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自费高中
第一年参加中考，没考上，选择了复读。补习生参加中考，要在所考的总分上减去三十分，再与应届考生同批次录取。经历了一年“初五”的补习，还是没考上，差高中录取线一分。
放榜的日子，学校会在人流量最密集的可渡街上，张贴若干张大红的喜报，将一年一度的录取名单公诸于世。春风得意写在每个录取考生的脸上。小小的山村里，每年七月都会议论纷纷，某某家孩子考上某某学校，某某家孩子落榜。落榜生的我，听到这些议论，脸上有些挂不住。
继续读书还是回家继承父业，一家人展开了激烈地讨论。如果继续读书，只能选择上自费。
是否上自费高中，父亲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认为我八字注定是穷人命，天生不是读书的料，早年艰辛，诸事不顺。缺少贵气，前半生不太好。
父亲相信了算命先生的判断，我也相信了算命先生的说法。这就是传说中的宿命。我的选择是留在家一边种地，一边到处投稿，做当作家的梦。初中阶段，我已经出现了严重偏科的倾向。语文经常考八九十分，数学、物理常考四五十分。在语文学科上，尤其是四十分的作文，常考三十六七分。
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讨论来讨论去，家里最终还是认为我吃不了这份苦，决定赌一把，决定再试一次，再给我一次读书机会。如果读三年高中还是考不上，只能听天由命，相信命运的归宿了。
磕磕绊绊中，我怀揣着一千二百元自费款和四百元学费，第一次坐上通往县城的车，前往长征中学上高中。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那么远。可以说，从出生到十七岁以前，我的轨迹一直在以家为圆点，半径为三四公里的这个小村庄周围活动，活得像井底之蛙一样，只见过簸箕大的天，每天跟在牛屁股后面，从地的这头走到那头，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风景，上街赶回集就像出远门似的。十九座的中巴车，硬是挤上来五六十个人。距城市越来越近，离农村越来越远。山外的世界很精彩，充满着好奇，六十公里崎岖的山路，在摇头晃脑的中巴车上从早站到晚，一点都不觉得累。
进到城里，又是一阵抓瞎。城乡生活背景的差异，让我们从农村去的同学深感羞愧，有城里同学揪着我们的口音，哈哈大笑，再开朗的同学也变得内向起来。老师同样不怎么理会父母不在身旁、又毫不起眼的农村学生。我们在新奇而又努力的状态中接受城市的多彩。有的同学没经受住游戏厅、录像厅的诱惑，一再逃学直至辍学；或者因为穷，渐渐跟“小混混”厮扯在一起，走上抢劫、偷盗、打架混社会之路。
继续坚持的人，到了高一下学期才缓过神来，逐步追赶。
社会给一个无力的乡下少年好好上了一课，我懵圈了好几个月。
读高中是求学生涯中最苦最累的三年。每天时时刻刻处于学习状态，只有适应这种紧张的气氛才能有望考上大学。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成了真实写照。学习最刻苦的是家庭经济最困难的。他们经历过生活苦难，更懂得读书改变命运，知识改变未来。
我虔诚地期待着三年之后，从这种充实且紧促的新感觉中，走出一个全新的自我……
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读书成器，这个家庭脱贫就有希望。这是阻止贫困“代际传递”最为有效的方法。为了能够彻底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每个上高中的人都被父母、亲戚寄予了很大希望。
1997年2月19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逝世。
这天，我在教室里，为四个月后的全国普通高考紧张备战。
一代伟人的辞世，影响了全球，自然也影响到了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我们是读着邓小平同志“先富带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等等重要论述长大的一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四个月后的高考试题上有关于小平同志重要政治事件的试题。因为接下来的7月1日，中国国土面积上，将增加一片被英国人割据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宝土——香港。“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就是小平同志创造性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只是率先运用于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上。
全校师生安静地坐在教室里，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收听学校大喇叭里传出的哀婉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
在主持人低缓沉痛的播报中，更加认识了一代天骄、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耕耘的女人。其中，不得不提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陪小平同志走完一生、相濡以沫的夫人卓琳。卓琳原名蒲琼英，宣威市榕城镇人。出身于一个巨商之家，其父蒲钟杰，字在廷，是名震西南的民族实业家，经营闻名遐迩的宣威火腿，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北伐，被孙中山先生授予少将军衔，担任过滇军军需总局及烟酒公卖局局长，获五等嘉禾奖章。
1931年蒲琼英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代表团计划从云南出发，绕道香港，抵达北京。走到香港，“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运动会取消，云南队只好折返。蒲琼英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1932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抗议洪流，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193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成为云南第一个考入大学的女性。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转船倒车，折腾数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考上延安陕北公学。1938年因工作需要化名卓琳。
1939年8月，延安的金秋，给卓琳的一生带来了最大的改变，在这里，她认识了邓小平，彼此相识相爱。卓琳比邓小平小十二岁，两人都属龙。此后便一直跟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八路军129师师部秘书科、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或部门工作。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卓琳抱着“砍头也要跟你走”的决心，陪伴丈夫一路走来。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住进中南海。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她也受到牵连。邓小平被打倒，卓琳很痛苦，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她深知丈夫的为人。邓小平挨批斗时，她在他身边，从未放开过他的手；邓小平失去自由时，她仍在他身边，陪他一起劳动、散步，帮他打听外界的消息。艰难岁月，更显出他们之间的情深意切。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劳动改造，卓琳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挖地、拔草、种菜、施肥，虽然空间有限、空气压抑，他们却甘之如饴，夫唱妇随，共同度过艰难困苦。
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后，卓琳于1973年任国务院办公厅机要秘书，1978年1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顾问直至离休；在相伴走过的五十多个风云多变的春秋中，卓琳始终和邓小平同甘苦、共患难。
我们坐在教室里，为家乡有这样一位在伟人背后辛勤耕耘的女中豪杰而倍感自豪。
邓小平走了，留下孤独的她……
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偷偷从教室里逃出去，花两块钱，坐着马车，溜到了位于市中心的浦在廷先生故居瞻仰——这里，来自社会各界的人们，已经自发地为宣威女婿小平同志搭建了供祭奠、追思的灵堂。
足以看出，这样一位伟人在市民心中的地位，在国家和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
人们自发前往送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