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从西安来到塞外东北的小城锦州的。那年，父亲从朝鲜参战回国，所在的部队驻扎在锦城外的一个小镇子上。那时，母亲和父亲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我大姐已经上中学了。
临来时，我大姐的老师对母亲说，她从来没有见过东北的大豆，等母亲和大姐到东北后，在信里给她邮去几粒大豆，让她见识见识。
锦城虽然不大，小镇更是荒凉。然而，锦州的大虾却让母亲大开眼界。两个大虾足有一斤多。母亲心里琢磨难怪人家东北人把大虾称作对虾。更让母亲感动的是，母亲到了部队，父亲的战友们像对待自己家里的亲人一样对待母亲和我大姐，并把我大姐当成自己的姑娘来看待。他们对我大姐是捧在手里怕碰着，含在嘴里怕化了。
当母亲无意中说出我大姐的老师想看一看东北的大豆时，父亲的战友们，一下子弄来了半袋大豆，给我大姐的老师邮了过去。同时，又给我大姐的老师邮去了五对大虾。在父亲和战友们的盛情挽留下，母亲决定留了下来，住在锦州。这样，母亲成了这支归国部队里的第一位随军家属。
母亲在西安时，住西梢门，离老机场不远。解放后不久，母亲在街道参加了工作。因为母亲工作积极，到东北前已经是街道主任了。母亲到东北和父亲团聚后成了全职太太后，把工作给弄丢了。即使如此母亲也没有后悔过，一家人在一起实在太难得了。因为母亲已经为在战场上的父亲提心吊胆了十多年。父亲能够安然无恙的从战场上回来，不缺胳膊不缺腿对她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幸福和奢望了。
平时，母亲最爱听父亲和母亲讲父亲和战友在战场上那些出生入死的故事。母亲也特别爱听父亲和战友们在战场上同仇敌忾，同生共死，相濡以沫的情谊。那怕是饥肠辘辘，父亲和战友们分食了仅有的一碗炒面后，他们依然像猛虎一样，端着枪冲向敌人的阵地，或相互鼓励，互相照应着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这时的父亲在母亲眼里是一个为祖国冲锋陷阵的英雄。
当母亲来到部队和父亲团聚的时候，这些昔日里，从战场走过来的汉子们在兴高采烈的同时，不忘怀念牺牲的战友，庆幸他们自己这辈子能有老婆和孩子，还能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见面团聚，还能见到自己的父母和亲人。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家里又有了二姐、三姐和哥哥。生活虽然艰辛一些，但乐观的母亲在家里养了几只鸡。每天母亲都到市场上捡来一些菜叶喂鸡。平时把吃剩下的蛤蜊皮砸碎了喂鸡。母亲养那几只鸡很“填欢”人，能下蛋。但是母亲自己从不舍得吃一个鸡蛋，她把鸡蛋攒下来给孩子和每个星期回家的父亲吃。
每次父亲回到家里都和母亲讲，部队为了节约，支援国家建设，军官和士兵们也在定量，饭量大的人也时常吃不饱肚子。父亲在部队因为吃不饱，营养不良，在办公室晕倒过。即使如此，父亲对母亲说如果我的战友来家里，你一定给他们做饭吃。
当时，城市居民吃供应粮。母亲每天都省吃俭用，每天去市场买菜，捡些菜叶子喂鸡。为了节省粮食，回到家里母亲就悄悄的把好一点的菜叶子留下来自己做菜团子吃，为了让姐姐和哥哥吃饱饭，母亲自己都舍不得吃一个净面做的馒头。我大姐常常因为这事责怪母亲，和母亲生气着说：“妈，你就不能吃一个净面馒头？”
一次，父亲的战友袁叔到军里开会，他没有吃上饭就来到了我家。当时母亲正在正在炒米，袁叔就纳闷的问：“嫂子，你炒米干什么？”
“这不是报纸和广播里说的先进做饭法吗。把米这样一炒就能多做出些饭来。”
“嫂子这不是骗人吗，就这些米，你再炒也炒不多呀。一斤米做不出一斤一两的饭来。”
袁叔边说边捏着母亲炒好的米粒往嘴里放。
见此情景，母亲问袁叔，你是不是还没有吃饭？
袁叔说他到军里来开会，没有吃上午饭。街上的饭店过了饭时，也挂牌停止营业了。
母亲一听立即和面给袁叔擀起了面条。
一会儿工夫，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就端到了袁叔面前。母亲在这碗面条里边还卧了两个鸡蛋。
袁叔实在是太饿了。他接过母亲端来的面条，一点也没有客气，狼吞虎咽的就把这碗面条吃了下去。
转眼到了1981年，转业到天津的袁叔路过锦州，特意来看母亲和父亲。
老战友相聚分外高兴。父亲又找来几个战友到家里，并且特意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战友宴，给袁叔接风洗尘。
几位老战友喝酒之前，袁叔讲了这段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到我家里吃面条的事情。
袁叔说：“当时谁家里都没有多余的粮食。到别人家里去吃饭，吃了别人的定量口粮，就等于让别人去勒紧裤腰带。今天这一桌子的山珍海味我不想吃。我只想再吃一碗嫂子给我擀的面条，还有面条里的那两个鸡蛋。”
袁叔说完这些话时，早已热泪盈眶，泪流满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