，那村部门前再也没有那个“热情”迎接你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