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年，我考入离家二十里远的岩岭中学就读。这是石城县一个小乡镇。
我骑着“永久牌”自行车，踩着别扭地“三角架。”驶往老远的乡中学。因腿脚不够长，坐着垫子够不着。三角架斜扭着身板，吃力地深一脚浅一脚，山路遥迢，久了浑身酸疼难耐。初一下学期，我便蹭在横杠上踩半圆了。土路崎岖陡峭，去时全是下坡，回时一路扶推。令几乎与单车同重的我举步维艰。
因家乡兴修水库，将原下水的乡政机构迁上到岩岭村，后来取名岩岭乡。乡民一半迁到县城，一半落户我乡。我上初一时，学校迁来不到六年。学校依山傍水，后面是郁郁葱葱的大山，前面小河哗哗流淌。中学和小学设在一起，中学各年级设有二个班。那时，学校有几十位老师，几乎是清一色的师范毕业生。学校没有一个大专老师。除几个年纪稍长的民办和公办的教师外，都是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应届小伙子。
我乡山高水冷，偏远闭塞，交通落后，难免人心思走。有些应届生分来这里，脸上呈现丝丝无奈。新老师们在学校大抵呆上一二年，就千方百计通谋关系调往下水的城镇。
我读初一时，哥哥在初三补习。那时还未双休，周六上半天课。放学后同学们蜂拥而出，赶回各自的村落，各村庄离校都有几十里路。我和哥推着自行车一同回家。
那回，哥照例将单车顿放在教学楼梯下。卡锁己坏，哥只是象征性的将锁芯套上。翌日上午，单车不翼而飞。起先以为是某同学骑去玩了，晚上仍不见踪影。二人顿时懵了。
单车是大姐高中毕业后，在村小代课时买骑的。二百多元，在那时可非小数目。至此，很多个周日，我和哥只能无奈地徙步。学校离家步行要二个多小时，背着沉沉的米菜，汗流浃背，心里恨死那可恶的小贼。
后来，父母从亲戚那借来一辆破旧闲置的单车，我俩才勉强得以驮甸甸的米菜。老师饭堂用水是从后面的井里抽。我们淘米做饭全用河里的水，清晨洗漱也浩浩荡荡的往河边赶。男女生冲凉也是从河里打水到浴室。河对面是乡政府，和一字铺开的长街。
家里带的熟菜隔二天就己馊坏。学校食堂只管老师的菜。我们只好从家里带些生萝卜，竽头，辣椒等可边留边用盐酱熬熟的菜。有时买包榨菜下饭。每天中餐和晚餐便有对街的人挑汤水过来卖，一角钱二勺。有时汤水油足料多就卖一角一勺。那时我每周的生活费大抵是五毛，偶尔有一块时的，便心花怒放了。
对街有家“一流包子”非常诱人，那个阔脸体壮的老板绰号“一流子”，他常将当日未卖出的包子端捧到校堂来卖。那时农村穷困，学生都没钱，许多学生都是用米跟他对换的。一锣包子换回一袋大米。望着同学们吃着香喷喷地肉包子，我强咽下口水，不敢用米去换，我懂得父母劳作的艰辛。
后来有位老师家属在学校开了间杂货店，一些同学更是日夜思量着用大米换各种零食，月饼，雪糕，馋豆，花生瓜子等，凡是卖的东西一律可以用米来换。一些顽劣的学生，每周从家里驮来大量的米，以飨那张贪馋的嘴。
那天，听说有个学生被拷在乡政府坪院里。下课后同学们便去探看。这同学是初二一班的，长得矮小委琐，有点獐头鼠目。瞥见我们过来，他始终埋着头。几乎要将头勾进衣领里。他蓬头垢面，反剪双手，拷在乡政府坪院的水泥电杆上，耷拉着脑袋，奄奄糜糜。远远望去，好似田野里吓野猪的糊假人。
他在盗劫一家店铺时，被店主当场抓获。经过几天地审讯，他招供了许多罪行：偷过校堂同学寝室箱里的米和钱；偷过店里的剪刀，老虎钳，自行车，食品等等。那天民警来学校问询多辆单车被盗一事，得知我那单车也可能是他所为。我暗喜，这下可物归原主，我们不用走得那么苦累了。然而，自行车早己不知去向，我和哥一场空欢喜。
几天后，那名同学被暂且释放回校。那天书声朗朗，猛听窗外传来阵阵惊叫声。那同学躲在男厕所畏罪自杀，被上厕所的老师发觉。老师吓得目瞪口呆，失声惊叫。该同学己口吐白沫，匐在地上痛苦地抽搐，老师立马将他抱起，冲向对街的卫生站。另二名老师闻讯赶来相助。
该同学一连吞了三包“三步倒。”到医院时己气若游丝，奄奄一息，经全力抢救仍不幸身亡。年仅十四岁就夭折，少不知事，令人遗憾。午夜，教学楼上传来激烈的争吵，该同学的家属赶来与学校理论。尖历地吵声撕破了乡村静谧的夜幕……
二
白霜铺地，刺骨干冷，环境恶劣艰苦，许多学生熬不过寒岭萧索的秋冬，纷纷中途辍学。天朦朦光，我们就被早起的电铃鸣醒。踩着清冷的霜露，同学们蚂蚁般涌往学校后门外的河坝上洗漱。剌骨的河水，冷得牙齿直打架，毛巾都不敢往脸上蹭。
那天，上午最后一节班会课。上课铃响后，班主任谢老师进来布置同学们看书作业，他要去开会。谢老师二十出头，刚从师范毕业，他长得浓眉乌眼，凶凶的目光中透着几分狠。他一走，课堂渐渐沸腾起来。约十分钟后，我和同桌小温谈论起上海故事会的某个情节，二人谈兴正浓，不知何时谢老师己趋门外窃听。
“你俩给我站起来！”谢老师凶神恶煞般从门外奔进来，狰狞着脸呵道：“谁让你们说话的！”
我和小温战战兢兢地立起，吓得大气不敢喘，埋着头，不敢看谢老师。
“你俩给我站出来”预感大事不妙，我俩颤抖着挪到通道上。教室桌子分成三排，二边靠墙，中间一排，通道围着中间转。
“跪下！……”
我俩惊惶失措，吓得双腿直抖索。惶惑间，突然谢老师一个箭步冲过来，穷凶极恶地横扫小温一脚，小温当场跪扑在地，吓得哇哇大哭了二声。“你再哭！”谢老师怒不可遏。小温啜泣着，双肩一颤一耸强抑住哭声。慑天谢琉老师的淫威，年少的我赶紧跪了下去。教室顿时鸦雀无声，此时连掉根针都能听得清。同学们怔怔的看着，屏声敛息，不敢声张。
“你俩给我绕教室走十圈！二人分头反方向绕着走。”谢老师不知受了什么打击，迁怒到我俩头上。那年我才十三岁。在十八岁之前，我从未去过县城，一直在大山老林里长大，异常胆小怯懦。
万般无奈之下，我俩只好拖着双脚，蹭磨着跪行。同学们的目光一时扫向小温，一时齐刷刷地射向我，我头皮发麻，脸上火烧火燎，恨不能找个窟窿钻进去，再也不要出来。小温更是满脸烫红，泪水涟涟……
此刻，一分钟胜进漫长一世纪。我精神恍惚，如同置身于噩梦之境。脑中一片空白，机械的跪行着。生命似乎要耗在这冗长的折磨中……漫长的十圈终于“走”完。同学们也似乎长长的缓了口气。
这时谢老师嘴里咕哝了一声。我俩面面相觑，不明所以。同学们也似乎茫茫然。
“好啊！叫你们起来竟敢不起来，再给我跪五圈！”谢老师丧心病狂，变本加历。
我俩吓得瑟瑟发抖，啜泣着哀哀乞怜道：“我们没听清楚……”谢老师十分不耐，恶毒地泛着白狼眼，没半点恻隐之心。
忍着双膝钻心的疼，我俩悲痛万分。万般无奈之下，忍辱负重又跪行起来……“叮铃铃，叮铃铃”几声天籁之音将我俩从地狱解救出来。
谢老师没叫我俩起来，也没宣示同学们下课，就气呼呼的拂袖而去。谢老师一走，同学们马上将痛哭失声地我俩拉扶起来。捋起裤筒大家惊呆了，双膝红了一大片，己破皮溢血。大家红着眼晴围着我俩，不知该说些什么好。我和小温伏在桌上哭泣。同学们不断的安慰我俩……
几个要好的同学将我俩的饭盒选认出来，端到教室给我们。饱受羞辱与折磨的我俩踉踉跄跄地来到寝室吃饭……
那时，大姐在乡政府上班。姐姐听在乡政府住宿的同学说起此事，问及我，我支吾着说，“没什么……”姐姐也未再过问，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幸而乡村同学心灵纯朴。好长段时间，我俩抬不起头来，行路匆匆，低头寡语，不敢看同学们的眼晴。同学们没有嘲笑和羞辱，大家小心翼翼的维护着我俩心灵受到的深深的伤害。
多年以后，每当我想起那天噩梦般的遭遇，仍心有余悸。心里愤懑不平，觉得万分冤屈。假如当时我俩敢于反抗，事情可能会是另外一个结果。可当时弱小的山里娃哪来那股勇气呵！哪有力量与老师抗衡，对峙。
此事成了我心灵无法愈合的一道伤痕，永远地烙在我年少的记忆里。
如今，法律逐渐完善和健全，人权得到合理的保护。类似的校园暴力早己销声匿迹。
有痛苦，也有欢笑。中学也给我们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那时我热爱文科，作文比赛曾获得过奖。语文老师李勇对我很好，对同学们也非常和蔼可亲。常和同学们倾心长谈，谈同学们似懂非懂的人生，理想，大家都喜欢上他的课。熊友琴老师和朱钦刚老师常和我们一起打乒乓球，效游，交流，待学生如兄弟姐妹般亲切友爱。同学们时常围着他一起攻克难题，共同进步。
因校风涣散，教学质量差劲。数年来，考上师范的学生如凤毛麟角，能考上重点高中的亦屈指可数。九六年，我初三两个班级共五十名同学去丰山中学参加中考，结果名落孙山，令人大跌眼镜。五十人中竟没一个考上师范和重点高中，有四个同学〈两个补习生〉分数达到了职高录取线……
从此，我们就像未加工好的半成品，挤进了社会的大潮中。踏上了属于各自那条艰辛而漫长的人生之路。同一个起点，有的己然发迹，有的正在颓落，有的正目光坚毅脚步笃定地奋斗在理想的路上。无论成与败，全靠各自的造化和际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