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跟王安石肯定没有仇没有怨。导致北宋灭亡的，恰恰不是革新党“王安石”，是保守党“司马光”。我不评判林语堂的人品如何，仅就事论事。林语堂写《苏东坡传》贬低王安石很正常，因为苏东坡是保守派，而王安石是改革派，两人在政治立场上完全是对立的。问题是，林语堂似乎非常推崇苏洵对王安石的看法，而苏洵更是作《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了强烈抨击，而林语堂显然认为苏洵的说法是对的。
都说民国出了一大批国学大师，其中就包括“林语堂”。民国时期，所谓的一大批“国学大师”，严格地来说都是“西学大师”。这批人，有的很小就去国外留学，有的成年后去国外留学，很多人去过好几个国家，在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这一批人，对西方文化相当了解，而对中国文化了解并不深。
民国时期的所谓大师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比如，鲁迅把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全部归咎到中国传统文化，鲁迅曾说过很极端的话:“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陈寅恪等人，也都发表过一些奇谈怪论。
究其原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人们开始从人种、文化、思想、制度等方面，寻找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新文化运动”，首当其冲就是砸烂“孔家店”，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民国时期的一批留过洋的所谓“大师们”，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远比中国更了解，他们为中国传播先进科学思想，真的是“功不可没”。
但是像林语堂们少小就留洋，年轻的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太了解，到了中年以后再回头研究“国学”的时候，“西化”的思想加上“有色眼镜”看历史，一切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他们这批人不能正常的看待“国学”，语出惊人和研究成果怪诞不经，那是必然的结果。
林语堂50岁以后，于1947年写成《苏东坡传》，说实话林语堂的研究成果不敢恭维，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不是肤浅的问题，而是纯粹的“混血文化”，他对王安石的指责，是非常不明智和肤浅的，而他对苏东坡的吹捧，也有点过头了。
北宋软弱的原因，在开国皇帝赵匡胤身上，重文轻武导致北宋对外战争中，总是“小胜而大败”，1004年，宋对辽的“澶渊之盟”，1044年的庆历合议，北宋每年送给辽和西夏银30万两，绢25万匹（折合白银150万两）。这两项岁贡成为北宋沉重的经济负担。
到了神宗时期，北宋的经济已经接近破产，这才催生了“王安石变法”。新法尽管不太完善，在实施过程中也有点问题，但是，王安石变法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神宗死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彻底废除了新法，北宋彻底失去了最后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北宋的经济到徽宗时期，也就彻底的崩溃了。
王安石死后，苏东坡等人也认识到司马光废除新法的弊端，苏东坡就和司马光决裂了，但是，苏东坡也是回天无术了。苏东坡从京官贬为地方官，在惠州、琼州（海南）为別驾时，朝廷共欠苏东坡奉银600多两银子。可以想见的是，作为地委书记、副书记的工资，都拖欠成这个程度，实际上北宋经济已经彻底破产。
北宋亡于司马光废除王安石“新法”，废除新法后北宋财政破产，财政破产后必然横征暴敛。梁山泊的“下湖税”，直接导致渔民和官兵的对抗，拖欠饷银造成部分官兵反叛，横行河朔、数万官军不敢挡的“宋江起义”爆发了。宋徽宗在江南搜刮“花石纲”，催生了“方腊起义”。数年后，仅仅七万金兵，就攻破东京汴梁，徽钦二宗都做了俘虏，北宋灭亡了。
说实在的，民国时期的留过洋的所谓“国学大师”，都是混血型的专家，他们对西洋文化的了解，远远的多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因此，林语堂、鲁迅、陈寅恪们，才会语出惊人，故作“大师”之状。这些全盘西化的“大师们”，把他们称为“西化大师”更恰当，张大千毁掉的敦煌壁画，比他创作的“国画”，值钱的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