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装裱得十分庄重的折页，里面裱糊着内容十分重要的七封信。这七封信是董其武将军在1978-1983年间，从北京一封一封写给他的部属苏振宏的。
苏振宏，解放前跟随董其武将军的一名校级军官，1949年9月19日参加了绥远起义。1954年，他转业回到故乡，成了通化中学的教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赵印立认识了苏振宏。闲聊中，苏振宏说自己是董其武的部下，并说了不少董其武将军爱民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令人十分感动。
绥远9·19起义前夕，为严密控制包头，防止反对起义的力量左右形势，董其武把苏振宏从部队调往包头市政府任秘书主任。1948年的大年三十，为保证市内节日安全，包头市城门关闭，门外布岗，禁止随意出入。当时，有100余名乡下人要求进城，但不管他们说出什么理由，哨兵都不放行。无奈，大家只好请求一些进出城门的长官们帮助疏通。但这些长官都以“这是军令，无法通融”而拒绝。中午时分，又来了一位准备进城的长官。这位长官看到门外聚集着那么多老百姓，吵吵嚷嚷，情绪激动，便主动上前询问。有的说“城里亲戚让我们进城取年货”，有的说“城里有朋友，几十年没见过面，路过包头地界，想进城与朋友见一面。”
这位长官听了老百姓说的进城理由，觉得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当地解决群众的困难，不能只强调防坏人进城，而不考虑老百姓的困难，便问:“如果我让你们进城，你们一个小时后，能保证出城吗?”拥堵在城门口的老百姓异口同声地说:“能!”这位长官便让哨兵叫来他们的连长。连长一看是一位将军，马上立正敬礼，并大声报告:“请长官指示!”这位将军便告诉他:“查验一下这些要进城的老百姓的证件，没有问题的，都让他们进城，两个小时内一定出城。我为他们作保!”
这位连长马上命令哨兵立即打开城门，人们欢欢喜喜，蜂拥而进。
不到一小时，进城的人都陆续出了城。一出城，他们看见特许他们进城的长官，还站在城门口，纷纷上前施礼，并一再表示致谢:“长官真好!长官真好!”
苏振宏告诉赵印立，这位受人尊敬的长官，就是董其武将军。那天，他未带军队随从人员，暗中察访包头春节前的部队布防。
2009年4月中旬，张崇发受运城市政协邀请，从北京回到故乡，编纂《我所知道的董其武将军》一书。听赵印立老师讲了这个故事后，便打算找苏振宏老先生，想让他写一篇回忆文章。
但苏振宏已经去世多年，只从苏的侄子手中搜集到董其武将军写给苏振宏的七封信。
对这七封信，我们进行了仔细研究。原来1957年，苏振宏被错划为右派后，离开了通化中学，回村参加劳动。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董其武，得知自己的部下苏振宏因挨整而长期失去工作，非常着急。他深深理解老部下的心情，便一次次地给有关部门写信，为恢复苏振宏的工作做了很大的努力。
9月10日，董其武副主席给山西省万荣县政府写信，希望县里恢复苏振宏的工作。同时，给苏振宏写信，告诉他:“你的历陈事实，我看俱属实情，我一向从来没有对地方政府直接写信。我认为你的能力还是可以给人民做些工作，特贸然给县关于恢复你的工作之事，直接去函请办。请你和县有关人员多作联系，以求落实。”
没想到，董其武副主席写给万荣县的这封信，有关方面说找不到。无奈，苏振宏只好把情况如实向董其武副主席作了汇报。董副主席又于11月8日，给万荣县委写了一信。由于害怕再“收不到”，这封信没有从邮局寄出，而是一起寄给了苏振宏。在给苏振宏的信中，董副主席写道:“前次给你县一信，没有找着，今将我给县委的信直接交你，请你去洽商办理。”
为了确保苏振宏的工作能够落实，董其武副主席的第三封信是给万荣县通化公社的，信中说:
“你公社通化一大队苏振宏同志，曾于1949年9月19日参加绥远起义，当时他任包头市政府秘书主任。起义后在绥远省军政干部学习团学习后，仍任包头市政府秘书主任，后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7军军部秘书。1954年底，苏振宏同志由前华北军区正式复员还乡。1972年国防部又核发(为)转业军人证明书。
还乡后，苏振宏同志任通化中学教员，后因群众运动，由于他的情况群众一般不了解，停止了工作，迄未恢复。
苏振宏同志身体尚结实，还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请你们考虑，继续调动他的积极因素，使他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多做些工作。为此，特函请你们根据他的具体情况给予妥善安排。”
经过董老的努力，苏振宏终于重新回到通化中学，重新上班工作。
怀着对恢复工作的喜悦，怀着对党的感激之情，苏振宏于3月21日给董其武副主席写信报喜，感谢党的好政策。
接到这封信，董其武副主席立即于4月1日给苏振宏回信。在信中，董其武副主席高兴地写道:
“3月21日的信看到，我看了你的信，我很喜欢，喜欢你说党的政策回来了，什么事都好办了，有了分寸了，有了样了。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
在这封信中，董副主席还写道:“你教好、管好学生，就是为四个现代化最好贡献。”
过了3个月，7月26日，董其武副主席再次给恢复工作不久的老部下苏振宏写了这样内容的信:
“你是重点中学的好教师。现在教育青年为国家建设，为把国家建设成为高度自由、高度民主、高度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祝你为国家培养下一代优秀人才而奋斗。”
又过了两个月，9月20日，董其武副主席还给苏振宏写过一信，信中称:“你学有基础，作为教书工作，使学生德、智、体兼备，具体爱国，为四化奋斗，也算给人民、给国家作出一定的贡献。”
认真拜读董其武副主席的七封信，我们还发现董老在为苏振宏联系落实工作期间，考虑到苏的情绪不稳定，便耐心劝解，帮助其提高认识，正确对待。
7月26日，董副主席在信中就写了这样的话:“因为你有才能，有见解，但必须全面，不敢流露出不满的心绪。”“你对农村情况了解很多，应当心平气和地、秉公持正地对县、地、省提出建议和改革办法。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当)为国家安全团结和早日完成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1982年1月8日，董副主席又给苏振宏写信说:“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走向正规，哪怕问题成千累万，或迟或早终归是要解决的。我们应该认识清楚，工作踏实，思想顺畅，信心百倍地去迎战困难，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董副主席深知，长期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消息闭塞，对国家政策不知道，对国家的重大变化不了解的人，在等待落实政策期间，心情是急躁的，遇到阻力后往往对前途丧失信心。因此，必须想办法让他们打开心灵的窗户，做到心明眼亮。这样，他们才会体谅办事人员，才会坚持不懈地努力，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光明的到来。于是，董其武副主席在给苏振宏写信时，总不忘给他大讲国家形势，大讲光明的未来。
4月1日，董其武副主席给苏振宏写信说:“自从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领导同志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大家共同的愿望是把党的事情搞好，把国家的事情搞好，给人民谋福利，给国防图安全。特别在十一届五中全会所决定的各项重大事项，深得各族人民一致拥护。”
7月26日，董其武副主席给苏振宏的信中说:“从粉碎‘四人帮’到三中全会，大家畅所欲言，陈明时弊，才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才给了人民群众生产自主权，才恢复自留地、自留畜，房前房后可以栽树自用。开放自由市场，许可人民多养家畜、家禽，使人民群众的经济活跃起来了，这完全是现政府领导同志认识了时弊，敢于大胆地改革时弊所致。”
1982年1月8日，董副主席又给苏振宏写了这样两段话:“我们所在的是一个人类崇高理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的国度，以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为己任，坚定信念，勇往直前。”“五届四次政协会议号召全国各民族及一切爱国力量，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提高信心，振奋精神，团结一致，鼓足干劲……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卫世界和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新的贡献。这样宏伟目标，激人奋起。我坚信，理想产生希望，希望增长信心，信心必然会带来力量。”
对于董其武副主席的关怀，苏振宏内心非常感激。1993年，在董其武副主席逝世4年之后，他把珍藏多年的七封信“请匠连缀装裱成册，置于左右，亦犹面命，永志铭感!”
据估算，董老亲自接待过的上访人员，不下数千人次，亲自写给各地的证明材料和信件远远超过了上万件。
他这样做，简单地看是为他的部属平反;从本质上看，他是在忠实践行着领导的职责，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让党的阳光照耀到各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