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做事精明、工于权谋之外，吴佩孚（字子玉）还有一个本事：当他要见一个不想见而又非见不可的人，就会故意装疯卖傻、嬉笑怒骂，说些完全不着边际的话，令人啼笑皆非、不知所云，来访者只好尽快结束见面，告辞走人。
冯玉祥与吴佩孚曾经私交不错，但后来却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时，他再到洛阳，吴佩孚就会以“装傻”应付，让冯大长见识。关于吴佩孚的“装疯卖傻”，冯玉祥在自传《我的生活》中就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有一天，我到洛阳和吴佩孚晤谈，我说对日的外交应该确立方针，密切注意。日本国内的情形应该努力设法详加调查。他却说日本的事不必看重，因为日本人是中国的移民，听他们说话，就是吴音，和我们江苏口音一样，他自己就是吴太伯之后。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辈，若有交涉，他只要发一电报去，以此历史说之，无事不可成。我又说我们此时当倾注全力建立国防，而且创办空军，培育航空人才尤为必要。他却说我国自古就放风筝，用这种风筝就可以把他们挂下来。最后我又谈及河南旱灾，以为此事可忧，当设法防救。他马上把桌子上的签筒拿过来，从里面挑出六个制钱，嘴里还嘟哝了一会儿，一连下了六七卦。和我说，不要着急，明天午后二时定要下雨。我觉得好笑，问他哪个方向下雨，他说在西北方。第二天午后三时不见一丝雨意。我问他何以不下雨，他说已经下了，还正在下着。我问在哪里，他答道，在莫斯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其时，吴佩孚蛰居在沦陷的北平。
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寇逐渐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潭，故提出“以华制华”的策略。日特机关大肆网罗中国的失意政客和在野军人，拼凑傀儡政权。吴佩孚这位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华北及两湖一带尚有一定的号召力，再加上同蒋介石有宿怨，当然是日本侵略者的最佳人选。为此，他们专门把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的工作机关改名为“吴佩孚工作机关”，重点做吴佩孚的工作，以“建立一个以吴佩孚为中心的新政府”。于是，日本特务不择手段，开展了一系列的诱降活动。华北、西北等地一些热衷于投敌的失意政客和军人，把一封封电报发给吴大帅，请他出山与日本人合作“拯救危局”。其实这些花招在一番热闹表演无果后，日本特务大迫通贞找上门来，吴佩孚则以装疯卖傻对付之，扯些不着边际的话，让大迫听了不知所云。
大迫威胁道： “不和日本合作，不好办吧！”
吴说：“那有什么关系！我姓吴，是吴太伯之后，你们日本人都是中国移民，我是太伯第一百零一代孙，你们大正天皇是我太伯第一百零二代孙，皇太子裕仁是第一百零三代孙。你们皇太子大婚怎么没给我送个信儿，我也好派代表送点礼物呀！”
大迫听了，怒气冲天：“我们日本飞机可以把中国炸平！”
吴说：“那有什么，我会念咒，只要扔上一团麻线，就可把你们的飞机缠下来……”
面对大迫通贞的威胁利诱，吴佩孚软硬不吃，装疯卖傻，嬉笑怒骂，把日本特务捉弄得哭笑不得。
大迫通贞无功而返，特务头子土肥原亲自出马。他一改傲慢态度，乞求道：“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
而吴佩孚则故伎重演，故意装傻，答曰：“自身不能救，焉能救人？”
土肥原碰了一鼻子的灰，不死心，第二次又来央求道：“请玉帅出来调停和平。”
吴佩孚答：“请贵国天皇及中央介公（蒋介石）
当然可以。”
土肥原仍不死心，第三次又来说：“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护中日民族问题。”吴佩孚答道：“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连东北也在内。你看可以吗？”
土肥原，这个自吹和中国人打交道从来没有失败过的日本特务头子，遇上了吴佩孚却毫无办法。
吴佩孚这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直系军阀头目，在历史教科书中已被定性为反面人物，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大义凛然，拒当汉奸，维护了中国军人的尊严，显示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这方面还是应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