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我这样的男人，似乎已经有权利抱怨生活是如此boring了——人生过了大半；身体随时会在某天发出可怕的警讯；体重呈单向度不停攀升；对床第之欢的兴致与日俱减；《纽约客》和《纽约书评》食之无味；《阁楼》杂志在厕所里点缀如厕时光。(可是，安吉丽娜朱丽的裸照并不能让我激动。)
自从跨过了42岁，我开始觉得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所剩不过是按部
就班无惊无险的生活。我时常绝望地感到我的整个后半生都将被囚禁在这胶着粘稠的状态里动弹不得。
1999年，由于我的北京背景，我被公司派到北京做中国区的执行官。这个任命着实让我有些兴奋，至少我可以藉此暂时逃离纽约那令人窒息的生计，去领略另外一种莫须有的可能性。
就是在北京，我遇到了我所爱的第二个女人Barbra。在此之前，我只经历过太太这一个女人。太太是我的大学同学，14年前，我从北京拼命挤进纽约的门槛，在哥大读书，她和女儿被留在国内，直到我毕业后在曼哈顿谋上一份小差，一家才得以团聚。她来美国的时候，听说纽约天气干燥，化妆品又太贵，竟在箱子里揣了几十袋“郁美净儿童霜”！她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说服自己不再怀念“郁美净”，很安心地和我在这异国他乡一起慢慢变老。算起来我们已经相濡以沫了20年，她变成空气，自然地弥漫在我的周围，有时我甚至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我是在某个饭局上认识Barbra的，我至今已经记不起那是一次什么样的饭局，和一些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只记得Barbra当时的样子，她坐在我旁边，清秀，干净，水洗过一样。桌上的人在讲着不知所谓的笑话轶事，我的一个老同学拉着一个年轻姑娘也就是她第二任妻子的手，对我说：“Mark，还是回来好吧，纽约那个鬼地方有什么好？高度合理化的生活是对人性的扭曲。”我笑笑，无言以对。比起14年前，人们象是在一夜间打开了，变本加厉地去寻回不曾经历的好时光。这使我这个从纽约回来的人倒活象个乡巴佬。
吃饭的间歇Barbra向我索要名片，说过两天会有事情找我帮忙。我从名片夹里掏出名片递给她，她端详了一下，说她有个小学同学跟我同名。我打趣说那肯定不是我，”你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了。“几天后我接到了Barbra的电话，在电话里说要跟我换4000美元。晚上我去给Barbra送美元。我按那天的汇率兑给她，她却跟我讨价还价，她说：”大叔，8好不好?“她跟你讨价还价的样子象个调皮的小孩子，让你没法拒绝。我只好掏出钱包，又乖乖抽出几张钞票递过去，她报以狡黠一笑。
换完美元Barbra坚决要求我开车带她在四环上兜一圈，我感到意外，不过还是答应了。在四环上，车速升上来，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飞起来，她一言不发地歪在车座上，很是颓废。我在脑子里拼命寻找话题打破沉默。我问她换这么多美元干什么？她懒洋洋地说要去新西兰上学。我吓唬她说新西兰虽然美得象天堂但寂寞得象地狱，她说她在北京已无处可去，她去意已决。
我常常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那个小世界里气喘吁吁地瞎折腾，尽管外表看去都挺正常。我又何尝不是从纽约大老远跑回了中国？“无处可去”是一种接近生命本初的很宿命的焦虑，时不时地，我们感到焦躁，感到必须离开，离开一种生活，离开一种状态，离开A地到B地，离开甲奔向乙。她是谁？在经历什么？为着什么快乐和不快乐？小脑袋瓜里在想些什么？又为着什么感到无处可去必须离开？
总的来说那天晚上相安无事，兜完风后我送她到她楼下，然后径自回去睡觉。假如事情到此为止，一切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然而没过多久，Barbra又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她的新西兰签证已经下来了，她将在一个月后启程。我说既然你想好了，就多保重吧。她说我约了几个朋友吃饭，庆祝一下，你也来吧。我想了想，反正晚上无事可做，就答应了。
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所说的几个朋友一个没来，我有点疑惑但没多问。吃完饭她拉着我要去唱卡拉OK，一进卡拉OK就点了好几瓶红酒。很快我看出这姑娘是想要借酒撒疯，她跟我不停干杯，然后自顾自地咕嘟咕嘟喝下去。我没去劝她，一个女人想要把自己灌醉一定有她的理由，我只要让自己保持清醒就行了。她用话筒指着我说：”Mark，你不真诚，你没喝醉。“我说：”我不能喝醉，喝醉了没人送你回家。“慢慢地，红酒的酒力开始发作，她东倒西歪怪腔怪调地哼哼：”我想找条出路，到底有没有出路，我信佛，这有没有帮助，我试图接近幸福，可什么是幸福，我概念模糊……”哼着哼着，她开始呜呜地哭，身体止不住地往沙发下面滑，我只好扯住她，她顺势倒在我的肩上，伸开双臂，说：“Mark，你抱抱我吧。“我很为难，只好象征性地抱了她一下。她忽然勾住我的脖子，哭得更凶了。
我结了账在Waiters众目睽睽之下把她拖上了车，她蜷在车后座上泪水横流。进了她的家门，我替她擦了脸把她安置在床上，她猛地冲进卫生间大口大口地呕吐。我跟过去，她抱着马桶，眼泪鼻涕和吐出来的脏物糊在原本干净的小脸上，我在旁边看着，不知所措。吐了一阵她站起来在水龙头前洗了个脸，然后转过头来对我说：”Mark，我没事了，今天真对不起，你回去吧。“我说：”那好吧。我先走了，你多保重。”我转动门把手的时候，听到她在后面说：”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我回过身去，她倚在卧室的门框上，目光迷离。这个女孩是我喜欢的那种style，说实话，有几秒钟的时间我的心里有另外一个声音怂恿我留下，我知道那是来自心底深处最真实的骚动。不过，在这微妙的骚动过后，我面无表情地说：“对不起，我必须走，我有太太，我结婚了。而且，你太年轻。”她摇摇头，很失望的样子。她说：“算了，我不为难你，你走吧。”我转过身去打开了门，听到她在身后叹了口气：“你老了，你连失控的能力都没有。”
是的，我老了。象我这么个男人，从七八十年代在国内的循规蹈矩战战兢兢，一脚踏进美国式的中产阶级秩序里，几乎没有须臾感受到人们传说中的资本主义前沿地带的自由与开放。我从来不知放纵为何物，好象从未年轻就已经衰老。可是，长久以来，我分明感到自己骨子里依然有种不安分的东西，它象岩浆一样暗潮涌动，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沉寂下来，而是暗自积聚成一股能量。我经常能感到这种能量在身体里左冲右突，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平静我必须与之进行长期斗争。我担心总有一天它会到达极值冲出我的躯壳，完全超越我的控制力，诱使我去跟现在的一切既成事实作对。
尽管我总结自己当天晚上的表现算得上无可挑剔，应该说是个坐怀不乱的君子，可是有好几天的时间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Barbra那张小脸，我为突如其来的“洛丽塔情结”感到心慌。不知为什么，一想到一个月后Barbra将独自一人去那个前途未卜的地方，我的心里很凄凉。
我决定郑重其事地跟她谈一谈。这或许有点可笑，就象是一个老男人为接近小女孩而制造的借口。我一再告诉自己我只是想帮助她，我这么做完全是出于高尚的目的，这才稍稍心安理得。
我约了Barbra在日坛路一家僻静的咖啡馆。她那天完全没化妆，只穿了件白色T恤和一条牛仔裤，有些消瘦，象个中学生。我承认就是她的这副样子激起了我作为一个男人想要高尚和助人为乐的欲望。
她开诚布公地告诉我她算不上是个好女孩，曾交往过很多男人并从他们身上攫取利益。这多少使我感到意外，尽管以我对人的洞察和她之前的表现，我断定Barbra的内心一定远比她的外表浮躁。我想我并不了解这些在我曾经熟悉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可口可乐一代。
事实上Barbra沉迷于这个游戏，也为这个游戏所伤害。她在索取物质的同时，时常感到前途渺茫一无所有，这感觉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她拼命想逃离。她24岁了，环顾左右，没有人真正爱她，她也好象并不真正爱什么人。一切似乎都只是一种可看得见的付出与得到。
她说：“我很糟糕，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北京，好象从没正经做过什么事，我觉得我几乎没法独立生活，想想以后的日子我就怕得要命。所以，我必须得离开这里，我必须得找条出路。”
她的干净和柔弱让我觉得她所说的一切都可以原谅。我很想拯救她，仿佛她是一个落难的天使。当涌起这种冲动时，我觉得自己象回到了25岁，不顾一切，不计得失，满腔热情。我问她：“我能帮助你吗？”她苦笑：“你怎么帮？”我说：“新西兰并不适合你，我可以继续为你提供生活保障，直到你找到你的出路。”她暧昧地笑着，说： “呵呵，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她的笑让我无端端感到做贼心虚。我忙说：“我没别的意思，就当是积德行善吧。”
使我感到快慰的是Barbra接受了我的建议，她答应我不去新西兰，而是努力为自己找一条出路。我想她其实只是急于摆脱现状，并非一定要奔向那个寂寞的“天堂”。她说：“现在你给我的，就当是借我的，总有一天，我会还给你。”
我为Barbra租了一套小公寓和一辆切诺基，切诺基是她点名要的。她开起切诺基来非常好看，对，就是“好看”这两字。很大一个车和很娇媚的一个女孩，放在一块，效果奇特。在她身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反差，总能让我感到出乎意料，这深深吸引着我。不过，客观地说，她身上有着一切在物质骤然膨胀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女人的缺点。她爱虚荣，会为KENZO、GUCCI甚至秀水街的假名牌魂牵梦绕。
她有时还会旁敲侧击地提醒你她需要什么，并且制造足够的理由让你觉得你没有不满足她的道理。可是就连这点小小的伎俩也让我觉得她是那么可爱，我不介意在陪她逛街时做她的ATM。只是有一次，在LV店，她看中了一个手袋，吵着要我当生日礼物送给她，这手袋跟我在去年圣诞节送给太太的那一个一模一样，这勾起了我心中强烈的愧疚感。这一次，我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她有点生气，说我小气，我不想解释。
那天晚上，我躺在北京公寓的床上，昏昏欲睡中无比想念我远在异国的妻女。看看时间，正是纽约的早晨，家里应该正弥漫着咖啡和煎蛋香。我拨个电话过去，是女儿接的，她正在变声期，声音有些沙哑。她说爸爸我和妈妈都很想你……
有片刻我怀疑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我和Barbra的关系简直是世界上最古怪的关系。在外人看来，我一定是怯懦胆小愚不可及。我在心里不停对自己说，上帝啊原谅我吧，我并没有真正碰这孩子，我依然忠贞不二。
然而，必须承认，Barbra这样一个姑娘对我这个一直活在高度合理化模式里的人的确是种莫大的诱惑。她长了一张绝对禁欲主义的脸，却似乎被注入了一个纵欲主义的灵魂。两个人越来越稔熟，她开始放肆起来。在车里，在公共场所，她会忽然趴在我耳朵边说：“想要我吗？”然后不怀好意地咯咯笑。夜深人静，我送她回家，她总是在车里磨磨蹭蹭。她央求我，缠着我的脖子，说：“陪我上去呆一会儿吧，就一会儿。”我摇头，坚决地摇头——在这种时候，我不能行差踏错。有时Barbra会嘲笑我，她偷偷地问：“你是不是那方面有点……有点不行啊？”我真想狠狠地揍她，可却什么都不能做。任何一个旁观者看到我的状态都会觉得可笑，可是管它呢，我对自己说，我只要见到她，就挺心满意足。你知道这感觉吗？你看着她，她在吃饭，她在镜子里挤眼睛，她打瞌睡了，你就这么看着她，满足而喜悦。
我以为我和Barbra可以一直维持在眼下这种状态里。我想：罢了，哪怕让我供养她一辈子又有什么？她让我这个四十几岁的男人感觉到从前未曾有过的欢乐。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Barbra的脾气开始越来越坏，她经常莫名其妙地冲我发脾气，我甚至不知该如何道歉。
有一度，她干脆失踪了。任我怎么也找不到她。她象是早有预谋似的，失踪了个彻彻底底，不留一点形迹。白天，我工作，晚上，我四处寻找她。我心急如焚如坐针毡，这城市太大了，一个人扎进去就可能再也不会出现。我唯恐这个精灵从此在我的面前消失。
在煎熬了半个月后，我接到了Barbra的电话。她说，来接我吧。我问，你在哪儿？她说，我在机场。我开了车飞快地奔向机场。Barbra背着一个巨大的背包，脸晒黑了。在车里，我问她去哪儿了，她回答：“西藏。”我问：“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小声地喃喃：“反正你也不在乎。”我有点愤怒，这个小丫头并不知道她的消失把我的生活弄得多么糟。我说：“不，不是这样，我在乎，很在乎。”
她说：“那——你为什么不碰我？”
我说：“我不能，我有太太，有家。”她针锋相对地说：“那你可以不理我啊。”我无言以对。是的，我知道我错了。我应该远远地躲开她，让彼此在彼此的世界里消失个干干净净。可是，我怎么能放下她不管呢？一想到那天晚上她在卡拉OK里哭泣的情景，我总觉得肩上有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天哪，告诉我，我是不是很愚蠢？
我叹口气，说:“好了，不吵了。你先回家歇一歇吧。”Barbra忽然说：“停车。”我下意识地踩了刹车，她拉开车门，拔腿就走。这突发状况扰乱了我的心神。我想去追赶Barbra，可这姑娘片刻就这在街的拐角处消失了。这时交通警从后面骑着摩托追上来，我只好乖乖地等待处罚。
几小时后我又接到了交通队的电话。Barbra因为酒后驾车被扣住了。他们一查，是我租的车。我去交通队接Barbra，她没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一副受了伤的小可怜相儿。一看到这副样子我就无所抵抗。我在交警们鄙夷的逼视下办妥了手续带她离开了交通队，她说饿了要我陪她吃夜宵。我带她去了一家24小时的茶餐厅，她狼吞虎咽地吞下了一大碗炒饭。我告诫她以后不准做这么危险的事。她说你管呢，我愿意。她的语气和表情里全是挑衅。
这又是场不了了之的对话，我们之间越来越多地发生着类似的对话。我有点累了，我说走吧，我送你回家。在她的楼下，她问我：“你真的不想上去？”我摇摇头。Barbra又重复了一遍：“你真的不想上去？”我摸了摸她的头发，再一次摇了摇头。她叹口气，说：“那好吧，你亲我一下吧。“我犹疑着。我一直拒绝和她有过于亲密的举动，深恐自己会把持不住。她说：“一下，就一下。”我抱住她，轻轻地亲了一下。她闭着眼睛，额头光洁，小小的肩膀弱不禁风。我心里涌动着一种剥开她安抚她的冲动，然而，多年来的行为准则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弹射力量，每次我滑落到那边缘总是被弹回来。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欲望，拍拍她的脸颊，对她说：“好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她点点头，象个乖小孩，拉开车门上了楼。
公司的业务上了轨道，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晚都加班到深夜，忙完了，想给Barbra打电话，又怕吵醒她。忙过这些天之后，我决定给Barbra一个惊喜，于是在一个旅行社报了名参加周末香港购物休闲游，我兴冲冲地要把这个消息立刻告诉她，可是她关机了。我心里瞬间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我用了所有可能联络到她的方式，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她。
Barbra再一次消失了。在我为她租的小公寓桌上我发现了一封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Barbra的字迹，有点稚趣的字体。你能想象她的小手写这些字的样子。在信里，她说，亲爱的Mark，我去西藏，就是想在一个离你很遥远的地方问问自己，我究竟爱不爱你。也许，象我这样经历过太多男人有太多欲望的女人的爱并不值钱，然而在西藏的日子时，我是如此想念你，又如此绝望。我发现我远比自己计划得更爱你。我知道你所固守的东西让你永远不会真正接近我。所以，我唯有从你的生活里退出。我还是去新西兰了，对不起!
收到这封信的很长时间里我处于失语状态。那天办公室里不停有电话接进来，不停有公务要处理，秘书不停地提醒我在什么时间约了谁。我混沌地说着该说的话，做着该做的事。与此同时，Barbra留下的词句不停地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我无法抑止地回味和咀嚼它们。我甚至冲动地拨了订票公司的电话，想要他们帮我订一张去新西兰的机票，然而在确认航班的时候，我还是取消了。
Barbra就这样从我的世界里一下子遗失了。是的，我从没真正地接近过她，我甚至怀疑我根本不清楚她究意想要什么。很久以后，我明白我其实犯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当我处在责任和爱情的两难境地，我选择了一种看似可以与自己的行为准则达成协议的方式，我努力地想要合理化自己的这一次外遇，为自己构建一个精神恋爱的乌托邦。为此我拒绝Barbra的身体，只提供给她物质上的帮助，让自己看起来象个高尚的正人君子，借以逃脱良心的谴责。我却从来没有站在Barbra的角度上替她想一想，她不停试探，我不停退却，让她在爱情的僵持状态里苦受煎熬。我以为自己没有伤害她，其实我深深地伤害了她，我以为我对得起我的太太，说到底我根本是背叛了她。
一年后，我被调回纽约总部，回到太太和女儿身边。我拼命让自己成为一个更为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她们并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但我却需要用后半生的时间对她们进行补偿。
如今，每天傍晚，我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在纽约街头排大队等待绿灯，满世界的人都在车里无望地左顾右盼，电话铃间歇性地不停作响……太太叮嘱我带瓶桂林辣椒酱回家……刚移民来的老王问哪里有象样的中国馆子……日子还是那么繁冗，我却已经可以与之平和相对。
静下来的时候，我会想，其实Barbra的出现并不是随机和偶然的，正是因为我心底本就有渴望，有未死的激情，有一直在积聚而没能释放的能量。她不论是谁迟早要来，迟早会象一颗钉子楔进我的世界，就仿佛是上帝派来的人，专为消耗和消灭我心中潜藏的能量、最后的激情、冲动以及对可能性和意外的期盼，让我可以平静地安于现有的一切。她同时带走了我曾经为自己的道德操守而引以为荣的那点点良好的自我感觉，使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意识到自己是如此自私。这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外遇，它逼使我直视自己灵魂里的阴霾。
圣诞节，女儿突发奇想提议去新西兰度假，太太也随声应和。“新西兰”这三个字让我分外敏感，可我找不出理由拒绝这个要求。
在新西兰的街头我下意识地寻觅Barbra的身影，每个过往的华族女子都让我心跳一番。我仍然无法忘却那个精灵。
而，她在哪儿？她还好吗？愿上帝保佑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