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8月21日，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赣东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方志敏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在此之际，追忆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更加增添了我们对他的无限怀念和深深的崇敬。
(一)
方志敏同志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从参加学潮到文化救亡，从鼓动革命到投身农民运动，从领导武装暴动到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充分显示出他为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大无畏精神。正当年轻的方志敏苦苦寻求新的出路时，五四运动爆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他同广大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中国、看世界，在对各种社会思潮、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的鉴别中认真思考。1922年8月，方志敏同志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的笃诚信仰者，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运动之中。他曾坚定地表示：“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方志敏同志是这样表示的，也是这样躬行实践的。1925年7月，他出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和农民部长，1926年4月赴广州参加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后被选为江西农民协会秘书长，主持全省农运工作，成为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方志敏同志按照毛泽东关于“须坚决反对”的指示，同国民党右派展开坚决斗争，粉碎其“圈定”阴谋，捍卫了党对江西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又蓄意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暴行：惨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解散南昌市党部，搜捕工人纠察队，制造“九江惨案”，等等。面对这一桩桩、一件件反革命暴行，方志敏同志更加坚定地赞同毛泽东关于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正确主张，大声疾呼：“一切革命的人们必须以铁拳加诸右派狼子身上，任何对右派的姑息，都是对革命的自戕。”并在中央农委和全国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以及国民党两湖省党部的支持下，迫使国民党解散了非法成立的江西省党部，改组了省政府，暂时停止其反革命活动，在江西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告诫人们：帝国主义列强并不可怕，伟大的民族自救力，就蕴藏在人民群众的团结之中。他被捕入狱后，仍不忘“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撰写了《可爱的中国》这一不朽之作，疾呼救国救民于水火。他坚决表示：“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
(二)
方志敏同志是一位勇于探索的革命实践者。他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一切从赣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成功地开辟了“方志敏式”的根据地，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方针、原则，形成了比较系统、且具有鲜明特色的军事理论，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他秘密回到弋阳，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认为：“不要武力，并自动解除武装，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给敌人的错误，是这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他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以赣东北为基地，同邵式平、黄道等同志一起，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公开打出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旗帜。1928年1月，在九区窑头村他主持召开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山五县党员会议，正式打出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旗帜，举行弋横暴动。会议通过暴动大纲和组织形式，成立五县党的工作委员会和暴动总指挥部，方志敏同志任书记兼总指挥。弋阳、横峰暴动持续两个多月，暴动区域纵横百余里，参加群众达七八万人，形成了弋横暴动的高潮。
此后，方志敏同志认真地分析了暴动受挫的原因，深深感到单靠农民武装是不能对付敌人的正规军的，必须组织坚强有力的革命正规军。他立即从武装起义的积极分子中挑选数十人，集中30条枪，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2军第2师第14团1营1连。同时决定：立即停止进攻，整理内部，健全组织，精干力量，及时转入游击战争。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如果不实行由进攻到退却，由集中大量农军到组织小规模的游击队的战略转变，不仅农民革命武装将会遭受更大损失，而且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后来的红10军也是不可能的。
在此前后，方志敏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首先，实行了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和策略。他认为，土地革命政策和策略的正确与否，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因此，他在举行弋横暴动时，就把“建立劳农政府，平债均分田地”写进暴动大纲，这在全国众多的武装起义中是不多见的。特别是给地主生活出路，允许富农分得一部分好田坏田的政策和策略，成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一大创举，也是“方志敏式”根据地的显著特点。它不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使地主、富农有了安身立命之本。实践证明，方志敏同志实行的这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巩固红色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关于对待反动阶级要从政治上瓦解，思想上教育，生活上给出路的新鲜经验。
其次，正确地处理了革命根据地巩固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坚持在巩固中求发展。1933年7月，他明确指出：“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如果苏区得不到巩固，“是要妨碍着苏区的发展的”;如果不乘红军的胜利迅速发展苏区，“自然也不会得到绝对的巩固”。他联系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斗争策略，要求把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相结合，逐步组织地方暴动、里应外合建立苏维埃政权，使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稳步地向前发展。
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总结与敌斗争的经验，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实践。1930年6月，他在一个报告中，把赣东北红军的作战经验系统地概括为：埋伏要道、截击匪军，诱敌深入、埋伏截击，围魏救赵、避实击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黑夜扰乱敌营，截击匪军交通线和粮食，有时分散、有时集中。这些经验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热情赞扬。1934年2月，他又撰写了《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一文，全面地总结了赣东北红军创建以来的主要经验，深刻地论述了加强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和严格纪律等方面的重要意义，特别强调学习军事技术，尤其是现代军事技术和军事知识，要求把红军建设成为铁军。
正由于方志敏同志坚持从客观变化了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方针、原则，使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为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授予方志敏同志勋章一枚，授予红10军奖旗一面，表彰其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三)
方志敏同志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曾遭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打击、迫害，但是，他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以大局为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1930年7月，正当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胜利向前发展之时，中共中央要求红10军攻打九江，配合其它各路红军，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对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方志敏同志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红10军的兵力比较小，难以攻克敌人重兵据守的九江重镇，特别是红军没有水运船队，要由景德镇西渡鄱阳湖，进攻九江，难以实施。因此，他向中央建议改变决定。但是，中央拒绝采纳他的正确意见，并把他排斥在领导岗位之外。方志敏同志忍辱负重，服从中央的决定，被迫同意红10军攻打九江，但仍叮咛军长周建屏同志：“军事行动要相机行事。”从而，既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又避免了红10军的较大损失。方志敏同志回到领导岗位后，不计较个人恩怨，同邵式平、周建屏和唐在刚等同志一起，领导和指挥红10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后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使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得到发展，进入全盛时期。
但是，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1年7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等到达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竭力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全面否定了赣东北党的工作，排斥方志敏同志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尤为严重的是，他们还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进行错误的肃反，致使第三次反“围剿”失败，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严重损失。方志敏同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从大局出发，挺身而出，同“左”倾冒险主义推行者展开坚决斗争，公开为受冤屈的同志申辩，保护了大批党员和干部，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损失，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方志敏同志再次出任红10军政委后，果断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策略，率部南下东进，一举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1932年底，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改称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省委、苏维埃政府和军区改称为闽浙赣省委、苏维埃政府和军区，方志敏同志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3年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粉碎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命令红10军开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协同红一方面军作战。当时，闽浙赣边区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敌情，如果红10军离开，根据地必将遭受损失。但是，方志敏同志以大局为重，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并耐心细致地做通了大家的思想工作。他坚决表示：“不管个人有什么想法，都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决定。”“一切都听从中央指挥!”红10军开走后，他又建立了新的红10军，继续在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这种严守纪律，顾全大局的高贵品质，成为人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四)
“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这是叶剑英元帅对方志敏同志伟大一生的高度评价。
1934年11月下旬，方志敏同志按照中央军区的决定，任新组成的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部北上皖浙赣边区，以调动敌人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已经长征，皖浙赣地区也已被敌重兵把守，形势极其危险。但是，方志敏同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决然地率部北上。由于战略指导的重大失误和作战指挥的失当，红10军团首战谭家桥失利，继在怀玉山陷入敌军重兵的包围。在生死关头，他把生的希望让给同志，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同7倍于己之敌苦战7昼夜，不幸于1935年1月27日被俘。
方志敏同志被俘入狱后，在生与死的抉择关头，大义凛然，祖死如归，宁死不屈。他坚定地表示：“我能丢弃一切，惟革命事业，却耿耿在怀，不能丢却。”“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这情真意切、正气浩然的朴素语言，表明了他誓以年轻的生命实践自己诺言的决心，充分显示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高尚品格。方志敏同志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在狱中，他同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当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官僚政客、军阀党棍以及方志敏同志的同学、同乡和亲朋故旧充当说客，以高官厚禄为诱饵，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规劝”，甚至抬出蒋介石委以要职，妄图使方志敏同志“归降”时，方志敏同志郑重宣告：“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我们共产党员都是深刻信仰共产主义的”。这充分体现了方志敏同志乐于清贫、视死如归的伟大革命气节，体现了中华民族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美德。
在狱中，方志敏同志不仅同敌人的威胁引诱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以顽强的革命毅力，以笔作枪。他在半年的时间内，抱病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文稿，共20余万字。这部分文稿，曾影响了许许多多志士仁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不惜牺牲一切，前仆后继，英勇奋战;也为我们党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革命遗产，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南昌下沙窝，年仅36岁。方志敏同志虽然英勇就义了，但他那首慷慨激昂的就义诗：“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愿意的啊!”永远激励着后人。
今天，我们纪念方志敏同志，就是要学习方志敏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继承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献身精神、开拓精神、求实创新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周围，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