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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书》到《地书》，徐冰如当代仓颉（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般为造字劳作。他对文字的兴趣是命定的，他的文字役是苦劳更是功劳。
为了《地书》，徐冰说不定湿透了一百件白衬衫。
九年未停过材料搜集，不断推敲、改进、调整直至第七个版本，出版前夕四个月日以继夜地编辑、修改……一切细节都要亲力亲为，徐冰所做的，是日常生活里最艰辛也最冒险的行为——与一个好想法纠缠到底，把它落实成一套当代象形文字系统、一本没有传统文字的读物、一种超越现有知识分类和地域文化的交流方式、一个可以自然繁衍的艺术项目。
人人都说他聪明，也人人都说他难以了解。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一切顺境羁旅都视为养料，又从不简单地从艺术角度思考问题；而难以了解是因为他的固执——从2003年看到那张“三个图标讲清一件事”的口香糖包装纸开始，他没有一分钟放开“用图形符号叙述一个完整故事”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狂想的念头。
“作品的命运取决于制作过程的态度，假戏真做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艺术的力度就会出现。”徐冰曾用这句话来说《天书》，如今用在《地书》上也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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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0日晚上9点，“徐冰个展：地书”开幕前夜，上海突然下起滂沱大雨，风也吹得紧，露出小腿在外滩三号楼下排队等出租车的美女个个冻得牙齿打战。
三楼的沪申画廊难得的空旷安静，徐冰站在两个美国人——助手杰西和画廊总监马修中间，打量复制了一大半的地书工作室。“墙上的草图有多少内容是重复的？”他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之后问道，语气听起来低沉疲倦，但是手并没有停止整理桌上的文具和纸张。
外滩每天都在上演各种故事，有人看一眼东方明珠啜一口上好红酒，有人对一夜黄浦江流一公升眼泪，徐冰想让这些故事也“走进”《地书》里。“明天这里会用投影播放一个动画，”徐冰指着可以看到外滩的窗口说，“动画和窗外的景色结合起来，很多图标小人走来走去，和外面的人一样，他们都是有故事的。”
夜里12点，雨越下越大，外滩也熄了灯，楼下发生一起事故阻碍了交通，有人把车喇叭摁得嘟嘟响。但是徐冰好像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他搬把椅子坐下来，指导助手调整《地书》堆成的巴别塔，甚至没有看一眼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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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书工作室原本是望京酒厂艺术园徐冰工作室的一块区域，那里时常一地纸屑，电脑剪切和剪刀剪切同时使用，理科男和文科男通力合作，为了《地书》，徐冰和他的助手们在那里熬夜超过一百次，一起讨论、排版、编程、喝咖啡、打瞌睡……徐冰出差多，但即使深夜降落首都机场，他也总是首先一头扎进地书工作室，先看进度再回家。
2012年1月，徐冰敲定在上海进行《地书》在中国大陆的首发，考察过沪申画廊1200平方米的场地后，他决定把在北京的地书工作室复制到上海。
除了地书工作室，个展内容还包括《地书》七个版本的展出、《地书》堆成的巴别塔、《地书》内容的逐页展示、《地书》字库软件的使用、《地书》内容与外滩景色配合的动画播放，以及《地书》衍生品等。
此前，地书工作室在台北诚品画廊也展出过，但是4月21日这天下午，上海记者会已经开始了，布展还没有最终完成。徐冰承认自己是挑剔的完美主义者，在他手里，事情必须做到无限趋近于好才罢休。
2012年初在台北做展览时，几个回合的交道下来，画廊小姐们私下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徐白白”——墙面要白色的，亚麻布要白色的，画框要白色的……一切都要白色的。“白色是最不容易出错的，你很难控制别人和你想的一样，所以就选最基本最保险的。”徐冰解释道。
对作品事事要求完美的徐冰，对自己却很马虎，他带了一套正式的西装到上海打算开幕式穿，因为忙这忙那，开幕式快结束了才有工夫换上。
开幕展上，地书工作室可以让观众随意进入与翻阅桌上的材料，是因为没有怕丢的东西吗？当然不是，在墙角一份不起眼的文件夹里，就有徐冰2007年用《地书》写给女儿的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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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一次读《地书》，这行为与1989年我开始读第一本童话书的感受很相似。
那本被反复翻看的童话书里，最受欢迎的故事，如《海的女儿》那几页，沾了橘子汁、巧克力屑，纸页也有些松动。《地书》的情形也差不多，作为睡前读物，雪白封面上染了手霜、驱蚊水，还有眼镜烙下的痕迹。
写作《地书》的徐冰像是一位绘声绘色的小说家，像安徒生那样，洞察世事又善于描写，使我们阅读时仿佛又变成了小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孩子，只为找乐子而读。虽然他自谦“不是一个很善于编故事的人”，但“黑先生的故事”孩子们一看就懂了：“就是一个男的想找一个女的。”
为孩子们这句童趣的总结，徐冰高兴了好几天。
阅读《地书》的窍门在于，放松你的权力意识，最好放松到目不识丁的程度，防止傲慢或恐惧影响理解力。“对它的识读能力取决于读者介入当代生活的程度。”徐冰说。
《地书》的可读性一方面来自故事，读者看到一个集白领日常遭遇之大成的有趣故事；另一方面来自它没有一个字的形式：那些我们熟悉的、可爱的小图标组合在一起，竟然可以表达这么丰富的意思，喜怒哀乐、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友情爱情……徐冰却说这还不够：“它已经能表述的程度，是我们的认识所不及的。”
有朝一日，也许《地书》会变成一种实用工具，成为异文化交流的桥梁，说不定还会出现地书作家，为《地书》补充更细腻、更精致的表达。
而使用上，物理学家霍金已经开始试用一种读取脑电波的神经装置iBrain，尝试用脑电波“说话”。也许有一天，书写“地书”也可以直接通过脑电波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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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浑浊空气的眷恋者、传道授业的博士生导师、忙碌的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正统、谦虚、守时如钟。但《地书》却是一件颇具争议性的作品，甚至有人说他变了，开始像90后学起了火星文。
“我想向世界提交一本书，一定是任何人都能读懂的。”这是徐冰关于《地书》的“野心”。
徐冰一直在“玩”文字，从来没有变过。他的作品绝对地前后一致，彼此却又强烈地各不相同。上世纪70年代，他在收粮沟插队时用蜡纸刻印刊物《烂漫山花》；1987年，他独在斗室汗流浃背地刻制了四千多个没人能够读懂的伪汉字《天书》；1994年，他反复琢磨发明了新英文书法；1999年，他坐在山坡上用文字写生。
如今的《地书》，是徐冰与文字有关的创作的里程碑，他直接用图形符号写这个故事，中文版是之后请人“翻译”的，竟有1.4万字之多。
好的艺术家不是单靠技巧的，他们工作时既用技巧又靠信念。徐冰的长处是他总能重新坐回书桌边长时间孤独地工作，如同服文字役。专注起来时，他只接收跟心里想的那件事有关的信号。比如看戏的时候，他会想，戏剧脸谱就是符号，组织后就能表达情感了。
徐冰太慢了，用了七八年才推出《地书》；可是他又太快了，有人毕生也做不出一件像《地书》这样好的作品。
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中国人，又生活在一个对艺术家和中国人刮目相看的时代里，他从前饱受伤害而今深受爱戴。他的内心隐藏着的爱与怕也许从不曾公开述说，但是每一件作品都大胆而直接地表达了他。从《地书》里，你看不到关于徐冰的一个字，却可以读到关于他的一切。
《地书》首印7000册，上市半个月市面上已经不多，出版社准备加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