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国馆
婚姻，从来不是爱情的坟墓，却有可能是生命的真正终结。
油盐酱醋，父母儿女，工作生活……
这一切就像一条永无止境的马拉松赛道，你只能奔跑，没有精力看风景，没有时间稍作喘息，就如奔跑的机器一般，没有半点生命的色彩。
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变成了行尸走肉，失去了生命的光辉。那就像无声的宣判，而你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判了死刑。
昨晚在临睡前例行一天中最后一次检视朋友圈，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别人的生命刚开始，我的要结束了？ | 那些得癌症的年轻人》。
文中采访了十几个得了癌症的人，年龄在20岁-35岁之间，有的是学生，有的是母亲，有的是父亲。
他们都在最不该，最不能得癌症的时间得了癌症。
在最不会思考死亡的时间不得不面临死亡。
在采访中，所有人都被问到两个问题：
现在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什么不重要？
回答基本相同：自己的内心和家人很重要；功名利禄、房子、车子、票子不重要。
也有人说：“这么年轻得了癌症，也是另一种幸运。因为得了癌症之后，我才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活着，该怎么活着。得了癌症之后，我才真正活过。”
我很庆幸，直到今天依然健康地活着。既不用面对病痛的折磨，更没有死亡的威胁。
然而，我又似乎并没有那么幸运。
因为我还没有认真思考过生命的分量。
如果说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多陪伴家人、朋友、爱人，是真正活着的标志，那我活着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可能在很久以前某个时候，我已经死了。
那大概是我十五岁的时候。
我牵着喜欢的姑娘的手，走在小河边，把光着的脚丫子浸在河水里。
我们约定将来要开着后备箱装满书的吉普车去西北广袤的大漠，穿过漫天的黄沙和连绵几十里胡杨林，听着清脆的驼铃，躺在午夜的沙地上看漫天的星斗。
我们要在沙漠里建一座像龙门客栈那样的房子，用吉普车在方圆十里画一个圈。那就是我们的王国。我是国王，她是王后。没有臣民，没有仆从，因为他们是个麻烦会打扰我们的二人世界……
那一天，我们畅想了很多。
那一天，我清清楚楚记得，我还活着。
溪水清澈，阳光灿烂。
大学毕业，我们并没有开着吉普车去大西北，而是来到了繁华的广州。
我们是乖孩子，以大家觉得对的方式生活。
找一份足够解决温饱的工作，向着房子、车子奋斗，结婚、生子也是既定目标。
毕业三年，26岁，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都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我也不例外。
我们想出去旅行，而不是举办一个婚礼，让大家看马戏表演一样看我们像两个傻子似的站在台上任凭摆布。
但是双方父母不答应。
一方说：“我就这么个女儿，不举办婚礼不行。”另一方说：“嫁姑娘的都举办婚礼，娶儿媳当然得办，否则脸面往哪儿搁？”
于是，我们站到了台上，像傻子似的。别人在下面起哄、欢笑、祝福。
举办婚礼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了西藏转马尔代夫度蜜月。
拉萨的天很高，纳木错的水很蓝；马尔代夫的海净得像宝石，海滩白得像乳酪。
我们约好，每年都要出去旅行度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那时候，我们似乎也还活着，生活也还不错。
结婚以后就有了自己的家，这是“成家立业”的标配，也是大部分人觉得人生应该有的标配。
不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就没有资格太任性。
生活远远比不举行婚礼父母不同意那么简单，很多人都不同意。
每个月银行卡上会被银行划去固定额度的房贷，不按时准备好双手奉上，银行不同意；
下班早了，老板不同意；
回家晚了，老婆不同意；
因为压力大，像推迟几年再要孩子，父母不同意……
等有了孩子，不同意的人更多。
一天上班十个小时，一周上班七天，全年无休；
凌晨三四点被老板叫起来改方案；
陪客户喝酒，吐了再喝，喝了再吐，循环不止……
每天早上睁开双眼，扪心自问：“这么操蛋的工作，为什么不辞职？”
自己倒是没什么意见，但是身边有那么多的人不答应。
谁说自己才是生活的主人？
明明所有人都可以是我生活的主人，唯独自己不是。
有朋友约我去西北自驾游，看漫天黄沙，听清脆驼铃。
然而，我只好凄然而笑。
我爱上了加完班，凌晨开车回家的那段旅程。
车里只有一个人，没有谁告诉我明天要见什么客户，交什么报告，也没有谁告诉我孩子明天要报什么补习班要交多少钱，老婆看上了哪件时装需要刷我的卡……只有零星驶过夜幕的车，那是同行的旅伴。
特别不希望这段旅程结束，特别希望黎明的阳光不会到来。走着走着，昏暗的混凝土地面变成了漫天黄沙，两遍的路灯变成了连绵数里的胡杨林。
然而，这段旅程会结束，黎明的太阳照常升起。
我生活的主人们还在发号施令，我匍匐在他们的脚下。
如今，我已如行尸走肉一般过几十年。
孩子也到了当年我牵着姑娘的手在溪水边畅想未来的年级。
她很乖，很听话，我却为此很忧虑。
曾经有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叫《你活了75岁，但是25岁的时候就死了》。
我在内心默默呐喊：“孩子，你要倔强些，别那么听话而温顺。”
你得让你的生命活得久一些。
现代作家欢镜听，一个重庆男人，1996年因为贪污公款而入狱两年。
因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在监狱里有一个特殊的职责：给死刑犯写遗书。
写遗书通常发生在枪决前一晚上。能够通过挂在墙上滴答走过的时针，判断眼前的这个生命还能够留在世间的世间，精确到分钟。
以如此精准的倒计时来等待一个生命的结束，对欢镜听来说此前从未有过。
给第一个人写遗书的时候紧张得手发抖，戳破了无数张稿纸，扔得监狱里满地都是。结果面临枪决的人不得不来安慰他说：“要枪毙的人是我，大哥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啊？”
欢镜听不得不承认自己很害怕。这是面临一个生命结束时发自内心的颤抖。
一位22岁的小伙子因为杀人被判死刑，临死前的遗书留给了母亲：
“妈妈你很辛苦，最后我以这种方式离开你，让你在亲人和家里人面前脸上无光，很对不起，如果来世还有机会做你的儿子的话，我将会选择走另外一条路。”
他最后的愿望是吃一顿酸菜鱼。
在谈及自己的杀人，说起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小伙子都没有流泪。
然而在吃酸菜鱼的时候却嚎啕大哭。那是他最后的晚餐，是“活着的味道”。
活着，才能吃酸菜鱼。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包括22岁以后的生命、母亲……一切和生命相关的人、事和物。
一个女囚犯留下的遗书是唱出来的，是那个年代流行的歌词：
“少女的心，秋天的云，多少个忧愁苦闷的夜晚，多少个欢乐愉快的黎明。”
她最终唱着这首歌上了囚车，走向了刑场，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多么美的少女，多么美的歌，多么美的生命。
写遗书的时候，女囚犯趴在一旁唱着歌，看着字一个一个写在稿纸上，眼泪一滴一滴滴在写好的歌词上。
很多人在写遗书的时候不会流泪，但是在被押上去刑场的囚车时会双腿瘫软，大小便失禁。但是这位女囚犯虽然写遗书时流着泪，却唱着歌自己走上了囚车。
欢镜听说，她在临死前一定是想到了内心情感中那些最柔软的东西，“她其实眼光里面是有光彩的，是有对人间某一份对她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份感情的怀念”。
一个小偷，在一次行窃的时候被人发现，变成持械抢劫，被判死刑。
他好像很高兴。整天在死牢里跟别人吹牛：自己曾经偷过什么大人物，最多一次偷过多少多少钱。
在写遗书的时候，他给欢镜听讲了一个故事。
他有一次偷了一个女大学生的钱包，但是钱包里只有几块现金，还有她的老农民父亲写的信：“这个月我还在筹钱，你的生活费我要晚一点才能够给你寄来，现在我已经不太好意思跟亲朋好友借钱了。”
于是，他将自己偷来的钱，寄了一些给那位女大学生。
讲完这个故事，他凄然一笑：“我是不是还算一个好人？”
欢镜听在服刑的两年里，总共为130多位死刑犯写过遗书。
无论他们生前曾经做过什么，大部分在临死前关心的都是诸如酸菜鱼、自己的亲人、曾经至死不渝的感情，也关心自己是否还算是个好人。
出狱以后的欢镜听变得对规则特别敬畏，连红绿灯都不闯。
曾经践踏法律的人，在两年中见证了130多次倒计时中的生命。
他变了。
美国有一个叫Bronnie Ware的护士。在自己数十年的行医生涯中，特别注意研究病人的临终关怀。她和几千名临死的病人谈话，并将他们的话记录下来，集结成书出版。
她总会问及病人此生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几乎每个人都对自己一生有着各种各样的遗憾。
Bronnie Ware将病人们所遗憾的事做了一个统计和排名，发现人在弥留之际后悔最多的五件事分别是：
第一、我希望当初有勇气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别人希望我过的生活；
第二、我希望当初我没有花这么多精力在工作上，而错过了和相爱的人享受生活；
第三、我希望当初能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感受；
第四、我希望当初能和朋友保持联系；
第五、我希望当初能让自己活得开心点。
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犯了癌症或执行死刑的人，在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都一样，所关心的往往都会回到生命和生活本身：自己的内心和所爱的人。
如果这才是生活的真谛，那不该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才发现。
等到生命结束的时候，才想起来应该换种活法，就太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