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真正与我的女孩去民政部门办理结婚手续时，我才真正把“登记”这词理解透彻这是一个困扰我多年的疑惑。我这人天生悟性差又不好刨根问底为了那点面子就好装先知，因此小时候时不时听到大人说谁与谁去登记之类的话就发动想象，那地方肯定有这样一个装置：大概两个人就像坐大汽车一样在上面坐好，每人抬起一条腿拿脚朝着一个轮子登一下，踹一下，拍一下不能踢，踹和拍都有登的意思踢就不行。再大些时候随着自然发育性起日益加重也没对“登记”这鸟词的理解有所改变倒是自己加进不少幻想比如，到登记处去登记会不会很好玩，像不像游乐场，登起记来会不会很累万一登不动咋办，会不会登恣了不想下来，我何时去登一次记，我会和谁去登记，会不会是她。就是到了渴望结婚的年龄也没有去深究而是，把小时候对“登记”的理解当成一种祭奠，需要时拿它出来自我祭奠下，一个苦笑还真想把这世界给蹬掉。
与我的女孩商量去登记的时候我们也就热恋七个多月时间发展不算慢，也够闪真说起来在那个年代。大概母亲的提醒是催化剂但，还是可能肯定我先猴急跟我的女孩说要去登记的吧我想，关键是她不反对还很配合这就说明时机已经成熟，爱情已经开花只消做窝就可结果。那会儿单位是一个人很稳定很坚强的后盾因此，去登记结婚首先要取得单位的认可，要单位给你开许可证明俗称“开条子”，没有单位的条子民政部门不给你登记也算不出谁家的权力更大哪家部门的责任心更强，好像政府部门可有可无似的也不跟单位争权，看来只要权力变化不成金钱利益就不重要没人爱。我记得我决定去单位开条子的那天是一个午后，我爬到三楼党办，找到专管妇女工作的常爱花同志稍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听师傅们说去登记要先来开条子，是不是啊。常爱花黑红着脸微微一笑示意我坐下，此时那个广告部门的裴老板恰好在屋里砸牙，他原来是工会干事，这些人去经商也忘不了经常来跟党热乎他听说马上接话道：来开条子买喜糖了吗。我说喔，我还不知道来他说：谁跟你似的，结婚登记不买糖就来开条。常爱花说你别信他的，然后问了我对象在哪单位啊认识多长时间啊是否自愿啊就一边熟练地开了条子。我拿好条子赶快往楼下跑这地方不是咱呆的心想，小鬼无处不在。
事先我与我的女孩去照相馆照了一次三张两寸黑白照片，又各自去医院拿了体检表，打听好登记处的大体位置在城隍庙附近一问在里边。我记得是一栋平房有两个女同志在把关宽大的铝合金推拉门玻璃窗一尘不染，屋里陈设简单也喜庆好像我们党办好像有心形图案和百年好合的祝福，只有婚姻法的规定告示和结婚自愿的警示标语好像是权力象征。先是一段盘问还把体检表要过去看，再就开始无聊无意识地提醒我就对媳妇说：来的时候忘记买喜糖了，你快去买喜糖。媳妇就去买喜糖，我就在登记处登记使劲瞪好像要了结多年的心愿似。媳妇买回糖来她们就开始往大红平绒皮结婚证书的内页上贴照片每人一本男女平等，贴完照片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台式钢印机，“咔嘣咔嘣”两下就把我和我的女孩永远地拴在了一起。再想反悔，你就是一个有过一次婚姻的人了。
登完记不知道有没有搞过一个特别的庆祝没有，好像也没有大声宣布我要结婚的消息这算什么喜讯，我想最有成就感的还是母亲吧，父母的人生任务和目标也即将完成都是中国人的习惯嘛。我的心情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七日大爆发，这大概是这段人生经历里最后一次记录。不知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天去登记，戊辰年农历七月初六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