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伯格为世界发现了一个命题,叫做“道德两难”。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这样的:
欧洲有个妇人患了癌症,生命垂危。医生认为只有一种药能救她,就是本城一个药剂师最近发明的镭。制造这种药要花很多钱,药剂师索价还要高过成本十倍。他花了200元制造镭,而这点药他竟索价2000元。病妇的丈夫海因兹到处向熟人借钱,一共才借得1000元,只够药费的一半。海因兹不得已,只好告诉药剂师,他的妻子快要死了,请求药剂师便宜一点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欠。但药剂师说:"不成,我发明此药就是为了赚钱。" 海因兹走投无路竟撬开商店的门,为妻子偷来了药。
这个故事名为“海因兹偷药”。曾经,我的一位老师与我们说,在生命面前,任何事情都是无价值的。所以按照这位生生的理论,海因兹应该去偷药。但是,人类发展偏偏是那么阶段性,从8岁的孩子开始,直到80岁的老人,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自己的看法。然而,不论怎么回答,我们都是在被为难着。人类自己形成了社会关系,亦是主动亦是被动。然后,我们依赖我们网一样的社会关系生存,同时被其为难着。
道德两难不仅仅是简单的法律问题或者利益问题。我这里,还有另外一则故事:
老人家(母亲)想要天天吃新鲜的鸡翅膀,她有一个女儿,她很委婉地要求女儿,她时常这样委婉要求。可是,女儿和她的丈夫辛苦忙碌整日整夜,也只够勉强度日,女儿还有三个没有独立的孩子,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岁月,时不时的负债累累。老人家垂暮光景,女儿惨淡营生,即使是生病了也舍不得求医。
故事中的女儿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她很想每天为母亲奉献新鲜的鸡翅,让她安享晚年。无论是道德上还是法律上,她都应该这么做。可是,女儿生活得很辛苦,只能勉强照顾自己的家庭,她没有余力满足母亲的要求。
道德与人情在这一层浅薄而深沉的关系中就是如此。《二十四孝》作为官方的教科书嗫嚅了这许久,终究不过是饭后的闲曲。没有一个母亲能每天要求他的儿子卧冰求鲤,因为,儿子迟早会冻死。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无从批判,如果感觉不到恐惧,则是再一次显现出大众的麻木和淡漠。人的一生,怎么会在这个时代如此空白而简洁,就像吹进池塘的纸,被菖蒲安静看着,就那样沉入水底,分解成泥沙。
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灵异或者奇迹,又或者,有没有人真正被允许说出那个最终的秘密。总之,从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身边就到处是黏乎乎的蛛网以及蝴蝶的死尸。我们度过漫长而空白的幼年,然后在童年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变得每个人都不相同,我们找到一张属于各自的网,为难着自己,为难着他人。
所有的无辜,在几百年之前,其实已经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