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记得当时赵志珍同志每次和我们提起“文革”中的事情，都会忍不住身心颤抖，泪流满面：“孩子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不知道像我们家这样的损失还有几家。我们失去了三代三口人，我的婆婆、大女儿和我弟弟。那是三代人啊……”这个场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杨成武将军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光明网 作者：佚名 原题为：杨成武将军谈“文革”
杨成武，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副总参谋。
1984年夏，杨成武副主席的夫人赵志珍到落实政策办公室找到我，希望本会落实政策办公室在工作中能够帮助留意和查找杨副主席在“文革”中，被抄家抄走的革命年代的照片。为此，我们专门几次到杨副主席家了解情况。
记得当时赵志珍同志每次和我们提起“文革”中的事情，都会忍不住身心颤抖，泪流满面：“孩子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不知道像我们家这样的损失还有几家。我们失去了三代三口人，我的婆婆、大女儿和我弟弟。那是三代人啊……”这个场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在后来的日子里，杨副主席慢慢和我谈起了“文革”中的一些人和事。他的话很慢、很沉重，但看得出他本人也曾多次思考过这些事情。
“孩子，文革中的一些事情说来话长。平反以后，我也仔细地回忆了一下，我之所以成为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对象，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因为我在毛主席身边活动得多了一些，而我又不是他们的死党和耳目，这就在客观上成为了他们纂党夺权的一个障碍，也就自然会被列入他们所要拔除的‘黑名单’之中了。”
“有这么几件事，是可以说一说的。第一件事是1967年2月，青海省发生了‘赵永夫事件’。事后，林彪指示我，‘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帅了。’我没有照办。因为叶帅是军委副主席、秘书长，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不送不合适。此事我又专门请示过周恩来总理，后来又把此事通报给叶帅了。这件事得罪了林彪。记得当时林彪很不满意，生气地说‘不让你送，你就不要送!不要解释。
“第二件事是我对吴法宪等人吹捧林彪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当时他们炮制了《以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文章，余立金政委和我都觉得提法不太妥当，应换一个标题，这被他们认为我反对宣传林彪。又如他们提出‘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我们觉得中央没有用过这个口号，应当慎重。他们就到林彪那里去告我们的状，说我们两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引起了林彪的嫉恨。”
1967年7月毛主席到大江南视察时，在长沙大托铺火车站与杨成武、余立金等谈话。
“第三件事是1967年的7、8、9三个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当时有我随行。在上海，毛主席提出要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当时毛主席让我专程回北京，当面向周总理汇报。我回京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又向林彪通报。当时林彪正在北戴河休养，在林的住处叶群问我：你随毛主席出去，主席讲过他们几位(指几位老帅)什么话?讲过林总的话没有?讲没讲过我呢?我说没有听到。其实毛主席是讲过的。如在上海，毛主席批评过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的头衔问题。毛主席说‘什么四个伟大，什么伟大的导师，我就不高兴，我只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师，多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就是到处搞这一套。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马列主义万岁!’毛主席的这些话确实是当着我的面说的，但并没有要我转达，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是不能随便说的。估计这样的话林彪可能从别的渠道也听到过一些。”
“在1968年的3月份，一天晚上，叶群电话通知我，马上到毛家湾来，有要事。我到毛家湾后，林、叶一反常态，又让烟，又端茶，十分热情。这时我感觉到这是个不祥之兆。最后林彪摊了牌，是要我给叶群写证明。林说，你给叶群写个证明，证明她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历史上没有问题。而且说吴法宪已经写了，让我也写一个。当时我表示，我和叶群认识得很晚，根本不了解她的这段历史，别人写了就可以了。婉言拒绝了林的要求。”
“另外，在这前后我还顶撞了江青。当时鲁迅的夫人徐广平给毛主席写信，说原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主席看到这封信马上告诉周总理要设法查找。3月5日周总理找我去，把查找鲁迅手稿的任务交给了我，并说：‘要卫戍区去查，你们可以提审戚本禹，他可能知道一些情况。’我马上通知了傅崇碧，让他组织人手查找。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终于查清手稿放在中央文革保密员那里，就是说放在江青办公楼的保密室里。此时已经是3月8日傍晚了，傅崇碧经请示陈伯达同意后，带人分乘两辆吉普车驶入钓鱼台，找到江青说明来意。开始江青不承认，大吵大闹，经过保密员一说，她才同意把手稿拿出来。但此事并没有完，不久，我被周总理叫到钓鱼台，江青先发制人，说傅崇碧带武装人员冲击钓鱼台。我莫名其妙地问：他为什么冲击中央文革?把他叫来问问不就清楚了吗?江青此时指着我大声喊：你们军队无法无天!连中央文革都敢冲，过几天还不知道要冲哪里呢，要批卫戍区，批傅崇碧，你要负责!我当时也不客气地说，我负什么责?我一不是北京军区司令员，二不是卫戍区政委，要批，应由他们去批!江青瞪着眼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我也不示弱：我不负这个责!我没下命令冲，也不能越级去批北京卫戍区的干部。
我终于顶撞了江青，大约十几天后，此事演变成了‘杨、余、傅事件’，我就被完全打倒了。”
“当时我的一家十二口全部被关押了起来，把家抄了个底朝上，五年后我才被解除隔离。但彻底平反是在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下达文件，专门做出决定，公开平反。算来从被打倒到彻底平反已经是十二个年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抄家丢的东西，找不到也就算了，我最可惜的是我在当年拍摄的许多很有纪念意义的图片都找不到了，这些东西很有历史价值，想让你们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给想想办法，找一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