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看见你了 大哥
一
家住武昌张家湾，在汉口上班，每天得赶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才能到单位，经常感到疲惫不堪。原本我是反对老婆在这个地方买房子，偏僻不说，交通也不方便，从家里出来到最近的车站也得走上将近半个小时。但拗不过老婆，她的父母住在张家湾附近，这样多少能对家里有一个照应。房子是九零年买的，虽说买时心里不是十分顺畅，但这住下来后就没再挪过窝。
最近的车站是武泰闸，这是一个大站，不下十路车都在这儿停靠。我记得多年来都是这样。那时从我家到车站的那段路还只是石子路面，每天我离家走到三百米远转角处总见到大哥边往身上披一件松松垮垮的深蓝色工作服，边扭头朝家里喊：“没事的。”然后我们俩人一个马路的左边，一个马路右边，一起往车站走。这时是上班高峰时间，我们上车后一般都没有座位了，手抓着车顶的铁把手，一个面朝车子左边的车窗，一个面朝车子右边的车窗。车子启动后，我们和其他人一道随着车子摇晃，更多的时候身子都被挤得变了形。每次大哥都在琴台站下车，看着他穿过马路时都是一路小跑，那件不合体的肥大工作服这时就象一个大麻袋似地鼓起来。我还得坐三站路才能下车。
除了星期天，我们俩人几乎每天都在转角处碰到一起，然后一起上车，一起摇晃，一样被挤得变形，最后他先下车，我后下车。时间长了，在转角处我们俩见到后都互相点点头，面带微笑。后来我们开始互相打招呼。我记得是他先跟我打招呼的，他声音沙哑地说：“上班？”我说：“嗯，上班。”上车后我们互相帮着抢坐的或者站的位置，有时还为一个难得空着的座位相互谦让。这样很自然我们就是熟人了。
从转角处到琴台，车子走得正常得四十五分钟，不正常的话，有时两个小时也走不到。这段时间我们就扯些闲话。从他那沙哑的嗓子里，我知道他姓鲁，，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至于他的年纪，他只说是解放前出生的。就凭“解放前”三个字，以后我就很客气地称呼他“鲁哥”。他对这一称谓好象很满意，除了他那张呈倒三角形的脸上那几颗不十分显眼的麻子较以前光鲜外，话也多起来。出乎我的意料，鲁哥竟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天南海北，天上地下，不管是东扯西拉，还是狗扯羊腿，都能说上一些。他告诉我他在汉阳区第一棉纺厂上班，干的是锅炉工，这项工作自他八零年从下放的大悟县返城后一直干到现在。“谁让我书读得少呢，只能干这样的力气活。”他咧着厚厚的嘴唇说，虽然不十分钟情这份工作，但是他的表情还是非常知足。
那段时间他谈得最多的是他们厂子里效益，他的神情有点儿忧郁，他说：“我知道你是读书人，你给说说，都是国内的事情，那些老外吃饱了撑着不是，干嘛要管我们家里的事情。老子打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外人能管得着吗？这下好了，一制裁，我们厂里就吃不消了，生产的衣服在仓库里堆积如山，就是没人要。你给分析分析，这事得多长时间才能了结。”他认真地看着我。
这样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分析清楚呢？我就笑着打马虎眼：“我想不会有太长的时间的。”
“那就好。”他的表情轻松了许多，“一个月两个月发不出工资我还咬紧牙关挺得住，时间长了，恐怕就吃不消了。再说，毕竟是一千多号人的大厂，政府再怎么样，也不会让大家都饿死。”他又问我工作的单位是否也存在发不出工资的事情。我告诉他我们是事业单位，不存在发不出工资的事。我料想他对我的工作一定很羡慕，谁知他只是平淡地说：“事业单位好是好，但也就是饿不死也长不肥。”
我觉得他这话讲得有道理。老婆最近时常鼓动我下海，还不是嫌我一直挣着这“饿不死也长不肥”的工资。但是我既无专长，又无靠山，心里虚，怕下去后再也上不了岸。所以经常受老婆的白眼和奚落，还不敢还嘴。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每次出门时都要朝家里喊一声“没事”？
他笑了起来：“我那老婆是个怪人，每次出门时她都在背后叮嘱我要注意安全。婆婆妈妈的，顶烦人的。我一个大男人难道连乘车过马路都不会吗？”其实他的脸上这时堆满了幸福。
二
九二年一年鲁哥的表情都很沉重，和我讲话时也是有一句无一句，有时干脆一句话都不讲，双手抓着头顶的扶手，身子前倾，两眼痴呆地看着车窗外面。有几次我试探着问他是不是遇着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他都是笑着说：“没事，没事，我只是身体有点儿不舒服。”我发现他的笑从来都没有象现在这样不自然。
九三年春节过后的一天，天上下着冷冰冰的细雨，寒冷的北风象鞭子一样抽在人的脸上。我们在转角处碰头时，鲁哥竟没有打伞，任凭冰冷的雨水淋在头上和那身肥大的工作服上。我要他与我共一把雨伞，他却客气地推脱了。到车上后他也是一句话不说，两眼直直地看着窗外发呆。车子到了大东门转盘那儿，我听到他干咳了两声，然后沙哑着嗓子对我说：“曾老弟，我现在是越来越糊涂了。”他的表情异常痛苦，脸上的那几颗麻子也显得非常醒目。我猜想他遇到棘手的问题了。
果然鲁哥的棉纺厂已经关门了，今天他是到厂子里上最后一天班，明天他就下岗了。 “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这样大一个厂子说垮就垮了。一千多号人就象扔垃圾一样给扔在社会上，到时候我们靠什么来养家糊口哟。” 我知道鲁哥的遭遇是市场经济所造就，但我若与他谈这些东西他肯定不能理解。我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安慰他，只是同情地长叹一口气，又在他那几乎湿透的肩头上轻轻拍了拍。
一直到琴台车站我们俩都未再讲一句话。谁知鲁哥下车后又折回来，站在车窗外对我说：“曾老弟，你路子广，帮我留个心，看哪里要烧锅炉的就帮我介绍一下。不是吹牛，我的手艺还是拿得出手的，绝不会给你丢脸。” 虽然对烧锅炉这事我一点儿不熟悉，但我竟一口答应了鲁哥的请求。“有好消息你就到我家里通知我一声。”他边斜着身子穿马路，边扭过头朝我喊道。这时候，一辆疾驶而过的出租车差点儿撞着他，那司机从窗子里探出头恶声恶气地大骂着，但他象完全没有听见。
雨仍在下，天空灰蒙蒙的，我又看着鲁哥一路小跑地穿过马路，掩没在雨雾之中。
这以后我有好长的时间没有看到鲁哥了。说实在话我对他很惦记，总想到他家里去看看。但是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使我的计划没能实现。
九三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送一位汉口的朋友到武泰闸车站搭车，回来的路上不经意竟发现鲁哥一个人坐在路边的一个小吃摊上喝酒。我在路边站了一刻，仔细地打量他。才几个月的时间，他的动作不仅显得呆滞，而且形象也显得十分地猥琐。我走过去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是你呀，曾老弟。”他高兴得一下站起来，红得呈猪肝色的麻脸上堆满了笑意，然后也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大声喊老板添上一副碗筷，并加一个炒鸡蛋。 鲁哥面前可以说没有下酒菜，一只淡黄色的塑料盘子上堆着五块黑里透黄的油炸臭豆腐，我知道这豆腐的价格，菜场上是五分钱一块，夜摊上炸好后是一角钱一块。另外他的右手边放着几颗已剥了皮的生大蒜，左手边一并排放着三个喝空的红星二锅头酒瓶，这瓶子可装二两半酒。“晚上没事就想着到外面喝二两。”鲁哥边往我面前的塑料杯子里酌酒，边轻松地解释着。“是吗？”我打心里不相信他的话，从看见他那一刻我就知道他是在借酒浇愁。我端起酒杯冷笑着和他的杯子碰了一下，说：“喝酒。”我呷了一大口，呛得眼泪都差点儿流出来，而鲁哥眉头都未皱一下，咕咚一口将一杯酒全部喝了下去。我沉默着，等待着他将肚子里的苦水倒出来。末了他幽幽地长叹一口气，摇着头说：“曾老弟，我现在竟觉得自己在这世上活得窝囊。”说这话时我看见两颗晶莹剔透的泪珠从他的眼眶里滚落下来。
这时节下岗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处境不去刻意调查了解，猜也能猜得清楚。我默默地看着鲁哥，将盛着大半杯酒的杯子和他在手上已捏得变形的空杯子碰了一下，然后一仰脖子将杯里的酒一口全喝了一下去。
在内心里我对自己说：“对不起鲁哥，你托我的事我全忘了。我一定替你想办法。”
三
虽然对烧锅炉这个职业我一点不了解，但是我只找了三个同学就将鲁哥托办的事情搞定了。要知道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帮人办事，并且是一举办成。当天吃完晚饭我兴冲冲地找到鲁哥家里，谁知他不在家。他爱人用一口晦涩难懂的大悟话告诉我，他到郊外帮菜农挖水沟去了。
坐着等的时候，我从鲁哥爱人的口里对他的一些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是一个孤儿，自小在孤儿院里长大，到底是哪一年出生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象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自愿申请下放到革命老区大悟县。谁知这一下去就整整呆了十四年，这期间他从来没有回过武汉。虽然受了许多的苦，但是他还是有收获，最起码在大悟娶了老婆，并且得了一对双胞胎。“只是前些日子他有点儿烦，”他爱人说，“两个儿了一齐考上了大学，却没钱送他们去上学。他整日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连头发都愁白了，最后还是得亏了我的父亲，将家里一头正使得上劲的大水牛卖了，才攒足了儿子们上学的费用。”“是呀，自己再苦一点也不能误了孩子的前程。”我说。正说话间鲁哥回来了，他赤着双脚，仍穿着那套肥大的蓝色工作服，全身上下沾满了泥巴。他的爱人说得没错，他的头发已白了许多。一看见我他高兴得大声叫道：“哟，是曾老弟呀，真是稀客。”又向他老婆介绍：“小妹，这就是我经常向你说起过的曾老弟，是正儿八经端铁饭碗的。”最后拍着他老婆的肩膀向我介绍：“我老婆，你们称爱人，夏小妹，大悟县三岭子公社八坛大队支部书记的千金，别看现在是黄脸婆了，那时候可是让许多人垂涎欲滴的大美人。”他老婆嗔怒地瞪他一眼：“别乱嚼舌头。”他就张大嘴巴哈哈乐了。
匆匆洗过手脸他端过一张少了一条腿的椅子坐在我的对面，刚坐下他象想起什么，又站起身，跑进里间屋里，出来时他的手上拿着一包长城香烟：“不好意思，这包孬烟还得亏我藏得紧，没被老婆发现，否则她早拿出去卖了。”他给我点着火的同时，侧过脸看了他老婆一眼，谁知她正翘着嘴巴看着他，于是他涎着脸皮对她作了个鬼脸。随后笑着对我说：“六八年我就开始抽烟的，虽然抽的都是孬烟，但瘾大，多的时候一天得两包。但是从前年开始我就将烟戒了。真的，戒烟好哇，你看我现在不咳嗽不说，饭量也比以前大了。今天破例，老弟来了，我陪你抽两根。”他叼上烟，点着火，贪婪地吸一口，回味了好一刻才说：“好过瘾。”我没料到当我告诉他我已帮他找到工作时，他竟一点没激动，他笑着说：“说句你老弟不见外的话，我料着你一定能将我托给你的事情办成，我也不着急，只是在家里等着你，听你的好消息。”原本我是期待他的一番感激的话的，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我一时语塞。鲁哥却猜透了我的心事，哈哈大笑起来，最后连眼泪都流了出来，他边用手背擦眼泪边说：“说不清楚，自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不是恭维你，现在象你这样为人诚实，作事踏实的人还真是难得碰到。真的，我的运气就是好，关键时刻总有好人搭救。比如……”他讲七四年他一个人呆在知青点孤单、失望得想自杀时，没曾想遇到他的好老婆夏小妹，是她的温情将他从死亡路上追了回来；在对返城完全失去信心时，他只是帮一个乘车的跛脚老头拎了一下包，谁知那老头竟是一个老红军，最后老红军只是打了个电话，他就象是在做梦一样拖家带口地回到了武汉；回来后整整一年没有找到工作，走投无路时碰到了和他一起在孤儿院长大的一位叫三苕的朋友，一张便条就将他调到了棉纺厂，当然这时的三苕已是棉纺厂的副书记；而现在他又到了求天不应、喊地不灵的时候，他说他又遇到了我这么个好人。“真的，我这人什么能耐也没有，就是运气好，总遇到好人。”看着他兴高采烈的模样，我的心里由不得一热，我想起“苦心人天不负”这句话，同时感叹：好心人同样也天不负呀！
第三天的晚上鲁哥竟拧着一篮子鸡蛋找到我的家里，他一脸被逼无奈的模样，说：“老弟，真不好意思，我说不送东西的，可我那老婆怎么也不依，也不知她从哪里弄到这些土鸡蛋，还说土鸡蛋比洋鸡蛋有营养，味道也好。所以你就偿个脸，不要推辞了，免得回去后她抱怨我不会办事。”
他这样一说我还真不好推辞，但我仍忍不住为他的托词笑了起来。
鲁哥告诉我，他在前天就到我帮他联系的那个单位上班去了，距离不远，骑自行车一刻钟就到了，并说待遇挺高，同事们对他也非常好。
我内心里祝愿他从此一切都会好起来。
四
我又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看见鲁哥。九五年夏天，因爱人生病住院，我破天荒地到武泰闸朝阳菜场买菜，没曾想我看见鲁哥汗流满面地站在一堆黄瓜的后面。他仍穿着那身肥大的工作服，但这工作服已被洗得几乎变成了白色，软塌塌的领子也被洗得起了毛。看见我时他的眼睛里立时放出了光，将沾满灰尘的手在工作服上擦了擦，又从兜里掏出半包长城香烟，递一根我，自己也叼上一根，边抽边笑着说：“烟这玩意儿还真难戒，这不半年前我又开始抽上了。对抽烟这事我现在有了一个体会，不抽也没见多积攒几个钱，抽了也没见穷多少，所以还是继续抽着好。”我问他怎么没上班了。他告诉我，我帮他介绍的那个单位半年前就垮了。“真的，在那里做事人的心情特别好，可大气候决定了，大家再怎么努力也没能让厂子起死回生。”他说着扑地一口将叼在嘴里的烟头吐出老远。我的心情就有点儿沉重，内心里责怪自己没有将这个单位的发展前景摸清楚，以至鲁哥在短时间又遭遇了一次下岗。“你呀，你呀，曾老弟，我就觉得你们读书人多愁善感。没班上怎么着？我还不是饭照吃，烟照抽，觉照睡，没感觉哪儿缺了什么，或者有什么不舒服。”说话时他拿起一把破芭蕉扇伸长胳膊摇了摇，将叮在黄瓜上的几只苍蝇赶走。然后他要我将手上的菜篮子递给他。“干什么？”我问。他却伸手就将篮子抢了过去：“干什么，不就是两条黄瓜，拿回家要弟媳帮着弄一下，不管是炒了吃还是凉拌着吃，都脆崩崩的，鲜嫩得很。”他不由分说就在我的菜篮子里装了六条大黄瓜。我想付钱给他，谁知他将眼一瞪，脸上那几颗麻子也涨红了：“哟，你老弟有没有搞错。你大哥虽然下岗了，但送你几条黄瓜还是送得起的。从今以后你若不认我这个穷大哥，你付了钱，提了黄瓜走你的得了。”他这样一说，我怎敢再坚持呢。我就笑着说：“看你，事情还没搞清楚你就要翻脸了。我只是试你舍不舍得这几条黄瓜。”鲁哥愣了一下，突然明白过来，咧开那张大嘴快活地笑了起来。引得旁边几个菜摊的老板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趁这时没什么生意，我和鲁哥又聊了一阵。得知他的老婆现在也在外面帮人做钟点工，每天扣除其他的开销，一天也能纯得十多块钱。至于他摆着这个菜摊子生意好时一天还可以赚上几个，生意不好时一整天也难得开一次“胡”。“但是，我们夫妻俩人勤扒苦做，省吃俭用，供两个儿子读书还是勉强能够维持的。”他说。鲁哥这人其实是一个乐天派，说不清道不明，他的性格也多多少少影响了我。我挖苦他说：“别看你现在笑逐颜开的模样，想当初你从棉纺厂下岗时一副寻死觅活的可怜样。”鲁哥却笑得更欢：“此一时彼一时的，你看看我周围摆摊的，那一个不是下岗的。说句实在话，下岗的多了，我的心里也就平衡了，这是市场经济的结果，也是达尔文什么……”他一下想不起来直看着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提醒他。“对。还是你这读书人的脑子好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市场经济有什么好怕的，只是我们不习惯罢了。只要有能力有胆量，就不怕在这市场上溜达一番。”鲁哥捏了拳头使劲挥了一下。这时有一个老太婆买黄瓜，我对鲁哥说：“有时间再吹。”他又挥了下拳头说：“好的。”那神情俨然他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撞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五
再见到鲁哥已是九七年的五月份。那天一上班我到市政府信访办公室送一份工作简报，到兰陵路口时车子就行不通了，前后左右全是大车小车，等了半个多小时仍在原地没挪过窝。我急得直冒汗，行前与信访办公室王处长说好的，我十点钟准到，可现在已经九点半了。我下车问一个从市政府方向过来的行人，他告诉我，开“麻木”（武汉人对三轮车的昵称）的在市政府前面游行，将路堵得水泻不通，一时半晌车子是走不了的。他看我火急火燎的模样，就劝我最好步行去。我就要司机在路边找一个地方将车停好等着我，一路小跑往市政府方向走。开始从车缝间还可以迈得开步，到粤汉码头那儿我就完全被自己看见的情景给惊呆了。到过武汉的外地人都说武汉的“麻木”多，象绿头苍蝇似地到处乱窜，平时我还不甚觉得，眼前这些紧挤在一起的大大小小的“麻木”让我一下想起电视《动物世界》里见过的那些横冲直撞、不可一世的非洲蝗虫。更可怕的是那些“麻木”司机，男男女女一个个灰头土脸，火气却大得象刚吃过炸药。我没有招惹他们，高一脚浅一脚蛇一样从“麻木”缝隙里往前走，却仍有人粗着嗓子大声喊着：“长子，往前面挤紧一点，别让这个戴眼镜的过去。”随着喊声，我前面一条本可以折身过去的一线路面就被堵死了……挤到市政府的大铁门前我全身的衣服已被汗水湿透，看到那两个笔直站在大门两边的武警后，我才长长地嘘出一口气。跨进大门后我才敢回过头，我看见正对大门的两辆“麻木”扯着一幅用白色床单制作的横幅，上面用粗大的墨迹写着“麻木要吃饭”五个触目惊心的大字。
我找到王处长时他正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看报纸，看见我他只是抬了下眼皮，说：“拿来了。”全然没有顾及我满头大汗，衣冠不整的模样。我边把简报一份一份往王处长的办公桌上放，边问：“外面那些麻木为什么将市政府围着？”“他们象绿头苍蝇似地满城乱窜，既影响交通也影响市容，市政府这次下了决心要坚决取缔他们，谁知他们就一呼百应地开始闹事。这些刁民，既可怜又可嫌。”王处长说话时眼睛压根就没有从报纸上挪开，也不知是什么消息让他如此专心致志。因为担心司机还在兰陵路等着，我没敢在市政府久留，就提心吊胆、如踏雷阵般冲进“麻木”丛中……离停车的地方还有一百来米距离时我隐约听到一个声音在喊“曾老弟”。我四处寻找，终于看到左手边隔着四辆“麻木”的距离，一辆红色“麻木”的司机挥着手臂喊我。我定睛一看，吃惊地发现这司机竟然是鲁哥。我绕到他的跟前问他：“你怎么又开起麻木来了？”他还是穿着那件已经洗得变成白色的肥大工作服，脸上汗水淋淋，一颗颗麻子涨得彤红。“隔老远看那走路的姿势我就觉得象你。”他说着又摸出一包长城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却不回答我刚才的问话。我怕他没有听清我的话，又问一遍：“你不是摆菜摊摆得好好的，为什么又跑起麻木来了？”“市场经济嘛，我尽自己的能力，什么东西能赚钱我就做什么。”他狡猾地笑笑，抽口烟，看着我，“你不相信，我若有能力去抢银行，我也会去抢的。”说不清楚，我竟觉得眼前的鲁哥异常陌生，虽然他的声音、穿作和面相仍和七年前我认识他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的思想确实变化太大了。我叹一口气，内心里感慨：时势造人呀！我使劲咽了口唾沫，问他：“你要开麻木，在武昌那边开不就得了，干什么跑到汉口这边来凑热闹？”“不是凑热闹，不是凑热闹。”他连连摇头，“我们这是为民请命。你知道的，我们这些下岗工人就靠麻木来养家糊口，每天没黑没夜地穿大街走小巷，赚几个养命的小钱，现在你政府一句话，不让我们开了，难道要我们老婆孩子全喝西北风去。这次是全城麻木总动员，我不能装孬。”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看了下表，觉得该走了。谁知鲁哥一下从“麻木”上跳下来，执意要送我出去。他在前面粗着嗓子边走边喊：“让一下，让一下。”我跟在他的后面竟很快走出了“麻木”阵。在我要上车的时候他突然紧紧握着我的双手，一脸憨厚地说：“老弟，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要越来越少了。”我不解地看着他。“我儿子最近要回来将我和老婆接到深圳去。”他幸福地说。原来他那俩个双胞胎儿子大学毕业后联手在深圳办了一个公司，经过不懈地努力，业务越做越大，钱也赚了不少，现在要将老两口接过去享享福。“劳累了一辈子也应该享享福了。”我紧握着他满是老茧的双手，由衷地祝福他。“可是……”他定定地看着我，从他的眼神里我看见了一股难以言状的伤感。我不由自主地感到眼眶一阵发热，但仍故作轻松地安慰他：“不要紧的，现在交通方便了，有时间我可以到深圳去看看你这个大哥，你若有时间也可回武汉看看我这个小弟。到时候我们象以前一样在路边随便找个小摊子喝上两杯靠杯酒。”鲁哥的眼泪这时已大颗大颗地流了出来，他哽咽着说：“兄弟，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他返回去时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竟发现他的背驼得非常厉害――这是幸福的代价呀。
六
时间如流水般无声无息地流淌，我仍一如既往地往返于武昌和汉口之间。说实在话，改革开放的年代新生事物有如电视上层出不穷的港台电视剧一样，人们接收得快，忘却起来也快。这也难怪我在汉口最后见着鲁哥以后，我竟渐渐将他淡忘了。
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后，大多数中国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炮火纷飞的南斯拉夫，我们在办公室里更多的是为这个友好国家的命运担忧，不知道他们在那些强盗们的狂轰烂炸之下能够坚持多久。至于不景气的市场以及东南亚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副面影响，我们竟很少提及，有时竟觉得这些事情根本与已无关。
五月八日那天是个阴沉沉的日子，我仍象平日那样准时六点四十五分钟离开家，上到公共汽车上时车厢里竟空无一人，就连司机也不知跑哪儿去了。我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十分钟后才陆续上来了十来个人，人人一脸疲态，仿佛谁都操劳了一夜没睡觉。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车外传进我的耳膜：“看报，看报。是可忍孰不可忍，美帝国主义炸我使馆，杀我同胞。”在我还未从吃惊中回过神时，鲁哥胸前挂着一个皱巴巴的黄书包，手里拿着一大叠报纸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比我记忆中的形象胖了不少，但仍穿着那身肥大的工作服。“怎么回事？”有几个乘客问。“他妈的，美国佬将我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给炸了。是那狗日的B2飞机扔的炸弹。”鲁哥一脸激愤，将一张张报纸递给伸过来的手，又将递过来的钱收起放进吊在胸前的那只破旧的黄书包里。他看见我正看着他时高兴地“嗨”了一声，大声说：“老弟，我们俩真是有缘哩。”“什么时间回来的？”我高兴地问他。
他说：“前天我就自个儿跑回来了，深圳那地方我呆不惯。你说，整天只能呆家里看电视，并且那电视上说的都是叽哩呱拉的广东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平日里想找个人聊天都找不到，街上、公园里见着的人个个都板着脸，仿佛前辈子谁都欠了他八百担大米似的。再说，你看见的，我现在的身体还好得很，你让我成天闲着，没病也会给我闲出病来的。”他靠在椅子背上，眼睛却在车厢里四处睃巡，看有没有买报纸的。这时车上又上来俩个穿作时髦的年轻人，鲁哥就转过脸去大声喊：“看报，看报，快看新的血海深仇，美国佬无故轰炸我大使馆。”其中一个戴着粗大的金项链的瘦高个买了一张《晨报》，只看了第一版的大标题，就问站在旁边的伙伴：“南斯拉夫是哪里呀？”“好象是在欧洲，比我们这儿富多了。”他的伙伴小声说。“关我屁事。”瘦高个哼一声，将报纸翻到股市行情那一版。
鲁哥又挤到我的旁边，从黄书包里抓出一大把零票子，边一张一张整理，边和我说话：“还是武汉好，朋友多，消息也广，作什么事都来得快，你看我昨天早上才到家，到下午就揽到卖报这个差事了。在那边，我儿子却死活不让我出去找事做，明里说让我在家享福实际怕我在外面丢了他的脸。哼，这臭小子连毛都未长齐全就想管我了，老子和他大吵了一通后，一个人坐长途车跑回来了。老子不靠他们，老子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你老婆回来没有？”我问他。“昨天晚上她打电话回来，说将照料孙子的事情安排好后，也马上回来。你想不到吧，她比我还呆不惯，整日里象丢了魂似的。”他将报纸挟在腋下，从裤子荷包里掏出一包未开封的长寿香烟不由分说就塞进我的衬衣袋里：“他妈的，我的两个儿子都变种了，整日里就抽三五这种洋烟。这长寿烟是我儿子给我买的，他说是台湾生产的，我抽着觉得味道还不错，今天早上出门时我就有意带上一包，我知道会遇着你的，你也尝尝。”我说了声谢谢。“你说我们会和美国佬打起来吗？”鲁哥将报纸重新放到胸前，小声问。我想了一下，说：“可能性不大。”“那不是被狗日的美国鬼子白白欺负了?”他的脸色马上显得非常失望，“抗美援朝那会儿我们穷得叮铛响，毛主席一句话，我们还不是将美国佬赶过了三八线。老话说的，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国家和国家之间也应该是一样的，你即使砸锅卖铁也不能当软骨头。”我一时觉得很痛苦，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向他解释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再说我的判断也不见得就是事情发展的必然。
车里的人越来越多了，空气也开始变得嘈杂起来。鲁哥四下看了一下突然说：“老弟，说句良心话，我还蛮羡慕你们这样跑月票哩。”我抬头看他一眼，他的表情是诚恳。我理解地冲他笑了笑。这时司机将车子启动了，鲁哥慌慌张张地下了车。车子缓缓往前开动后，他想起什么似地往前紧跑了几步，那个老古懂似的书包在胸前怪模怪样地跃跳着，他喊道：“老弟，抽空子我们哥俩个好好喝一杯。”我从窗子里向外伸出手去，大声喊：“一定，一定。”我的声音肯定很大，因为整个车厢的人都向我投来吃惊的眼神。
也难怪，诺大个武汉市能有几个人象我一样认识鲁哥呢？更别谈理解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