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人生如戏。从出生开始，大幕拉开，各色人物陆续登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台词。
人各有命。我始终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勤奋的人：小学一年级留过级，初中考高中，降过一次级，补习过一年，最终还是考不上高中。
1994年秋天，家里东拼西凑给我交了一千二百块钱的自费款，进入了宣威市长征中学。高中里开始卧虎藏龙，若干个乡镇的学生集中在这里。这中间除了县城里来的条件不错的学生，也有很多像我这样从偏远乡镇考上来的学生。
那是一段艰苦卓绝的日子，采用的仍然是题海战术。早上六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宿舍熄灯就寝，大家还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背单词。每个星期休息半天，一个月放假两天，其他时间除了吃饭就是在教室。
县城里条件好的孩子父母会三不五时的送饭过来。农村的孩子离家远，一个学期才回去一次。每学期开学前，就用罐头盛上几罐油辣椒、几罐油腐乳带到学校拌着饭菜改善生活。就这样，高中三年，知道了读书的艰辛，知道读书的目的是考大学。
那时文科招生人数少。为了能考上大学，保险起见，高二的时候，我选择了读理科。理科是自己致命的“七寸”，从小到大，每次数理化都不及格。明知道不行，偏向虎山行，贸然进入无异于羊入虎口。学得艰辛，事倍功半。
使出浑身解数，咬紧牙关玩命似的补习功课。一点一点地进步，增加了学习的信心。然而考试怯场的我，通过两天的全国高考实战下来，成绩也不理想，勉强上了专科分数线。
那个时候，考大学，一是高校数量少、招生人数少，竞争激烈，不管你上什么专业，只要能上大学就是优秀的。二是没有选择，不像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上大学还得挑重点，挑好专业。
上了大学，才知道读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
恰在这个时候，学校每个月有一次校长接待日，不谙世事的我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见了一次校长。连个副镇长都没拜见过的我，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天不怕地不怕地见了一次正厅级专家、学者、教授，请求校长帮助将我调去读新闻或者中文专业。校长说：“不行，你的愿望与国家教育部现有的政策不符，但你可以毕业后再回来上一个夜大、函授之类的，弥补自己的缺憾。”
一个人的命运是随着他的韧性和才智而改变的。人的生命力，是在痛苦地煎熬中强大起来的。百无聊赖中，只能寻找新的突破口。写文章是我的长项，小学、初中、高中考语文，都能拿高分。上初中时，就向多家杂志社投稿，但投出去的稿最终没有一个变成铅字。偶尔接到用稿通知的，都要求邮寄版面费。自然，家贫，赔本的生意没做。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一个人善于改变别人不算本事，关键是要善于改造自己。只有善于改造自己的人才知道自己有哪些不足，只有弥补自己不足之处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
转专业无望，只能主动将自己的优势发挥最大化，向报社写稿、投稿。
大学课程比较轻松，一周最少有一至二个半天没课，自由安排。1998年初，我到了《中学生》实习。五六月份，我将目光瞄准了昆明影响力最大、市民最喜欢阅读的《春城早报》。那个时候，学校里有什么重要活动，没有邀请函我不请自到，就像一匹在草原上狂奔的、饿急了的狼，四处觅食。
只要寻着校园举办活动的海报，我就嗅着踪迹去采访。没有记者证，就给老师讲，我是学校的学生，目前在报社实习。老师一听我是学生，倒也很热情，不再让我出示证件，很高兴地给我介绍情况，我根据采访的内容很快写完稿。为了节省稿子在邮路上的时间，也为了省邮资，亲自送到报社求编辑给我改稿。现在还清晰地记得，第一篇在《春城早报》上见报的稿子只有六十个字，稿费六元。那张取款单，至今一直保留。那是足迹的见证。
后来，又到《民族时报》实习。时间久了，报社的老师发现我有新闻敏感，是可以培养的料。于是，课余，给我压了不少采访任务。
专业课是荒废了。不感兴趣，无论老师讲得如何精彩。自己像着了魔一样，整天把玩着文字，想方设法让笔下的文字写得精美一点，让见报的作品更多一些。中国的文字很奇妙，常用汉字三千五百字。可这三千五百字，在不同人的手里，组合不一样，得出来的意境、韵味、审美感大不相同。
大学校园里坐了两年，在同学、老师“互道一声珍重”的祝福声中卷好行李，成为了应届毕业生就业大军中的一员。上大学的时间比常人短两年，庆幸在这两年中，用自己爱好文学、喜欢“爬格子”这一兴趣，有发表的四十多万字的作品，出校门就顺利踏进了就业的门槛，幸运的没有变成失业一族。五一路省人才市场办妥了档案存管手续，成了民族时报社一名合同制记者。
我怀揣着梦想，承认浑身的每个细胞、血管的每个组织都散发着“想出名”的荷尔蒙，想拥有一个有社会地位、有声望的引以为豪的职业，一个不会陷我于每天墨守成规、深感索然无味的职业。每天单调乏味地重复着没有挑战的工作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做一名记者，每天报纸上刊载自己用心血堆砌的文章就是一种保持兴趣盎然的很好方式，理想的目标是找一家发行网络辐射到全国城乡在每一个角落都能买得到、看得到报纸的媒体供职。一想到这样荣光的生活就感到刺激。
毕业两个月，一是认为薪水低，一个月发表三四十篇稿子，拿到手的月薪才六七百元，二是认为报纸的影响力不大，辛苦写稿换回来的读者反馈基本为零。都说参加工作流的泪是当初找工作时脑袋进的水。受到一位前同事的蛊惑，真的怀疑当初义无反顾到民族时报社来工作走错了路。不顾官司缠身，给报社社长提出了想辞职的想法。社长很恼火，骂了我一通，撕破脸皮说了一些非常难听的话。离职的导火索一旦引燃就会成燎原之势，就像飞蛾扑火。毅然跳槽到了《生活导报》。《生活导报》工作的三个月是人生最为灰暗的三个月。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稿子写了不少，工资却不能按时发放。房租、电话费、一日三餐，哪样不要钱？我开始靠大量“举债”维持生计。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给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生力量。
年底，终于从相信不久报社就有钱发薪水靠意念生活的海市蜃楼憧憬中挣脱出来，跳槽到正在酝酿改版、大肆招聘编辑记者的昆明日报社。因有上学期间、参加工作半年以来发表的总计六十多万字的新闻作品，面试自然一路通达。
《昆明日报》是市委的机关报。一张报纸，上连党心，下接民心。有党委、政府做后台，大家都不担心没有钱拿。在这里，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采访技巧、极强的文字驾驭能力、不卑不亢的职业道德操守表露无遗，很快得到了部门主任的器重。
前几个月孤魂野鬼般游离生活的不快被现在充盈的劳动节奏所占据。
昆明日报工作了一个月，就到了春节。这一年的春节，就是靠昆明日报发放的两千元月薪回家过年的。春节后回来，我开始努力工作，努力采访，努力发稿，一切朝好的方向发展。每个月报社规定发稿量不得少于二十篇，都超额完成，有时发稿量达到了四十篇，每月到手的薪水两千元左右。
党报依附于党委，记者依附于党报。我很满足这样一个发展平台。党报的定位不同于行业报。依托党报品牌优势，党报记者地位较高。外出采访，获取资源的途径、获得尊重感要比市场报强得多。约摸工作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因年轻气盛不懂事，原来的部门主任在竞岗中名落孙山，拱手让给了一位留学海外忙于事业无暇结婚能力平平的老女人来当。大家不服气，应者云集，打抱不平。我也义愤填膺，参与集体罢工，大家统一当天不采访不交稿。人一变丑，心就变冷。第二天，强势的老女人召集所有员工开会，把我们四个记者全都开除了。就这样，好端端的饭碗丢了。
在败北主任的带领下，我们集体应聘到市公安局主办的内刊《警方》杂志，岗位是采编，实际上干的活是拉广告。一连几个月，拉不到一个广告。拉不到广告提成就归零。这时才恍然大悟义气值不了几个钱。工作没了，生活来源没了。人生再次陷入到举步维艰的地步。连每天在市公安局门口买簿饼的钱都没有。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坐在办公室，中午同事喊一起吃饭，没钱吃，假装已经吃过了。一个人回出租屋，喝了点水，一直熬到晚上。这时，才怀念毕业时极力挽留我、而我却执意要走的《中学生》。
不欺骗自己，是迈向成熟的第一步。你得先学会诚实的面对自己，才不会被那些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话迷惑。成熟的人遇到事情首先应该自我判断怎么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而不是征询别人的意见建议。关键时刻，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只能是自己，不管别人分析得多么透彻，考虑得多么全面，领悟得多么精准，细致到多么严丝合缝，都只能当作参考当作建议。因为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得出的意见、建议不一样。也许他人真的没有恶意，但遇到事情，听别人的还是靠不住！
山穷水尽，我回到实习时收留我的《中学生》。找到主编，告诉他目前的窘境。主编二话没说，收留了我。
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当许多人认为我在报社干得顺风顺水，重头文章频频见诸报端，各种新闻奖项纷至沓来的时候，我突然转向，走了一条别人不看好、自身无爹可拼的从政之路，借调到了省教育厅机关工作，开始了人生的重要转型。
这在同一年代同一批次的新闻同行中，我是华丽转身、醒悟较早、提前逃离新闻行业的为数不多者之一。
就这样一路前行。在各种领导、同事的关心下，艰难中跋涉，走过了一个个藩篱。
……
岁月的刀涂着口红在歌唱。一回忆，就说明自己慢慢变老了。不知不觉中，头发开始发白了，我想，是应该把自己经历的、走过的路，作一个总结的时候了——为了铭记我含辛茹苦的父母，也为了我的孩子能用心做事，踏实做人，将来做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益的人。
回忆有时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有时又是一件痛苦艰辛的事，常常为伊消得人憔悴，夜不能寐。但我知道，必须要完成。
现在，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