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 汪玉龙
父亲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手。那双手，胼胝满布，裂纹横生，手指粗壮，关节凸起。在我的印象中，它甚至有些丑陋，但它粗糙的质感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这一条条干裂的纹路似乎临摹着父亲的过往。
父亲生于1914年，十四岁那年离开老家徽州绩溪去了杭州，进入浙江省立师范读书。据老一辈的人说，父亲之前一直在杭州、绍兴、金华一带经商，有茶庄、绸庄等产业。1949年春，杭州解放前夕回到故里。三十六岁的他回来时，没有家眷，没有财产，只身一人，只有一个皮箱，立于老屋墙边，在夕阳映照下，看起来很落魄。回到家乡的父亲，由于知识渊博，见多识广，很是受人尊敬，在村里人们都称他为“焕泉公”，村里每遇大事，都要请他去坐镇。
从我记事开始，父亲一直担任村里的会计，一手算盘打得可谓是人人称绝。他可以同时打两把算盘，左右开弓，既快又准，从没出错过。除了打得一手好算盘，村里各家的对联、福帖也多出自父亲的笔下，筋骨有力，笔下如风，一手好字，至今仍让人赞叹。父亲就是用这样一双文质彬彬的手撑起了我们一大家子，我想多少年以前它一定是秀气好看的吧。这些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感受，在我幼年模糊的记忆里，只依稀感受到父亲的双手温暖而神奇。
记得，那时我六岁，正是喜欢热闹的年纪。因为凑热闹，不小心被人挤下了台阶，摔折了左臂，痛得我嗷嗷直叫，妈妈和二姐抱着我哭成一团。父亲闻讯赶回家中，问清情况后，蹲在我身边，泪水糊得我睁不开眼，只感觉到肩膀处有温热的感觉，父亲的那双大手轻轻地握住我的左肩，把我的手臂捏了一遍，用力一推。我大叫一声，却失了哭声。起身，他非常冷静地告诉母亲说：没事了！我抬头正对上父亲的那双手，一时让我移不开眼，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好神奇。第二天，父亲带着我去徽州府(歙县县城)看骨科。那是我第一次进城，清晰地记得父亲的那双手牵着我在老街上走，不断地给我介绍这介绍那，于是我第一次吃了馄饨，第一次喝了冰绿豆汤，第一次看见了电灯……父亲用温暖神奇的双手牵我走出了农村，指引我看到了向往，看到了方向。
幼年的记忆模糊而短暂，父亲向来言语极少，但是在我们子女眼中却相当威严，虽很少训斥我们，但我们却没有一个不敬畏父亲的。那个冬天，我三年级，小小的个子独自提着火篮，带着中饭去上学堂。走到村口时，见路上雪很深，还没有人走过，怕雨鞋进雪，只好等同村高年级同学来再结伴走。从村里到浩寨小学有三里多路，走小路要比大路近点，高年级同学提出要走小路，全村二十多个小学生跟在后面。哪知道山间的小路雪更厚，大家艰难地走了一半，就再走不去了，二十多个孩子乱成一团，鞋也湿了，棉裤也湿了，几个领头的也傻眼了，只好把大家带到一个草棚里歇息。领头的说反正迟到了，大家都不许去学堂，谁去全村的孩子都不准跟他(她)玩。我顿时就哭了，想到父亲严厉的眼神，我一下子就害怕了，这可是逃学啊。但是当时年岁尚小，在大家欢快地生火玩闹的氛围里，很快就忘了心中的担忧。全村的孩子都没上学的消息，像炸开了锅。老师急了，家长急了，很快就找到了我们。离开老师和伙伴们，父亲挥起大手，给了我一巴掌，我没站住，倒在雪地里，委屈地哭了，一是后悔自己逃学，二是没想到向来对我宠爱的父亲会真的打我。现在想起来，父亲是真的着急了，快五十岁才有的我，心里的担心恐怕比我当时害怕被责罚的心情要沉重得多吧。
我的童年在我看来多灾多难，骨折、被蛇咬、被蜂蜇，那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在父亲双手的保护下，我都一一平安走过。十一岁那年的事让我记忆深刻，父亲的双手差点就“失灵”了。那年秋天，我的右脚长了疔疮，起初都没在意，我还是坚持早上放牛白天上学，几天后疔疮发作了，整只右脚肿得穿不进鞋子，还开始发高烧。送到浩寨医院(公社医院)时，医生说疔疮已经散毒，有生命危险，没敢收留。转到东方红医院(上海瑞金医院在绩溪小三线后方医院)，上海专家要求马上手术，即锯掉右脚保命。当时我已经高烧昏迷，不清楚现场状况，后来听二姐说，父亲坚决不同意锯脚方案，双手抱起我就离开了医院。连夜，父亲去了邻村一个老中医家，当时老中医已被打成“四类分子”，早已不敢给人看病。老中医与父亲私交甚厚。在父亲一再央求下，老中医半夜偷偷来到我的床前，看了我的脚，他摇摇头，说锯腿保命是唯一办法，而且要尽快。父亲当即跪下，声泪俱下地说，既要保命也要保腿。老中医见此情景，眼含泪水一声不吭地走了。天刚亮，老中医又来了，带来一篮子草药和几个黑乎乎的药丸，告诉父亲怎么用，就急忙离开了。父亲让我吃了药丸，又用粗糙的双手轻轻地把草药敷上。晚上夜深人静时，父亲又抱起我去老中医家清洗换药。四十多天里，父亲每晚如此。是父亲当年的冷静果敢，保住了我日后正常的人生！
在外求学打拼多年的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父亲的思念却越加浓厚。今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父亲的模样已日渐模糊，但是父亲那双温暖而粗糙的手，却像烙印一样刻在我胸口最温暖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