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最终得到了很大的回报——我所做的工作得到了不成比例的回报——而其他许多同样努力工作的人则只能勉强度日。我认为富人应该比现在支付更多的税，这包括梅琳达和我。
据外媒报道，在2020年的钟声敲响前的午夜，微软创始人、亿万富翁比尔-盖茨(Bill Gates)发文表达了自己的新年愿望：请美国政府向我征收更多的税。
下面是盖茨的这篇文章全文：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你在哪里呢？
我希望新年前夕的午夜和2019年前夕的午夜一模一样：在床上睡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会让时间悄无声息地过去。梅林达和我喜欢利用每年的这个时候来反思：过去的12个月过得怎么样？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年取得什么成就？
今年我有幸周游世界。我见到了一些令人惊叹的人，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我希望这些创新能让数百万人的生活变得更好。随着12月接近尾声，我对我们正在取得的进步感到很乐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在世界各地，严重的不平等继续将幸运的人与不幸的人区分开来——由于这种不平等，我拥有巨大的特权。
我想用今年的帖子来写有关不平等的文章，而不是像我在上年的年终帖子上所做的那样，只是更新我正在做的工作。具体地说，我想把重点放在一个特别的问题上。这个问题在2019年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将在2020年成为许多人的头等大事：美国的税收制度。这并不是节日期间最喜庆的话题，但它是目前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辩论话题之一。
虽然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我真正关注的问题——全球健康、教育和气候变化——但我被问到了很多关于税收的问题。我理解为什么它经常出现：我是这场辩论的天然焦点。
事实上，多年来我一直在推动一个更公平的税收制度。大约20年前，我和父亲开始呼吁提高联邦房地产遗产税，并呼吁在我们的家乡华盛顿州征收房地产遗产税。华盛顿州的税收制度是全国倒退最严重的。2010年，他和我还支持一项选民倡议，如果该倡议获得通过，就会开征州所得税。(我父亲甚至写了一本书，讲述我们为什么需要对积累的财富征税。)。
站出来支持增税并不总是很受欢迎的。现在，很多美国人都开始谈论这件事，这一点是很棒的。我想尽可能清楚地表达我的观点。
首先，我的理解是，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其义务。这不是价值判断，这只是一个事实。美国政府的税收约占GDP的20%，而支出约为24%。而且，美国政府履职的成本正在上升。
与此同时，贫富差距正在扩大。美国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比50年前要大得多。一些人最终得到了很大的回报——我所做的工作得到了不成比例的回报——而其他许多同样努力工作的人则只能勉强度日。
“我认为富人应该比现在支付更多的税，这包括梅琳达和我。”
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一种税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如果你有更多的钱，你就会缴纳更高比例的税。我认为富人应该比现在支付更多的钱，这包括梅琳达和我。
虽然我不是税法方面的专家，但以下是我认为美国应该采取的一些措施，以使其税收制度变得更加公平。
我们应该将更多的税收负担转移到资本上，包括提高资本利得税，甚至提高到与劳动力税相同的水平。
今天，美国政府压倒性地依赖于对劳动力征税——大约四分之三的税收来自工资和薪金税。大多数人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工资和小时工，而美国政府对此征税的最高税率为37%。但最富有的人通常只有一小部分收入来自工资；其中大部分来自投资利润，如股票或房地产，如果持有这些投资项目超过一年，美国政府将按20%的税率征税。
这是我见过的最清楚的证据，它证明了这个制度是不公平的。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理由像今天这样偏爱财富而不是工作。
我也赞成提高房地产遗产税，堵住许多富人利用的漏洞。一种可以将巨额财富传给子女的王朝制度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下一代最终不会有同样的动力去努力工作，为经济做出贡献。这就是我和梅琳达通过我们的基金会将我们几乎所有的财富回馈给社会，而不是全部传给我们的孩子的众多原因之一。
实现更公平的税收制度的其他步骤包括取消对多少收入征收联邦医疗保险税的上限，堵塞允许投资基金经理为其收入支付较低资本利得税的附带权益漏洞，以及对持有较长时间(例如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大笔财富征税。非常富有的人通常拥有长期持有的大笔投资，如果这些投资没有出售或交易，这些钱就永远不会纳税。这也太没道理了。
在联邦一级固定税收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使州和地方税收变得更加公平，因为它们占美国人税单的很大一部分。例如，我仍然认为我们应该在华盛顿征收所得税。
当我说政府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时，有些人问，为什么梅林达和我不自愿缴纳比法律要求更多的税款。答案是，简单地让人们做出比政府要求更多的事情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人们缴税是法律义务和公民义务，而不是出于慈善。额外的自愿捐赠永远不会为政府需要做的一切筹集足够的资金。如果梅琳达和我把我们基金会的全部资金都捐给加利福尼亚州，也不足以资助他们的公立学校一年时间。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取决于设定谁支付多少税的预期。
但是，除了公平的税收，梅林达和我认为允许富人将一些钱投入私人基金会对社会是有价值的，因为基金会在政府擅长的事情之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慈善项目擅长管理政府不能承担、企业也不会承担的高风险项目——例如，尝试根除疟疾的新方法，这是我们的基金会正在努力的事情。如果一个政府尝试改善全球健康的想法失败了，那就是有人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然而，如果我们慈善项目不尝试一些可能会失败的想法，那么我们就是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20世纪70年代，当我和保罗-艾伦创办微软时，边际税率几乎是今天最高税率的两倍。这并没有损害我们打造一家伟大公司的动力。”
这个国家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到底应该征收多高的税。创新者蜂拥至美国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让创业、投资和盈利变得容易。我们不应该破坏这些激励措施，但我们现在离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停止工作或创造就业机会之前，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可以负担得起更高的税赋。在20世纪70年代，当我和保罗-艾伦创办微软的时候，边际税率几乎是今天最高税率的两倍。这并没有影响我们建立一家伟大公司的动力。
美国人正在讨论谁应该缴纳更多税款以及如何纳税，这很好。我将继续关注我们的基金会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以及气候变化，所以我不会对本竞选季正在辩论的提案表态。但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不牺牲创新动力的情况下，让我们的税收体系变得更加公平。我们以前已经更新了我们的税收制度，以跟上时代的变化，我们需要再次这样做，首先需要对像我这样的富人增税。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提到了两个问题，梅琳达和我喜欢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反思：过去12个月过得怎么样？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年取得什么成就？随着我们结束这个十年，我们期待本世纪20年代将带来什么？我希望看到我们在税收体系度方面取得进步，而且利用税收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健康、更公平的世界。
梅琳达和我相信推动社会进步是财富的最高目标。甚至在我们结婚之前，我们就决定利用微软的资源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我们的财富伴随着回馈社会的义务而来，在2020年，我们承诺继续履行这一义务：通过我们的税收，通过我们的基金会，通过我们个人的捐赠。
梅琳达和我目前正在我们的年度信函中阐述我们的承诺。这封信将于2月初出版。
祝你和你所爱的人在未来的一年里万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