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早年行医，1894年创立兴中会决心从事革命运动。1905年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帝制，被推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颁布临时约法。隔年被迫辞职，后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1924年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发表新三民主义，创立黄埔军校，年底扶病到达北京共商国是。1925年3月12日病逝北京。
孙中山先生，名文，字载之(乃自取「文以载道」之义)，谱名德明，幼名帝象;十八岁在香港受教会洗礼时署名日新(乃自取「日新又新」之义)，业师区凤墀据粤音「日新」为改号曰「逸仙」，自是中西师友皆以逸仙称之，渐以此号扬於国际;三十二岁至日本於投宿旅邸时，日籍友人为掩护革命领袖行踪而代署「中山」，先生旋奋笔续一「樵」字，示为中国山樵，后亦常於函笺自署中山，国人遂以中山先生称焉。先生以清朝同治帝五年丙寅岁十月初六日(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诞降於广东省香山县(今名中山县)之翠亨村。其先世本中原望族，自唐末屡迁，历江西、福建，至明初入粤;其高、曾、祖三代均业农，父达成公早岁务农尝致小康，后遭时难中落而出外劳工，后复返里重振旧业;至三十三岁始成婚，取杨氏，生子三女三，长子德彰，名眉;次子德佑，名典，早殇;先生其季也。
孙先生七岁入私塾，凡七年而毕经业。时其长兄德彰先生在檀香山垦牧有成，获当地政府特许招徕华人前往助垦，母杨太夫人亦亟思一睹其事业，遂获父达成公之允诺，侍母随搭载运移民赴檀之轮船前往。先生本「志窥远人，性慕新奇」，此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其影响於毕生志业者至大。抵檀未久，太夫人回国，先生独留。初，德彰先生命入所营米店佐理商务，虽稍习即通，然志不在此;长兄知其有志於学，乃使进入英人所设之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就读。此己卯(一八七九)年先生十四岁时事也。
先生中文基础已具，初学英语，先事观察静听凡十日，自以中英文相较之，颇有独特会心。及至十日后展开学习，以读以写，进步极速，且尤以英文文法之领会胜於西童。三年后卒业时，於数百学生中，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华侨引以为荣。盖当时夏威夷犹独立之国也。旋入檀岛最高学府奥阿厚学院(Oahu College)，此校为美人所设，系教会学校。先生本意於毕业此校后赴美留学，乃因在校受牧师薰陶欲受洗入教，长兄顾虑父母斥责，并认为先生所受西洋教育已足敷用，命辍学回国再治国学，先生遂於癸未(一八八三)年夏离檀返粤，时十八岁也。然仍於当年之冬，在香港与挚友陆皓东同时受洗於基督教「公理会」。
乙酉之年(一八八五)，是时正值中法战争，海行途中每阅西报，均见外电报导中国军队奋勇作战之新闻，并有中国击败法军导致法阁改组之事实;但抵达香港时，清廷已与法国签订天津条约，让安南予法国。先生鉴於满清愚昧腐败，丧权辱国，愤慨万分;适此际於码头得见中国工人拒修法国战舰之义举，深受感动，乃「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先生既立救国救民之大志，遂於翌年毕业於中央书院之时，慎重考虑职业选择，先拟投考陆军或海军学校，继思研习政治法律;后忆及前往檀岛时，曾有教会司铎杜南山语以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言，乃决定习医，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救国事业遂发韧矣。
先生於丙戌(一八八六)年二十一岁时入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附设之医科学校，在校结识志士郑士良，并与校外志士尢列邂逅相识，相为砥砺反满救国。一年后，转学香港新创之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在校复结识杨鹤龄、陈少白、关景良等，皆志同而道合者，日以排满之义放言高论。
先生在西医书院习医凡五年又半，成绩每列前茅，历任教务长如英人孟生博士(Dr. Patrick Manson)、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ontlie)暨华籍创办人何启等均器重之。至壬辰(一八九二)年二十七岁之夏，乃以第一名毕业。旋即设中西药局於澳门，并与中医镜湖药局合作为贫病施药义诊。
甲午年(一八九四)之春，中、日之间有事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生观察大局有变，虑满清腐败无以应之，徒致国危民困也。时李鸿章以汉人承担重任，且为「洋务运动」主持者，并亦为香港西医书院之名誉赞助人，先生欲有所匡救於时，乃作书上致之，期李能恢扩宏图，勤求远略，自「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大经大本致力，勿徒羡「坚船利炮」而舍本逐末。书上，李末能纳，惟为发「农桑会筹款护照」一纸，亦见其不拒之意。先生遂偕陆皓东游京、津，复溯长江入武汉，以观察形势，预为他日建旗倡义、再造中华之计。乃秋，中日战起，清军屡败，先生视时机已至，乃再赴檀香山，欲纠合海外华侨，组党救国;至十月二十七日(阳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兴中会遂告诞生。
先生创立兴中会，明揭振兴中华之宗旨，同时凡入会者均秘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之目标，并以选举方式推定正副主席与职员，其组党目的与组织精神於此可见。
先生於乙未(一八九五)年初，自檀香山返香港，聚晤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尢列等，筹立兴中会总部以进行国内起义。时有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先已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先生以志业相近，遂与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於是租定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即於正月二十七日(阳历二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兴中会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并改订章程，发布宣言，积极筹备举义。二月二十日(阳历三月十六日)以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先生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先生旋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以广徵同志;各项准备甚为顺利，乃定重阳节为起义之日。
不幸届期衢云在香港误事，以致事机败露，陆皓东、程耀宸、程奎光、丘四、朱贵全等多人被捕殉难，首次起义乃告失败。事败后三日，先生始脱险至香港，旋偕陈少白、郑士良赴日本。九月二十八日(阳历十一月十四日)船抵神户，时广州义举已喧腾东邻，先生阅报，见有「支那革命党孙文抵日」数字，因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此语吾辈宗旨相符，即以革命称吾党可也。」自此，先生神圣高远之救国事业，乃正名为「革命」。近代中国实亦由先生首用「革命」一词，并直指「革命之名词创於孔子」，而绝不认其为译自西文或得自日本，盖日本实借自中国之易经也。至於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为革命之定义，其意境自高於一般轻用之者，故又屡言「革命为宝贵尊严之名词」，「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以见其内心对革命事业之虔诚庄敬。
先生自神户至横滨，访晤冯镜如等，即行组织兴中会横滨分会，公开革命宗旨。旋即断发改装，再赴檀香山，并为周游美欧之计。翌年丙申(一八九六)四月，遇业师英人康德黎於檀岛市街，相约於游美之后即赴英伦会晤。八月，先生於自西徂东横游美洲大陆后，即由纽约乘船赴英。
先生在美宣传革命之时，已受满清驻美公使密侦跟踪，抵英之后，即在满清驻英使馆所雇侦探严密监视之中。八月二十六日(阳历十月二日)晤康德黎於伦敦，并访业师孟生博士，均告戒慎防满清使馆暗算，先生大笑置之。至九月初五(阳历十月十一日)，果被清吏诱禁於清使馆内，凡十三日之久，历经险危，终得康德黎与孟生二师营救脱险。先生以英文著「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发表，中国革命领袖之声名自是传扬於全世界。伦敦脱险后，先生暂留欧洲，从事政治风俗之考察，并结交其贤豪。以大英博物馆藏书丰富，每日前注阅读连续半年之久，对於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矿业、农业、畜牧、工程、经济，均作细心研究，因而於了然全局中取精用宏，乃「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为一劳永逸之革命目标，「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殊可视为人类思想史上之大事。
戊戌(一八九八)年秋，国内发生政变，满清慈禧太后幽禁光绪帝於瀛台，捕杀「维新」人士多人，维新派首要康有为、梁启超等分由宫崎、平山协助避难日本。日政界耆宿犬养毅与宫崎等咸以康、梁亦谋革新而遭放逐，劝先生与之联合。先生然之，拟亲往慰问，期推诚相与。讵康另有所图，妄称奉有光绪帝之「衣带诏」，未便与革命党首领往还;惟梁启超屡相晤谈，表示愿意合作。会其党徒王照不直康之所为，公开揭发其所称「衣带诏」之伪，康衔恨迁怒，遂愧然离日，且以敌意对革命党矣。梁於康走后仍与先生续商联合，为康所知，派员促其离日，梁乃於翌年(一八九九)冬赴檀香山，行前且表诚击合作之态请先生作书为介在檀友好。先生不疑，坦然以应。迨梁至檀岛，持先生介函大获信任礼遇时，竟诡称「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名虽有别而宗旨则一」，欺骗一部分兴中会员助其设立「保皇会」，事为先生所闻，驰书责之已不及矣!
庚子(一九○○)年夏，北方发生「义和拳」之乱，清廷愚昧，竟引以自卫，纵其乱政与排外，招致「八国联军」蹂躏中国之惨祸。先生见危亡瓜分迫在眉睫，亟思奋起拯救，乃一面部署再举起义，一面策划保全南方。时李鸿章方调广州出任两广总督，在港同志何启代表先生与香港总督卜力(Sir Henry Blake)接洽，劝说李鸿章据南方独立，以事拨乱反正。先生并拟订「平治章程」六条，其要旨即为建立合众政府，致送卜力请为转致。先生且曾亲赴上海，试寻策动两江总督与两湖总督之途径而未得也。当兹往返活动之际，先生曾获李鸿章幕中策士刘学询之函邀，谓李有独立之意思得先生助力云。先生虽疑，仍以有利大局而赴香港，至则李果派军舰来迎;同行2日友宫崎等为之欣喜，先生则嘱慎重，及试，果陷阱也，幸未蹈之。不久北京陷落，清廷逃亡，急调李鸿章北上向八国谈和。李既离粤，独立之议寝，而先生起义之部署亦告成熟，箭在弦上矣。
自庚子之役后，国民日渐醒觉，志士纷组革命团体，其著者如：辛丑(一九○一)之春，粤籍留日学生王宠惠、李自重、冯自由等人组成「广东独立协会」;壬寅(一九○二)之春「留东学人章炳麟、秦力山、马君武等人发起举行「中夏亡国纪念会」，张继等人发起组织「青年会」;冬，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发起组织「爱国学社」;癸卯(一九○三)之春，钮永建、蓝天蔚等人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称「学生军」;冬，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发起组织「华兴会」;甲辰(一九○四)之春，黄兴再与会党人士共立「同仇会」;冬，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发起组织「光复会」。此四五年间，国内外革命组织遍起，并皆以书刊作革命鼓吹，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等即其著者。至乙巳(一九○五)之春，更有欧洲留学生邀先生前往组织革命团体;而在国内与在日本之各革命团体负责人，感於团结之需要，亦均望先生东返，以总革命组织之成。
先生癸卯(一九○三)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较之初期誓词增入民生主义之内容，即以此施行於尔后组织之入会宣誓，革命宗旨自是益臻具体。甲辰(一九○四)之秋，先生在纽约首次发表对外宣言，题为「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主旨在指出西方对中国存有两种误解，实皆中国受外人侵占之时所产生：其一、谓中国关闭成性，此乃满清专制统治之现象，以往无此事也。其二，谓中国地大物博人众，一旦富犟，势将成为「黄祸」;其实中国人天性和平守法，从不对外侵略，昔日之所谓「黄祸」者，亦系外人侵占中国时，其黩武侵略之延伸也。中国人唯有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乃能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斯非黄祸而是「黄福」也。故望崇尚独立与和平之美国人民，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革命。
乙巳(一九○五)夏日，先生自欧洲经南洋返抵日本，至则各革命团体志士纷纷来见，皆申进取之意。六月二十八日(阳历七月三十日)先生召集中国革命同盟筹备会，到者凡十七省志士七十馀人，(关内十八省唯甘肃无留学生。)先生演说革命宗旨与方法后，即行合组新团体之讨论，决议定名称为「中国同盟会」，并即各自亲书入会誓词，举行入会宣誓。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会后，继续加盟者络绎不绝;至七月二十日(阳历八月二十日)，乃正式举行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於东京，先生被一致推举为总理。
同盟会成立后，即创办「民报」为机关报，先生亲撰发刊词，正式揭出民族、民权、民生「皆基本於民」之三大主义，为革命奋斗目标。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主义与方略既定，革命同志遂各依任务，展开组织、宣传，与布置起义。至丙午(一九○六)之秋，期年而已，仁人志士自动加盟者已逾万人，革命风潮已遍於全国各地。清廷震惧，知革命本部在日本东京，革命事业乃先生领导，遂藉外交力量，请日本驱逐先生出境。丁未(一九○七)年春，先生被迫离日。
庚戌(一九一○)正月，全美洲之「中国同盟会总会」成立於旧金山，先生改订新盟约，将同盟会四纲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三纲，明确三民主义目标;并改同盟会会员为「中华革命党党员」，显见其改革同盟会之深意。是年夏，启程东返。
时国内由先生安排成立之同盟会南洋支部，实际以代东京本部执行革命指挥任务;己酉之冬，为策划起义，复由先生指示设立南方支部於香港，委胡汉民为支部长以主其事。倪映典与赵声策动广州新军有成，预定庚戌上元日起事，未及期而新军於正月初三(阳历一九一○年二月十二日)鼓噪发动，援者不及集，遂致顿挫，映典身殉，是为先生领导革命第九次起义之失败。
辛亥(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日(阳历四月二十七日)，黄兴率各省来粤同志一百七十馀人起义於广州，此役惊天地、泣鬼神，革命党人甘死如饴，殉者近百，多为允文允武之青年精英;当时得忠骸七十二具丛葬於黄花冈，英风浩气，震彻人心，「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名遂永为国民革命之精神表徵，而举国革命之形势，乃因之造成。此为先生所领导起义之第十次失败，亦即辛亥大革命成功之先声。
「三二九广州起义」之前，本已先行於长江各埠广布响应革命之机关;广州败后，长江流域即谋再接再厉，乃立「中部总会」以统筹之。七月，上游四川首先发动「保路」革命，清廷调武汉军队前往镇压;八月初，武汉革命党人实行动员，消息走漏，满清政府因而破获各处革命机关;同志处至危之境，决冒险以图成，遂於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奋起一击，石破天惊之武昌起义乃告发生。一夜之间，武汉光复;各省同志，咸依「革命方略」而齐勇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