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化中,名著撑起了中国文化的星空,一颗颗耀眼的星星都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在这片星光璀璨的天空中,几千年传下来的名著就是那耀眼的恒星,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读书人表达自己思想的重要方法,闪耀着古代读书人的思想的光辉。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的形成、发展都是在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沉淀中发展起来的。
很多名医都是有名的读书人。“滋阴派”的一代宗师朱丹溪是著名理学家许谦的高徒,是当地有名的鸿儒,他是从40岁起才开始弃儒从医的。他曾经用药名写成了一篇药名文来书写纯洁的爱情,据说,戏曲家汤显祖就是受了此文的影响,写成了名剧《牡丹亭》:“牡丹亭边,常山红娘子;貌若天仙,巧遇牵牛郎于芍药亭畔,就牡丹花下一见钟情,托金银花牵线,白头翁为媒,路路通顺,择八月兰开日成婚,设芙蓉帐;结并蒂莲,合欢之久,成大腹皮矣,生大力子,有远志,持大戟,平木贼,诛草蔻,破刘寄奴,有十大功劳,当归期,封大将军之职。”巧用药名,128字、22味中药,写出两代人的故事,可见其功力深厚。良好的儒学功底为朱丹溪的成才奠定了基础,使他很快成为一代名医,并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传承千年的“滋阴派”。
清代名医傅山也是博学大儒,以至于康熙帝开设博学鸿儒科时点名让他参加。做为明朝遗老的傅山始终坚守民族气节,对于“非我族类”的清朝始终不愿出仕,躲进悬瓮山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了。所以,很多名医都是博学鸿儒,只是他们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出仕,而成为治病救人的良医。这应该就是范文正公所谓的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是几千年来读书人共同的愿望。
在古代,很多读书人也是好医生,医书属于经、史、子、集中的子部,也在大学之属,而且读书人读书一般是“来者不拒”的,不像现在分科这样精细,离开了自己的学科,也许就是文盲了。所以很多古代读书人都读医书,通晓医术,所谓“是为大儒乃大医”,他们都怀有一颗经世济人之心。沈括和苏轼的《苏沈良方》,就是宋人将苏轼所撰的《医药杂说》并入沈括的《良方》中合编而成的。沈括是自然科学家,涉足方药自不必说,一代文豪苏轼也对医药有所研究,著书立说。不只是苏东坡对医药颇有研究,与苏东坡同一时代的王安石虽然一生为坎坷的仕途而奔波,却也颇有雅兴地用药名作劝酒词。南宋的辛弃疾一生戎马崆戎,在戌边抗敌之时,与新婚妻子鸿雁传书,以药名填词互诉衷情。而明代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祝枝山更是因为妙用中药做诗谜,抱得美人归。如果没有深厚的中医药功底,他们又怎么能对中医药随手拈来,运用自如呢? 可见古代读书人对中医药也是颇有研究的。只是他们的才名盖过了他们的医名,后世记住了他们在经世文章上的横溢的才气,也就淡忘了他们对医学的理解。于是,他们将自己对医学的理解,甚至有可能是自己日常生活“小试牛刀”的一些“验案”都融入了他们的作品中。于是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医药知识。所以,读名著,留心名著中的医话医案,慢慢品来,竟是中医精髓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