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动荡不安的“十年浩劫”中度过的。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墙上到处都写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宣传标语，全国各地都在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超英赶美”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如火如荼。一时间，农产品产量“卫星”竞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浮夸风的泛滥简直登峰造极。为了保证钢产量的实现，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土法上马，全民大炼钢铁。全国普遍建起了炼钢铁的小高炉和土高炉。为了找矿，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带领群众上山，连在校学生和老人也背着镢头浩浩荡荡地去挖煤炼钢。没有矿石的地方，就砸烂家庭用的铁锅作原料大炼钢铁。不少地方的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农田荒废，森林被砍光，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加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
紧接着，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在农村中是“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主要整治地、富、反、坏、右分子，整治一些农村干部的懒、馋、贪、便、占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违背社会主义的坏风气。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随着各种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越来越紧了。
那个时候，我舅家被定成大成分（地主），舅爷被扣了高帽子沿街游行，开会批斗。批判会群情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有的人竟然挥起拳头，向爷爷袭来，还有人扑上去撕打，当时的处境十分恶劣。舅奶被这疯狂的场面吓得不敢出门，一些所谓的“积极分子”竟把她拉到街上，给她嘴里灌脏茅坑水，后来被逼无奈，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跳进了村里的大涝池，永远离开了人世。母亲当时是生产队会计，因出身问题，就有人捏造事实，进行诬告，向工作组反映，添油加醋的说我母亲是四不清干部，后来还被抄了家，关了牛棚，挨批斗（父亲当时在外地工作，才幸免遇难）。母亲被诬陷，像掉进了万丈深渊，就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眼泪只能往肚里咽，她的身心遭到了极大的摧残，人格受到极大侮辱，气得浑身瑟瑟发抖，恨不得一头撞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抄家，批斗，打人等残暴野蛮的事情在各地愈演愈烈，不久各地泾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与整人的。他们到处张贴大字报，开批斗会，落井下石，弄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好在我的父亲那时正好赶上社教运动干部对调，去了外地参加工作，要不早就被村上的“积极分子”因母亲的成分问题牵扯进来，挨批挨斗，上街游行。现在，每当父亲谈及此事，谈到村上派人前往单位调查情况，几次险些被拉回批斗的情景，总还心有余悸。
随着运动的发展，我们这一片也分了派系。一派叫“88”派，是抓掌大权的“当权派”。一派叫“516”，是被压迫的。两派在行动上很难说有多少区别，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打、砸、抢行为，都不懂什么叫法律。上面号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我乡当时有个姓李的造反派头子，后来成为88派的骨干人物，也不知从哪闹来的手枪，经常挂在腰间，呼风唤雨，红极一时。但在一次行动中为解救弟兄身陷囹圄，后来落荒而逃，来到父亲所在的单位躲过一劫，他至今还很感激我父，每当提及此事就激动不已。
后来，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平整梯田农业大会战，我们这一茬人那时太小，朦朦胧胧的记忆中似乎总跟在大人后边，看他们平整土地，建造梯田，干得热火朝天（那时根本不懂什么是蛮干，什么是家长作风）。
从1978年春天开始，各地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左”的做法，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结果好景不长，后来又出现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处抓辫子，扣帽子，闹得人心惶惶。
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一切又步入正轨。在全国人民眼前，全国知识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党的领导又有了希望，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我家和全国所有农家一样，沐浴到改革开放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阳光雨露，每到收获季节，虽然日夜奋战，苦点累点，但交了公购粮，自家粮食还有节余，家里的日子一下子殷实起来，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也终于可以吃上大米细面了。
不久，当地政府给舅爷昭雪平反，把造反派抄家抢的部分财物追回，还补偿了上万元的损失。爷爷高兴呀，他组织村民耍狮子龙灯，抬社火，成了方圆数百里的名人。为了让九泉之下的舅奶在天之灵得到安慰，爷爷请了许多乐人，大张旗鼓地重新置办了一次悼念活动，为舅奶立了碑，鸣了冤，这在当时传为佳话。舅爷得到平反，母亲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她给乡亲们看病打针，给我们洗衣做饭，似乎有使不完的劲，我们家的生活又焕发了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