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行动》的后劲很足，上映的第14天，日票房依然过亿，占了半壁江山。
人们用“逆袭”，“黑马”的字眼去称赞它，而它的出品方博纳，应该不会和吃瓜群众一样惊讶。
博纳的老板于冬在半个月前的首映礼上就放话了：“红海行动会成为春节档的票房冠军。”
按如今的趋势来看，《唐人街探案2》仅比《红海行动》多3亿票房，而它目前的单日票房仅有后者的一半。实现于冬的预言，确实指日可待。
北影制片厂出身的于冬，向来很喜欢预言票房。
《湄公河行动》《乘风破浪》，乃至17年国庆档的《追龙》，都在于冬的“乐观”预言之后，实现了口碑大爆带来的票房逆袭。
而于冬近年来的唯一一次预言失手，是被资本倾轧而口碑惨淡的《封神传奇》。这部众星云集的大制作也许让于冬更加相信，内容才是创造票房的关键。
所以于冬愿意拿11亿元的制作去做《红海行动》，向好莱坞式的大片制作看齐。但《红海行动》的口碑，更来自于导演林超贤的功力。
要不是被张杨抢了风头，林本应是正月里最火的导演。
这位来自香港的光头导演有多年的警匪片执导功力，对场面的调控能力一直是他的长项，即便是在港片式微的21世纪初，依然交出了《证人》《激战》这种水准的动作片。
香港导演也许不太擅长与文青粉丝擦出火花，但对商业类型片的掌控度，是内地导演所不能及的。而博纳手里攥着的王牌资源，正是以林超贤，徐克为代表的一大批香港导演。
华谊有冯小刚和陈国富，光线有邓超，大鹏和苏有朋，纵观博纳“绑定”的电影导演，几乎囊括了大部分来内地发展的港导大佬。
这自然离不开董事长于冬和香港导演圈的渊源。
2003年-2008年，博纳几乎垄断了80%进入内地的港片发行业务，而这个业绩的源头，是2001年于冬运作的电影《我的兄弟姐妹》。
这部电影的制作人是担任过香港金像奖主席的文隽，眼看着于冬用宣传运作让这部200万投资的电影拿到了2000万票房，这给文隽留下了“这个人很可靠”的印象。
文隽的认可成为了于冬接近香港影视圈的契机，当年的于冬，从中影辞职之后，揣了3万积蓄和27万借款，创办了博纳。
遇到文隽的时候，于冬刚刚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没多久，还处于拉着自家姐夫到处卖拷贝的阶段，正是极度需要影视圈资源的时候。
文隽把于冬带进了香港主流电影圈的视线，不仅回去之后给于冬到处做广告，还带他参加香港金像奖“亚洲新力量”论坛。
21世纪初的香港电影仍然是领头羊，于冬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内地发行权，拿出了十分厚道的态度。
据说，内地当时的报表不规范，于冬会主动每天和合作方报票房；为了确保合作方的利益，于冬甚至发明了保底分账的制度。
靠着香港影视圈的资源，博纳在发行上连续六年拿到了全国市场份额的20%，且在2010年在美国的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于冬的诚意不只得到了垄断地位的发行权的回报，也密切了香港导演圈和他的关系，在香港导演集体北上之后，于冬曾说：“徐克是我的张艺谋，尔冬升是我的陈国富兼冯小刚，麦庄就是后起之秀。”
但想要用这些王牌打开市场没那么容易。
对于香港导演来说，本土的商业化潮流锻造出他们对类型片的精湛把控，但内地的风土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那个弹丸之城的共鸣并不是内地几十年来的记忆。林超贤就曾说过，没有信心拍好接地气的内地戏，总感觉不伦不类。
这种困境，身为纽带的于冬自然不可能绕过。
和陈可辛一起成立的人人电影发行的第一部电影《投名状》票房就不理想，两部电影合作之后博纳和陈可辛散伙。陈可辛给出的理由是“理念不合，博纳可能还是更想赚钱。”
想多赚钱放在于冬的观念里没什么毛病，于冬自己都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这些导演信任他的根基就是好的票房。
何况博纳在美国的情况并不乐观。
上市第一天，博纳就跌破了发行价，此后尽管博纳每年都在盈利，但仍然难以获得投资者的青睐。2015年国内其他几家影视巨头华谊兄弟和光线传媒的市值分别是713亿和610亿，而博纳影业的市值仅是50亿人民币左右。
博纳在2016年选择退市，但于冬向媒体宣布，要重回A股。
2014年上映的《智取威虎山》可能是一个转折点。这部取材自红色样板戏的主旋律电影，在徐克的执导下掺入了娱乐和商业的调味。
在电影的试映会上，于冬和徐克收到的反馈是：观众喜欢它长着商业类型片脸孔的部分，而对讲大道理的部分很反感。
而删除了这些部分的正片最终拿下了8.83亿的票房和豆瓣7.7分的高口碑，靠的正是堪比好莱坞制作的特效，不再脸谱化的人物和精彩的打斗场面。
这正是香港导演对这种题材处理的优势：没有历史记忆带来的刻板印象，反而更容易挖掘人物；对类型片的熟悉，又可以让导演拍出工业电影的美学效果。
这对自带共同理解的主流价值观电影来说，不失为一种推陈出新的方式，而且，观众似乎确实吃这一套。对不止一次表示自己想做主流电影的于冬来说，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也许，就从《威虎山》开始，于冬找到了博纳的票房之路：用优秀的香港商业类型片导演来拍摄主旋律类的电影。并且，那时候的他可能还没想到，这个套路这么好使。
从2014-2017年，博纳一直玩着这个套路。《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建军大业》《明月几时有》等电影，全都走着香港导演加主旋律电影的路线，也为博纳拿下了几十亿的票房。虽然许鞍华指导大义凛然的抗日题材的确有些奇怪，但这样的尝试的确让博纳攒足了经验。
并且能拿下好的版权，靠的也是不断积累的经验值。比如2016年，博纳竞标《湄公河行动》时拿出的就是“2亿投资，商业电影拍摄”的方案，最终从老领导韩三平手上抢走了改编权。
这之后，《战狼2》狂揽了56亿的票房，也抬高了这一类型电影的票房天花板。
《红海行动》最终应验了于冬的预言，看上去于冬选对了套路。但人们往往只记得一连串成功的案例，却忽略了它也有失败的时候。
这其中主旋律历史片是重灾区，《荡寇风云》和《明月几时有》就遭遇了票房的滑铁卢，前者因文艺片的属性堪可理解，但后者则是彻底地输在对历史人物的把握不足上。
就算是票房不错的《建军大业》，也同样未达到博纳所谓的“十亿”预期。历史的拆解，对香港导演来说，并不容易拿捏准分寸。
而另一方面，纵观《战狼》《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片，口碑虽好，却几乎玩着一样的套路--在国外执行特殊任务并成功。
被诟病的“文戏不足”恰恰体现这种类型片成功的关键在于技术和场面，却无法复刻如冯小刚《芳华》那样的厚重的共鸣和反思。
一旦观众审美疲劳，这条路就不好走了。
毕竟也不是每个香港导演都能做到像徐克对《智取威虎山》的历史理解一样深入，而能拍出《亲爱的》《中国合伙人》的陈可辛，博纳没有把握住。
《红海行动》想让于冬过个好年，这没问题。但博纳这个套路还能玩多久，这就不好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