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结石宝宝”父亲郭利：那些造假的厂家，应该知道代价）
今年七月，郭利发布了一封公开信，追责“三聚氰胺”事件相关责任人。
郭利上一次被被舆论密切关注，还是十年前“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时。这场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成为他人生转向的一个开始。
他从出入各种高级宾馆和外企会场的业界有名同声传译，成为“结石爸爸”“敲诈罪犯”，至今没有回归正常生活。
过去一年，为了公开追责，他付出不少心力。据UC+封面新闻独家栏目炯炯视频消息：他最终的诉求是，让当初签订赔偿协议的公司承兑赔偿，构陷他入狱的人受到法律惩罚。
“这也是震慑造假的人，那些假酒、假药、假奶粉的厂家，应该知道造假的代价，不是几千几万块钱，就能把一件事情铲平。”
二次伤害
2018年7月31日，郭利来到位于香港的（蒙牛）雅士利公司，递交了《致雅士利（国际）乳业公开信》。
除了让当年涉案相关人士受到法律惩罚，他还要求雅士利集团赔偿4000万美元。这笔数字是整个事件造成的两次伤害的叠加，郭利认为，他因为三聚氰胺问题维权，又因为维权受到二次伤害。
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3000万婴幼儿被波及，其中被确诊为三聚氰胺的受害者达30万。当时的受害者补偿方案是：死亡病例补偿20万元，重症病例补偿3万元，普通症状补偿2000元。
郭利得到了40万赔偿，是普通赔偿的200倍。一时之间，他成了众所周知的“名人”。北京电视台播出郭利的采访，节目名为《一个男人，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
不久以后，雅士利集团再次找到郭利，希望重新讨论赔偿事宜。相约见面的时候，对方来了两位代表，态度恳切，提出愿意再度赔偿。
整件事在程序上合理合法，郭利没想太多。
后来坐在审讯室里，他才知道，谈判第二天，雅士利向潮安县公安局报案，称郭利“以接受媒体采访报道，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相威胁”，向雅士利集团进行勒索。
报案以后，雅士利集团继续与郭利沟通，指导他撰写书面赔偿申请，“写得越感人、越深刻，拿到的额度就越高”。双方最终达成300万的赔偿金额，签下赔偿协议。
事后郭利无数次分析，雅士利为何这么做。这笔赔偿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大的数目，也许是媒体报道让他们感到某种威胁，也可能是自己的“胜利”挑战了一个大公司的自尊心。
一段公开录音显示，一名男子对准备与郭利谈判的人说，“一定要把他逮住，搞死他”。
2009年7月，雅士利集团与郭利约定在杭州当面交付赔偿金，提前守候的潮安县警方与杭州警方，将郭利抓捕。第二年，潮安县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郭利有期徒刑5年。
对抗性选手
2014年7月，郭利坐满5年牢，刑满释放。出狱后的三年，为了搜集证据，在北京和广东之间，他数度往返。
2016年8月8日，广东省高院再审开庭现场，郭利没请律师，全程自己辩护，案件的各种证据，法律的规章条款，他早已倒背如流。第二年4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再审，改判郭利无罪。
走出法院，许多媒体都问了他同一个问题，听到改判是什么心情，郭利回答：“我没有感谢的人，我也不激动，我很平静。”
从奶粉事件发生，郭利感觉自己在甬道踽踽独行。同路的受害者早已不见踪影，一些帮他维权的律师已经转行，过去的朋友也已经所剩无几，父母虽然为他担心，但在支持他的态度也曾反复犹豫。
更不用说，郭利在搜集证据的时候，发现前妻给雅士利集团的声明。声明上赫然写着：女儿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无任何症状表现；反对郭利的做法，坚决不参与此事。
郭利曾经为此愤怒，本应为女儿协同作战的前妻，无视女儿受到的伤害。但他也试图“合理化”前妻的行为，“她受到对方威胁，加上她不懂法，认识有限，性格里有不坚定和得过且过的部分。”
“我不一样，我是那种对抗性选手。”在郭利看来，这是他和前妻之间巨大的差异。
事实上，郭利和大部分人都存在这种差异。对于很多人来说，法院无罪判决，应该是这起奶粉维权事件的最终章。但对于郭利来说，“如果这是一个工程，现在还不是剪彩的时候。”
代价
最直接的后果是身体伤害。刚出狱的时候，走在路上会摔跤，郭利买了一根登山杖。后来去医院检查，五六种慢性病，身体一些功能也在衰竭。现在他每周去医院两次，复诊开药，“我原来以为自己挺健康的，实际上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在他付出的所有代价里，最沉重的部分是女儿。他们曾经是最亲密的父女，事发以后却形同陌路。
前半年有过一次偶遇，当时父女已经一年半没有相见。完全没想到的是，在和代养人（孩子姥姥）说话的间隙，女儿跑开了。郭利没有追上去，“怕吓着她。”
在博弈中，他和前妻一家曾站在对立面，“她可能会觉得，在我和长大的家之间，她需要做出选择”，郭利试图理解女儿。
他也希望女儿某天能理解，虽然在她成长期的缺席，但他在以另一种方式保护她。“陪伴和维权她的权益，我只能选择一个。她知道我做过这件事就行了，她的父亲没有退缩，没有惧怕。”
最近，郭利听说她的理想有变化。他在代养人见面时，聊到女儿未来想做什么。郭利记得，她曾说过想当老师。“她的代养人说，现在她的理想是做一名好的律师。”
郭利觉得，女儿可能后来在网上看到他的报道，“她应该知道了爸爸是怎么回事，她想当律师，为爸爸这样的人辩护。”
据代理人说，郭利女儿性格非常像他。爱打抱不平，甚至会在公开场合批评一些错误的做法。有次老师冤枉了同学，没有学生敢说老师错了，她主动站出来，让老师给同学道歉。
“我的孩子应该这样”，郭利说。他并不要求女儿接近他的性格，但他认为这代表女儿有自己的思想，不是人云亦云的人。他设想如果有机会教育孩子，他或许会充当她人生“顾问”的角色，但不会妨碍她的任何决定。
郭利希望女儿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真正有正义感的人，至于她最终能否理解自己，倒是次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