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命运分水岭
离高考只有一周时间，班主任将家里的二十一英寸“大背头”彩电抬到教室，让我们看了四个多小时香港回归祖国盛况的现场直播。
“哪怕坐着轮椅，也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这是邓小平生前唯一的心愿。香港回归的时刻，卓琳穿上儿女为她特别订制的新衣服，踏上香港的土地，完成邓小平“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的夙愿。
零点，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结束长达一百五十五年的英国殖民地统治。
我们在激动人心的时刻，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庄严仪式，为祖国的繁荣强大祝福，也被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的智慧所折服。
一个星期后，我们迎来了全国高考。大考前夕，为动员考生，校长、教导主任、学生代表站在台上发表激情四射的演讲，“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生活给你压力，你就还他奇迹”之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考试之一，高考被认为是最公正、公平、公开的人才选拔方式，是改变命运的关键，对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分水岭，考上或考不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中国人的阶层流动与政府的关系很密切，恢复高考以来，考大学一度是最重要的阶层进阶通道，它关联着工作分配与相应的福利体系。国家不再包分配，考公务员成为另一个进阶通道。后来创业、炒房又成为一个通道。无论如何，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功进阶。这些极少数人超越自己的家庭、血缘、环境，挣脱时代的束缚，让世界另眼相看，被视之为英雄。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这句名言成为了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彷徨与激情交织、困顿和觉醒并存。当我们正在为了试卷上750分的题目寒窗苦读时，国家宣布“高考并轨招生”，结束了免费上大学的历史，也标志着为“铁饭碗”而读书的年代结束，大学毕业自谋职业。
班上很多同学来自农村。所有的乡下人，都想着或想过离开农村，去城市生活，而离乡进城的路无非两条——读书或者外出务工、经商。
读书自然是最优选择。因为一旦上不了大学，就要回家当农民，或者就得和其他同龄人那样，搂起袖子卷起裤腿扛起背包，去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打工，成为融不进城市、回不去乡村的农民工。
那时的高考，不仅上普通高中的人少，能考上大学的人更少。初中升高中，全年级二百五六十个学生，只有二三十个能考上高中，再有一小部分上了中等专业学校、师范学校。
上了高中，压力倍增。“残酷”和“飞蛾扑火”是大家对高考的印象。
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高中考大学成绩也不理想。班上很多同学很有才，但受招生计划的限制，一个班近七十人，最终考上大学的只有六个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社会的压力、竞争的喘息声。
又是一年放榜日，却亦是一个伤心时，几家欢乐几家愁。《范进中举》不是讽刺小说而是一篇血淋淋的现实小说。高考成绩放榜，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绝望和迷茫，一些同学当场脸色煞白。那几个阿拉伯数字，那几条虚幻的分数线，冷酷的将苦读多年的莘莘学子拒之门外。此门对农民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其间的份量远比想象的重得多。
高考和旧时的科举制度有几分形似，虽然考中者未必功成名就，官袍加身，可这是农村娃走出农村，走进城市，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之最佳途径。不要觉得范进中举只是个笑话，这样看似荒诞的事情，却在以一种更荒诞的方式轮回着。
中国的社会现实下，“农”这张似乎象征着辛苦、贫穷落后的皮，是很多人都渴望摆脱而后快的。理直气壮地走入城市，在城市中获得一个合法的居留身份，寻找一份安身立命的职业，从自己这一辈开始，彻底地改头换面，成为城市的一员。大学之门使这一切看起来更加亲切更加可望并可及。这也成为学习的一个似乎更充分，更具蛊惑性的理由。
同学们大都来自农村，摆在大家面前的只有高考一条路，否则只有回农村。为了能够端上一个铁饭碗，读高四、高五、高六的也有。老师说，咱们学校要出人才，不出近视眼。可很多同学晚自习后仍在路灯下继续学习，也有的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书，也有的同学独自一个人在三四十个人蜗居的宿舍里点着煤油灯学习。
八月底，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尽管当年报考志愿偏颇学校并不理想，仍旧没有选择读高四。复读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相信很多人深有体会，日渐提高的补习费增加家庭经济负担不说，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心理扭曲，很多考生屡考屡败，甚至越考越差。
一个同学考了三年，均以失败告终，家里再也不能负担复读费，到最后心灰意冷，也不再跟同学联络，几经打听才知道不得已到村子附近的小砖厂找了一份工作，每日搬砖度日，一年后草草嫁人。有一年春节回家，街上偶遇，已几乎认不出这个曾经心比天高、面容娇好的女孩，瘦弱憔悴，眉宇间带着些呆滞的麻木。问起在外的生活，我说，辛苦紧张。她苦笑着说：“我也希望能这么辛苦。”
对于升学考试，同学们无论用功的不用功的都感到压力。一名女生，在第二次高考分数还没有下来的时候承受不住心理压力，卧轨自杀了。目击者说，卧轨前她在铁轨边来来回回走了很久，决不是一时冲动。她有面对死亡的勇气，却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命运。更让人扼腕的是，分数出来，她的分数比上年高很多，已经上了录取线。
不去讨论这是否是高考的问题，因为这绝不仅仅是高考的弊端造成的。我们对现实除了接受并无他法。
收到录取通知书，开始忙着办理粮油关系转移和转城镇户口。粮油关系是入学时必交的材料。要根据粮油关系和副食补贴，来确定给学生每月发二十多元的补贴。
为了得到这个城镇户口，有关系的人宁愿花很多钱去买。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念了十几年的书，考上了大学，意味着脱离农村，要把户口和粮油关系一起带走，转为城镇户口。
这一年国家实行大学录取“并轨”招生。有人建议父亲别让我上大学了。“你把孩子送出去读书，以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不是白瞎这功夫了？”这是识时务的村里人，早早地让孩子回来帮忙干活。“不怕！就算以后出去扫大街，他也是识字的、上过大学的！”父亲有这样一股倔劲儿，认准了一件事，不回头。
父亲终于在我读书这事上，自信了一回。
父母开始给我准备上大学的行李和学费。我的选择再一次让父母开始节衣缩食的生活。
带着命运的光环，满怀激动，背着水壶、脸盆、被褥，带着咸菜、干粮，还带着点乡音，第一次来到省城昆明。
不来昆明，不知道中国人多；不挤公交车，不知道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好。火车站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第一次不知所措惶恐不安地乘坐无人售票公交车。公交车像一个偌大的软体动物，不紧不慢地驶进站台，把人流如潮的乘客吸进肚子，游走一会儿，再吐出来。乘车的人彼此零距离接触也觉得秋毫未犯。
新生接待处。“你好，我是经管系新生……”这座城市就已收起它广告画面上友好、美丽、多情的面孔，露出她不耐烦的神情，“来，下一位”。
第一次见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第一次坐上电梯感受摩天大楼的新奇，第一次看到来自遥远西伯利亚翩翩飞舞的红嘴鸥……太多的第一次，让人惊喜让人不安，也让我的内心受到震撼，似乎找到了人生努力的坐标——要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份子。
其实我跨进大学校园时，带着满心的委屈。因为自己一心想读新闻专业，幻想日后能成为一名记者，可是终究好梦难圆，被调配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考虑过的经济类专业——一个毫无兴趣的专业。
那时，满腹的不甘心成了每日的必修，没有方向感。
在教室里，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一代。这一年，国家实行上大学交学费的政策，也从这一届学生起，国家实行自主择业。压力可想而知。
我常常想，读了两年的大学，还回到乡下种地？还找不到工作？不！不能！活人不能被尿憋死，我既然走出了农村，既然从乡下一步跨进了省城昆明，那就不能回头。我不是好马，但得学习好马不吃回头草的精神。我是家里唯一一个没有成器的儿子，连续三年中考居然连普通高中也没能考上。如今，总算上了一个大学，虽然比别人四年制的本科少读了两年，但专科也终究是大学。
我很清楚，想回到家乡回报家乡，但是家乡不需要我，回到家乡即又回到了从前的境地。
以我学的专业，回到家乡就业，在“并轨”的形势下，要凭自身本事找到一份好的养家糊口的工作实在是一厢情愿；要“拼爹”找到一份工作，只有父亲母亲辛辛苦苦养大的两头猪，最拿得出手送礼的东西就是火腿。可在宣威这个中国火腿之乡，谁稀罕这玩意？
连送礼都舍不得送的人，在中国社会还真的难有大格局，除非你有大本事，命运不掌握在别人手里。可是送礼也是一门艺术，你送他不收，你不踏实；他送你不收，他不踏实。送得合适，不仅能办成事，还能交成朋友。送得不合适，竹篮打水一场空，朋友也没得做。评估了镇里大大小小的书记、镇长、所长、站长、村长后，发现这些主流人士与我们家的地位和经济八竿子挨不上边。
扛着火腿去送人，可能得偿所愿也可能得不偿失。我评估着送与不送的风险与利益。好不容易从农村出来，到大城市读大学风光了一回，再又逆行到农村去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毕竟是大学毕业生，回去感觉很丢人。我本能地拒绝了这一连自己都不能接受的想法。
人在教室，心在放飞，发现自己对所学的专业毫不感兴趣。整天进到教室，就是听老师滔滔不绝地讲述政治经济学、讲述借方贷方、讲授晦涩难懂的微积分。
临近期末，心中那种紧张感不可言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爬上爬下。捧起书本，感到茫然，不知从何下手，张着嘴叭啦叭啦念，到头来压根儿一个字也没记住。考试这件事，全不会的和全会的是最没压力的，难为的是那些带会不带会的人。对于期末考、对于能否拿到毕业证，心里充满了恐惧。
最怕到来的时刻每每如闪电般即刻而至，我怀着忐忑不安、焦躁心烦的心情步入期末考场，心都快跳出喉结。
看着试卷上那个老师左涂右改的分数，我失眠了。
高中三年成绩总在班上名列前茅的我，到了高考考场上如见鬼了一般，平常用眼睛瞅瞅也能得到答案，而就在人生驿站上那一百二十分钟随答随错。
对于考大学，当初我也是那么全力以赴执着追求。班主任左右掂量，认为抓牢抓实最后三个月，咬紧牙关拼命学一定能考上重点，所有任课老师也对自己充满了殷切的期望。然而，希望的肥皂泡最终破灭。
进了大学，新鲜中夹杂着更多的是惆怅、自卑。
井无压力不喷，水不激不扬，人不激不奋。从痛苦的深渊中回到现实，想起高中的那些老师、同学的期待，现在的老师对自己无形的慰勉，我的劲来了——就算打扫厕所也要成为扫得最干净的一个！
课堂上仔细聆听老师的教诲；课余去图书馆看书补脑。
大学课程少，学习压力不大。我一边继续着学业，一边勤工俭学。这个时候压抑在心头多年的文学梦如同非洲草原上躁动不安的公牛一样雄性荷尔蒙大发。
大学，最需要磨炼的就是对自己负责。学霸与学渣的区别靠有无自制力这道分水岭。拉开人和人之间差距的不是金钱、财富、地位，而是你如何利用有限的时间做无限的事。没事别回宿舍，在宿舍就想打牌、下象棋（那时网络、电话、手机、电脑、网游等还是天方夜谭）、喝酒聊天，一个让人失去斗志的地方。每天晚上，宿舍基本变成了赌场。没钱输的，拿饭菜票充抵。部分室友输红了眼，甚至偷别人锁在柜子里的饭菜票来赌。整个园西路、丁字坡、一二一大街、文林街，甚至建设路上的商铺，对学校的饭菜票与人民币同等欢迎，等值流通。
不要轻易让懒惰支配自己的生活！鲁迅说，哪里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学习上！博览群书，才能学压群雄。图书馆是个好地方。如果把大学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么图书馆就是大学的心脏。课余我时常去图书馆借书、看报，模仿报刊上文章的写作思路，试写练笔！
我把一学期写的厚厚的一迭文稿，认真筛选过滤，挑出自认为上好的几篇投给学校的校园广播，居然每投每中。当听着校园广播朗读自己文章的刹那，百感交集。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人生难免会遇到挫折，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没有河床的冲刷，便没有钻石的璀璨；没有挫折的考验，也便没有不屈的人格。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此时此刻，我相信，自己的努力不会再付诸东流。没有比失败过后从挫折中走出更值得庆贺的。逆境出人才。在逆境中长成的人，更加会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只有自己去适应环境，没有环境来适应自己的生活。对自己充满信心，就是最好的成功秘诀。
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我把校园广播中“发表”的几篇文章邮寄到几家报社、杂志社，如泥牛沉海。沮丧不可避免。这说明写稿的质量远达不到发表的质量，更加体会到苦练内功的重要性。
临近放寒假，其他同学早早地买了火车票回家。但我不得不为我的人生做出一个清醒理性的规划。两年大学生涯，转眼过去了半年时间，留给我可用的时间不多。我必须要在两年时间里，完成别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把不可能变可能，把可能变成现实，为自己的就业、工作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
我得为写作的狂热找一个平台，接受一种系统的、正规的、专业的指导。正在这时，在学校礼堂边，偶然看到《中学生》招聘校园记者的海报。这对一只雄性“成年公狼”来说，意味着放手追逐的机会已经来临。
草若无心不发芽，人若无心不发达。成事者，必有鹰一样的眼光。机遇本来就存在，而不是专门为某个人提供，只是很多人不具备发现机遇的眼光，因此只能与大好良机擦肩而过。对于初次创业的人来说，则必须要有鹰一样的敏锐目光，只有具备锐利的眼光才能防止机会的流逝。
大学校园里诸如这类海报多如牛毛。只是每天大量更新的海报前，大家对信息的取舍各有所需，或者受观念、受环境、受眼光的影响，或者受每个人的成长轨迹的制约，大家视而不见，没有驻足、没有逗留而已。有了价值观的驱使，人就会有方向感。我从这张海报里淘到了黄金，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发展坐标。它契合了我的内心，助燃了我的激情与梦想，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热血沸腾。
贴在校园这则不起眼的海报改变了我的人生。
海报上的地址离学校不远——青云街40号。吃完饭，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直奔《中学生》编辑部。面试很顺利。接待我的是一位才毕业两年的大学生。因是同龄人，大家很快熟络了起来。有了奋斗的方向，生活变得多姿多彩，生命也变得单纯而简单，没有时间纠结和埋怨。每个周六下午，编辑部都要召开例会。从此以后，我一个门外汉就这样很自然地列席了每周的编前会，近距离目睹了曾经只能在报纸上见到名字的每一位记者、编辑的真容。
当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中的很多人时，有着诚惶诚恐的尊敬感。这种尊敬主要来自于他们手下的一些文章、一些经典模拟卷。自己读初中、高中，就是阅读他们撰写、编辑的文章，考他们猜宝押题的模拟试卷一路走过来的。每期《中学生》送到班上，在班里轮转一圈后，在每个人的好词佳句本上留下了作文的素材，熬成了应对满分作文的心灵鸡汤。他们写的一篇篇中考、高考出题动向的文章，课堂上老师视为珍品，一遍又一遍带着我们复习、讲解、探讨。虽然年龄上和他们差一些，但这时候感觉很美妙。半年前坐在高中的教室里，还只能在散发着墨香的报纸上看到名字的老师，我今天居然能和他们坐在同一间屋子里探讨着学弟学妹们明天要看的报纸究竟要登些什么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