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我国最权威的正史，从《史记》到《明史》，囊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风风雨雨，洋洋洒洒四千万字。然而毛泽东读后，却用不到四百字，一针见血指出，一部二十四史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大半也是假的。
这是怎么回事？传说史官都是刚直不阿的。古代史官，父子，兄弟，为记下历史的真实，一个被杀，另个接着记，有着动人事迹。怎么，他们记的历史，还不可靠？
可毛泽东有例为证啊。他说，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记》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
再就是“为尊者讳”。必是皇帝或父亲的罪行，或者隐而不书，或者把责任都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南宋主和投降，实际上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背后宋高宗赵构。但却推到了秦桧身了，使他遗臭万年。赵构却无事。
还指出，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大多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一笔带过。把农民反压迫反剥削斗争，一律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再如商纣王，都认为他荒淫残暴，被唾骂了几千年。然而郭沫若却翻了这个案。他指出，说纣王“万恶无道”，其源主要来自周武王伐纣时两篇檄文誓言——《尚书》中的《秦誓》和《牧誓》，后人是“深受了周人宣传的毒”。从他考证来看，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商朝老百姓很拥护他。后来伐徐州之夷，打了胜战，但损失也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一击，大批俘虏倒戈，加上从内部分化，结果使商朝亡了。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说法。孟子也不相信。说“尽新书，不如无书。”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分赞同郭沫若的观点。还引用了一些古书进行了论证。
但毛泽东又说，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一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又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批判，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看了这些话，我似乎从山巅跌倒了谷底，不知所措，于是冒昧敲开了著名历史学教授的门。
教授仍穿着长衫，看他感到陌生，便深深鞠了一躬。说我是中文系学生，有些历史问题，想来求教。
到底是大家风度，平易近人。叫我坐下说。听完我的话，笑着说：
中国崇史、重史，源远流长。据文献，古者“君举心书”，自《春秋》始，代有必记，年有必载。除二十四史外，还有《资治通鉴》，《史通》，史志，野史，仅《四库全书》统计，竞达2132部，三万八千二百三十七卷。真是汗牛充栋。德国大哲学家、柏林大学校长黑格尔曾惊叹“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比不上的。”
你还记得我们文科学生中流行的一句话，叫文史不分家么？这本是先秦两汉文学创作状况的概述。但也确实反映了历史实录与文学虚构混淆不清的关系。因此中国小说，从开始就带有史家之笔的胎记，史书又时时出现小说那种虚构的非历史因素。如《左传?宣公三年》晋灵公不君，大夫赵盾冒死强谏，灵公派鈅麂去暗杀。钥麂去后见了不忍，便触槐自杀。他自杀前一个人思想斗争，怎么知道的？显然，这是历史学家虚构的。
再者，在我国，私家修书的很少，往往都是奉旨写史。端别人碗，就要服别人管。历代帝王修史，无非是为了炫耀自己英明，自己家族的荣耀，岂容他人抖丑？于是代代相袭，以讹传讹了，其真实性就要打折扣了。有待后人去考证了。
再比如历代君王多在中原，所以就鼓吹中原文化中心说，对周边存在许多偏见。
对对，我抢着说，称周边为胡、夷、蛮。哪怕楚国那么强盛，也冠之以“荆蛮”。其实，一方沃土有一方文化。比如两广，被称之“百粤”地方，文化就比较发达。却被中原称之为“瘴雨蛮烟”之地。长期被鄙弃。五代时，中原长期混战，动乱不堪，而南粤却是“桃花源地”。波斯人李旬，到南海经商，目睹那太平繁华景象，十分惊喜。后来他和欧阳炯将所见所闻填进“南乡子”词中，形象生动。被收进《花间集》中。而《花间集》却长期被指责为脂粉重，被忽略。我发表了《南粤最早风土图》，重新赏析那些词，让大家一睹那新奇景象。
好，不步人脚。教授站起来称赞道。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说，小弟读书入了门。朱熹说读书要从疑处始。学问就在疑问中。
“对对，凡事都要掂一掂，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最好半信半疑。否则后患无穷。马克思的座右铭不就是‘怀疑一切’吗？”
这是谁在插话呀？说得很对。但要作到，谈何容易？
醒来，我陷入困惑中，不能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