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希望自己勇敢，谁愿意当懦夫？因为勇敢带来的是光荣，懦弱带来的是耻辱。关系荣辱，即关系尊严，谁不锱铢必较？这种计较甚至会超过对利益的争夺。然而勇敢有何层次种类？怎样才算勇敢？我愿深究之。
勇敢是有层次的。最低的是血气之勇，中间的是血性之勇，最高的是大无畏。血性之勇又包括节义之勇与成就之勇；节义之勇又分道义之勇与死节之勇，又分临事不避的与主动建构的，还有“极端化”的问题。这些层次种类不同的勇敢，我主要从行为目的与行为特征两方面来论述。
那种好勇斗狠的打架斗殴，那种不能忍受别人的污辱而与之拼命的冲动表现，那种与道义无关的暴力仇杀，甚至战场上的勇敢冲杀，都属于血气之勇。在环境氛围的鼓动之下，在他人的逼迫或命令之下，在尊严受辱的冲动之下，为了利益、面子、尊严或者为了活命，我们不得不表现出我们的勇敢。“‘这不能叫做勇气，’他疲倦地说道，‘打仗是跟香槟酒一样的。它能麻醉一个勇夫，同样也能麻醉一个懦夫。在战场上，是无论什么傻子都会勇敢起来的，因为不勇敢他就没有命。’”这是《飘》中的一段话。可见血气之勇不一定是真正的勇敢，就象自杀往往是懦弱一样。血气之勇，古人称之为匹夫之勇，具有暴力的特征，往往是冲动的结果；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有血光之灾的风险；但随着年纪的增大，会渐趋于无。从人生价值上来说，只有血气之勇的一勇之夫是比不上具有其它勇敢的人的。
道义之勇是出于某种道义而表现出来的勇敢。但何为道义？道义可能是自发产生的，比如报恩，比如救人急难，比如为朋友两肋插刀，比如反对以强凌弱、以众欺寡，比如反对暴力、暴政。也可能是为践行某种主义或思想理论。象“鲁仲连义不帝秦”，象现在的“见义勇为”，象各类“英雄”。道义之勇有的具有暴力的特征，有的是“非暴力”的；但都是“有所为”。所以，道义之勇是一类因人生价值取向或政治立场不同而颇有争议的勇敢。道义之勇最可能导致的是“对”与“错”的争议，“值得”与“不值得”的争议，“正义”与“邪恶”的争议，自己也可能后悔。但道义之勇是为人而不是为己的；道义之勇是主动建构而非形势或他人所逼；道义之勇对于个人的人生有风险，可能会违法犯罪，可能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可能会危及自己的生命。所以道义之勇必竟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如果预知这些风险而为之，是为勇敢；如果对相应的风险不能预知，则是出于对法律、对利害的无知而作出的无谓的牺牲，是糊涂，而不是勇敢。
武松为报杀兄之仇，因法律解决不成而斗杀西门庆，是出于报兄养育之恩的道义，是道义之勇；而为打抱不平而醉打蒋门神，则只是血气之勇罢了，施恩的“高待”之恩并不值得他冒他后来所遭遇的人生风险，即，为了报答别人所给予的那种小恩小惠的私恩而表现的暴力的勇敢只是血气之勇而不是道义之勇。
死节之勇是为了气节而死的勇敢，即为了正义或个人尊严的不能受辱，而坚贞不屈，甚至慷慨赴死。血气之勇也可能是为了个人尊严，道义之勇也可能是为了正义，但死节之勇与它们相比，主要的区别在行为性质：坚贞不屈直至慷慨赴死。比如荆轲道义之勇的行为是刺秦王，而方孝孺死节之勇的行为是不替朱棣草即位诏书而慷慨赴死。虽然荆轲最终也被杀，但体现他行为性质的是他的“刺秦王”。死节之勇的最主要特征是“有所不为”即坚贞不屈，血气之勇、道义之勇以及后面要说的成就之勇都是“有所为”，即拼命、某种形式的斗争、积极做事。
节义之勇有可能被“极端化”，即任何种类的忍耐或屈服都被说成是“没有血性”的懦弱；而血气之勇本身就是“极端化”的产物。比如《水浒》中的白胜，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晁盖他们，这种行为用“革命”的观点来判断，他就是叛徒，他是懦弱的。这样的判断就是极端化的。严刑拷打之下要求人人都勇敢坚强，是不可能的；当然不排除个别的人能做到这一点。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把忍耐或屈服简单地等同于懦弱。一般人的荣辱观念不考虑内在，只考虑外在，外在的勇敢才是光荣，外在的懦弱就是耻辱，但外在的勇敢也许只是血气之勇，外在的懦弱也许包含着内在的勇敢；也不考虑环境与形势因素，然而司马迁就说过：“勇怯，势也；强弱，形也。”——这绝不同于“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苟且，苟且者根本不会要什么节义。这种极端化不合人性；除了勇敢与懦弱，个人品德还有一种与节义、与荣辱无关的中间状态。广言之，勇敢与懦弱是意志品质的问题，是意志的坚强与软弱；但毅力或意志的坚强并不仅仅表现在勇敢上。勇敢与懦弱只体现在生死之际，或有生死之虞之际，或将严重危害身体健康之际，或将有肢体冲突之际；除此所体现的，是“中间状态”的、意志的坚强与软弱。所以确切地讲，毅力、意志坚强、争强好胜、勇于进取、积极竞争斗争等等不是勇敢，当然也不是懦弱。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必须确切，否则就是故弄玄虚。
总之，节义之勇既要符合道义、气节的要求，又要符合人性的要求。
但是，我们更要将节义之勇的极端化要求与“主动建构”的节义之勇区别开来。从另一个角度看，节义之勇有两种。一种是“临事不避”的节义之勇，如果你避让，你就是变节，就是失节，就是懦弱。比如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他如果投降，就是失节——失去民族气节。还有一种是表现“主动建构”的节义之勇。一个人本来没有面临“节义之勇”，或者能够避让——即使避让或者不表现勇敢，也不能说他是失节或懦弱——而他却出于气节或道义观念而主动地表现自己的勇敢，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比如谭嗣同，本来能够逃亡，但他主动就义，这就是出于“主动建构”的气节。“主动建构”的气节或道义根本就没有屈服的可能，而是“不屈”的更高状态。可见，“节义之勇的极端化”往往是出于别人的要求，而“主动建构”的节义之勇是出于自己的主动。
而对于“死节”，司马迁就说过：“勇者不必死节。”——他是说勇敢不一定非得体现在“死节”上。他就是因“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俗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才思“文采表于后世也”——这是就成就之勇。
成就之勇与成就感、成功欲望不一样。成就感是人人都希望有的，而且也很容易就有，不需要勇敢；成功欲望的重点不在成就，而在名气或权力地位；成就之勇的重点在个人成就，在人生的自我满足上。
一个屈服的行为，即使关系到个人尊严，如果还涉及到成就之勇，也是不得不忍耐的，其关键之处，在于有对其才能的自信与对其成就的信念，他人几乎是无从获知的。比如韩信忍受“跨下之辱”，就关系到了个人尊严，如果一逞血气，就要冒杀人或犯法的人生风险，个人的人生成就也就根本谈不上了。所以他忍受“胯下之辱”恰恰是暗含着成就之勇的，虽然他这个“胯夫”的价值只有萧何认识到。司马迁忍受宫刑，且不论其祸是起于“效其款款之愚”和认为李陵“欲得其当而报于汉”，还是因“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而“诬上”，也不论其罪责是否相当，我只论其明知耻辱之中是“最下腐刑极矣”，但为何不“引决”（指自尽）？他是不是没有“引决”的勇气？不是，他是“有所不得已”，即为了“文采表于后世也”——成就之勇；他的价值，即使是当世的他的好友任安也不知；如果没有《报任安书》，后世的我们也不会知。
悲也！壮也！司马迁的成就之勇绝不同于齐桓公时易牙的“杀子以适君”、开方的“倍亲以适君”、竖刁的“自宫以适君”。这些为了个人的私欲、野心而“主动建构”耻辱的人的人格是变态而绝非勇敢！然而这个区别就连“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也不能分辨！可见成就之勇之难！所以司马迁虽自信“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但也觉“（受宫刑）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所以“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
人人都想做出成就，但未必人人都有成就之勇。那些只是依靠天赋或机遇而做出成就的人并没有成就之勇。起初壮志凌云而后一蹶不振，因为“数奇”不遇而后愤世嫉俗，这样的人也都是缺乏成就之勇。成就之勇必须是在遭受重大挫折、常人难以忍受的污辱或耻辱之后还能保持或体现的勇敢，即含羞忍耻而能卧薪尝胆、屡战屡败而能不屈奋斗。
以实现成功欲望为目标的价值观在任何时代都会受到普遍的奉行，但其在社会道德与个人品德上的缺陷也显而易见；而成就之勇有普遍的个人意义，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因为重点的不同，成就之勇可避免成功价值观难免的不择手段、过度劳累等等缺陷。
但是，还有一种最高的勇敢：大无畏。《悲惨世界》开头的米里哀主教就是这么一种人。他让“（家里的）大门日夜开着，人人都可进来”，他常常喜欢这样说：“龙骑队长有龙骑队长的勇敢，教士有教士的勇敢。”晚上临睡前他说：“不要怕盗贼和杀人犯，……我们只须想到危害灵魂的东西就够了。”大无畏是基于某种思想体系的价值观念的坚定，这种勇敢不一定表现为要死，而是真正的不怕死。但其行为特征，不是打架、战斗、斗争，虽然其在必要时会进行某种程度的斗争；是“非暴力”的；有时是“有所为”，有时是“有所不为”。其目的，不完全是为了道义或气节，虽然其在必要时会表现出正义或气节的凛然，也不是为了成就，更不是为了面子；其目的，是为了其所持的思想体系的价值观念的践行。米里哀主教基于的价值观念是宗教的“慈悲为怀”。这一类的价值观念所能给予我们的力量与勇敢，也许远比利益或道义、气节或成就或理性所能给予的更多、更大。
所以，对于个人来说，勇敢与懦弱虽然是意志品质的问题，但不仅仅是简单的气质或性格的问题，也不仅仅关系面子或尊严，更是关系人生价值取向的问题。
可见，做一个勇敢的人是多么难，无论这种勇敢是血气之勇，还是节义之勇、成就之勇，更不要说大无畏！鼓励小孩的话“要勇敢”对于大人来说，就是不负责任了。懦弱与屈服倒是容易，可懦弱与屈服意味着耻辱。然而人生在世，一些小的耻辱不得不忍受；而意志的软弱，则是我们应极力避免的。如果说节义之勇是高要求、血气之勇是不屑之事，那么成就之勇、毅力与意志的坚强，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应追求的了；而大无畏，我想我们只能是“高山仰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