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悉尼Burwood小镇的第二天，就在儿子家附近的公园里认识了李太太。觉得港台风味的称呼“张太”“李太”挺拗口，就按大陆北方的习惯叫她李大姐。
李大姐今年六十多岁，上个世纪90年初和丈夫老薛先后从新疆乌鲁木齐投奔儿子来到澳洲，定居悉尼的。她身材高大，胖胖的，浓眉大眼，虽是汉族人，可能是受地域风土人情的熏陶，举手投足那开朗豪爽劲儿，不经意间便露出几许新疆维吾尔族女性的风韵。看得出，年轻时无疑是个漂亮人儿。
借儿子的光，她和丈夫老薛一直享受澳洲的公民待遇，每周领到足够的生活费（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低保）。最近，扯到了公民纸，举手宣誓，成为澳洲公民。喜得李大姐逢人就说：“这下可好了！就是死在街上也不怕了，政府会派人给拉到火葬场了！”这话她说了一次又一次，每当她喋喋不休地重复这几句话的时候，实在是让人十分不解。不，是让我不解，可能朋友圈里，了解她的人，就不然了。移民澳洲，在国人看来，是到了天堂一样的好地方，怎么能仅仅是为了死了有人抬呢？这问号一直在脑子里回旋。
在以后几个月里，我和李大姐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早晨，我和丈夫在公园里和十几位华人打太极拳，李大姐也混迹其中。其实，她并不会打，也不那么认真学，只是活动活动，寻些人说说话而已。白天，她领着我逛超市，整条街转个遍，买些打折的鱼呀，虾呀，面包牛奶的。看到大陆少见的食品，她会不厌其烦地向你推荐。“这东西好，有营养，鬼佬们都吃它！”有一种成包成卷，像香肠又不是香肠，像豆腐干也不是豆腐干的食品，（其实就是奶酪）我拿不准家里人是否爱吃，不敢贸然买回去。于是，李大姐就自己花钱买了一包，打开包装，送给我一半，“拿回去尝尝！真的挺好吃！”
一天，在华人店里的冷柜里，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看到了北方人爱吃的馒头，雪白的颜色，精致的包装。可是价钱令人咋舌：一包六个一两重的小馒头，标价3。5澳币。换成人民币就是20多元钱。心想，这也太贵了！还是回家自己用酵母发面蒸馒头合算。李大姐看我的表情如此大惊小怪，就让店员取出两包，自己留一包，送我一包。她总是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尝尝澳洲的馒头，香港风味的！”我不好意思，硬着头皮给她钱：“怎么能总花你的钱呢？”李大姐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这钱是我昨天在赌场赢的，该请客的。”
李大姐她能用英语叫出简单的食品和地名，买东西的时候，有她陪伴，情绪就放松了很多，特别是和那些阿拉伯人打交道的时候，就不那么发怵了。热心的向导，没用几天，就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于是，藏在心里的谜慢慢揭开。
李大姐是家族中最后一个离开中国大陆的。丈夫老薛在家乡早就有了外遇，两个人冷战十来年，互不理睬。儿子见状，想方设法弥合父母之间的关系，早早把父母移民到澳洲，并把父亲安排在自己的公司里工作。老薛不会英语，不懂建筑，力气活干不了，每天还和工人一样，拿一百澳元的工资。孝顺的儿子说是让父亲帮忙，实际上，是替妈妈把花心的父亲“管束”起来。李大姐对丈夫的背叛行为恨得咬牙切齿，说什么也不愿意和老薛在一起过，所以，她虽然和老薛一起办的移民，却一直呆在在乌鲁木齐的家里。一个人实在孤独寂寞，总是担心万一哪一天有个大病小灾，一病不起，死在家里都不会有人知道，这才屈从儿子的压力，移民澳洲。
李大姐除了洗衣做饭，每天无所事事。实在闲得难受，便包些饺子送人。谁也不白吃她的，有的给钱，有的送她实用的东西，她也乐不得以此打发时间。Burwood那小镇华裔居民并不多。多的是像我似的，探亲小住，最多也就是一年半载。李大姐似乎并不在乎哪个是长久的朋友，哪个是呆不了几天的，只要谈得来，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和新老朋友们在一起消磨。每周到赌场里小不溜的玩一两次，碰碰运气。输了，啥话没有，赢了便兴高采烈地张罗请客。
李大姐是个话匣子，且不失幽默。家里家外的事，儿子孙子的事，感情的事，从不避人。只要有人倾听，不一定以哪个物件，哪个情景为由头，说起来就收不住，没完没了。有时有点颠三倒四，有时有点不能自圆其说。她的故事，我起码听了三遍以上，所以能理出个大概的头绪。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新疆边境地区的牧民遭遇饥馑年荒，李大姐与父母及外祖父母等一大家人加入逃荒队伍，方向就是前苏联。是主动叛逃，还是被人蛊惑裹胁，她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因为当时她才十来岁，世事不懂。那时，老百姓饿急眼了，哪里有饭吃，就奔哪里去，不计其它。和安徽、河南的灾民流向山东辽宁，四川贵州的灾民直下两广一样，没什么忌讳。她只记得外祖母和两个姨母在迁徙途中不知去向，杳无音讯。她自己在人荒马乱中，也和父母走散了，孤身一人留在乌鲁木齐。二十年后才逐渐得知外祖父由于惊恐劳累过度死在路上，只有她的父母、两个哥哥和一个舅舅在苏联境内聚合。母亲在苏联境内又生了个妹妹。
转瞬间失去了父母的呵护，李大姐像一只流浪街头的野猫，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惶惶不知所措。他们一家本是草原上的放牧人，居无定所，一顶毡房，一堆锅碗瓢盆随着四季草场变换，循环往复地流转。全家逃亡后，“家”已经踪影全无。因此，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惊吓、饥饿、孤独一直笼罩着她幼小的灵魂，无家可归的她，成了小“盲流”。有人收容盘查，便说自己父母双亡，是个孤儿。说来说去，连自己都深信不疑，十六岁就进了纺织厂做了纺织女工。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她在苏联的亲属们又陆续移民澳大利亚，辗转好几个城市，最后在墨尔本扎下根。当时，外来移民中，亚洲人特别少，相对来说发展的机会就比较多。加之这些人能吃苦，能忍耐，每个人都逐渐摸索，寻一个行当，从做小本生意开始，逐渐发展起来。李大姐的舅舅、哥哥们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资产越来越丰厚，店铺的规模日益扩大。她的老母亲和舅舅虽然年纪非常大了，都还健在。两位哥哥事业成功，人缘好，其中一位还担任商会会长。唯一的妹妹在西澳开贸易公司。
改革开放以后，李大姐的儿子、女儿先后投奔姥姥、舅舅来到澳洲谋生，并和当地的华人结婚生子。好景不长，兄妹两人几乎是同时陷入婚姻危机。女儿离婚后没分到什么财产，带着孩子靠政府福利和亲友们周济度日，生活并不困难。儿子的装修公司在各地辗转承包工程，儿媳妇在家里无聊寂寞，莫名其妙地和一个小她几岁的大陆留学生黏在一起。规劝多次，毫无效果，最终儿子选择离婚。主动提出离婚的人在财产分配上是很吃亏的。儿子打拼十年攒起来的家业，离婚时分成三份，女方和孩子拿了大头。幼小的孩子判给女方，因此，家里的主要财产即一座价值八九十万澳币的房子便落到女方名下。儿子净身出户，手里只剩下一个装修公司，只能白手起家，从头再来。公司流动资金很少，也没什么固定资产，一辆车，一堆梯子、脚手架等简单的设备而已。好在，工人不是固定的，在哪里揽到工程，就在工地附近招揽工人，现用现招，每天结算工资，公司也谈不上有什么负担。
李大姐为儿女的感情生活操了不少心，丝毫不起作用。觉得当地的华人女孩生活太随便，太任性，不好相处。李大姐就从新疆老家的熟人中，为儿子挑选一个姑娘介绍给儿子。姑娘兴高采烈地嫁给她的儿子，顺利移民澳洲，对婆婆感激有加。儿媳即没学历又没什么技能，不通英语，只能在家里做家务。第二年，儿媳生了个男孩，小两口子一直相安无事，婆媳关系却日益恶化。无奈，李大姐竟背着儿子离家出走了。在教会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在外边租了房子单过。儿子每天下班到妈妈家里，把买好的生活物品送来。外出之前，也必须先安排好父母的生活，才能安心走开。于是，在朋友堆里，李大姐的诉说，自然添许多新的内容。
和李大姐说再见的时候，真有些不舍。她极力劝我移民澳洲，我叮嘱她：“冲着儿子这么孝顺，和老薛和儿媳都和好吧！在新的朋友面前不要再对老伴和儿媳恶语相加”。遗憾的是，我和李大姐每个人的面前都横着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实现美好的愿望谈何容易。
以后的每年春节，我和李大姐都有联系。我给她寄去些茶叶、衣物，她回赠我一些“鬼佬们”都爱吃的食品。电话里告诉我，已经搬回儿子家。详情就不是很清楚了，大半是心疼儿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