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出来领导，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是由各种因素形成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的作用。
1969年12月，因“战备疏散”到了湖南的叶剑英，向前来探望的王震了解因同样原因到了江西的邓小平的生活状况，并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非毛化”浪潮，叶剑英多次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今天可能还在黑暗里徘徊，还在上海的租界里开会。”这些都是叶剑英发自肺腑的真心话。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也不能没有邓小平，正如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很有名的歌曲《走进新时代》中所唱的那样：“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然而，真的“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吗?没有叶剑英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没有叶剑英的毛泽东、邓小平会是什么样子?相信读者在了解了晚年叶剑英之后自然就会明白，中国同样不可以没有叶剑英。
“文命”期间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说：“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算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文化大革命’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
“文化大革命”中期，邓小平之所以能在政治上“死而复生”即通常所说的“二落二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毛泽东对邓小平采取了与刘少奇不同的处理办法。1968年10月31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还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叶剑英对毛泽东的用意是明白的。他意识到，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叶剑英也明白，毛泽东树立林彪为接班人，公开场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但在私下里，毛泽东却从未与林彪“亲密无间”;明知道林彪不容邓小平，而毛泽东却偏偏保留邓小平。把刘、邓拆开，难道仅仅因为邓的“问题”没有刘的大?看来也许在那个时候，在林彪最“红”的时候，毛泽东就想到或者已经在准备着些什么。
叶剑英尽管在总体上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尽管努力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却仍然因为对林彪、江青极左势力的抵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到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地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愤怒之下，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2月14日，他又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地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结果，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遭受围攻批斗和打击迫害。虽然叶剑英在1969年4月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实际依然处于“靠边站”的状态。
林彪叛逃之后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
1970年7月上旬，叶剑英结束长达300天的“战备疏散”生活，从长沙飞回北京，8月下旬上庐山出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搞突然袭击，抛出所谓“称天才”的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毛泽东决定先拿陈伯达开刀。叶剑英在毛泽东处领命后，以周恩来特别顾问的身份，率领工作组到福建、广东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为批陈整风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71年9月13日，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如惊弓之鸟般的林彪一伙驾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随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
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责任重大。在考虑如何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整顿军队、肃清林彪的流毒和影响、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的时候，他想到了已经被“打倒”六七年、此刻还远在江西的邓小平。据当时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李德生回忆：“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叶帅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时，军队建设受到严重破坏，亟待整顿，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做这些工作时，又必须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投鼠忌器’，斗争形势复杂艰巨。我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总政治部主任，负责承办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具体事宜，这时我同叶帅有了密切接触……叶帅曾向我谈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表示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提议，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并安排我去看望小平同志。他曾经多次对我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治政治军离不开他们。”叶剑英不顾打倒邓小平的文章、口号依然充斥报纸和街头的情况，多次向毛泽东建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他开始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在一些场合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为一些人恢复名誉和工作。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又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中央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是逐级传达的。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江西步校，邓小平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很迟才知道林彪自爆身亡的消息。1971年11月8日，邓小平在听中央文件传达后的第三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1972年8月初，邓小平在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中央文件传达后，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8月14日，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信并写下如下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和《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批示，它表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了。
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叶剑英主抓军队整顿
1973年，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毛泽东一方面继续坚持“左”的路线，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工作。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既不太满意，又离不开他，因为他觉得周恩来的一些想法与他相距甚远，但整个党政军和全国大局全靠周恩来支撑着。偏偏这个时候，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运动要搞，国家的日常工作也总得有人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的决定。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叶剑英特别高兴，立即前去看望，向他介绍军队的情况，征求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问题。3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与九大相比，十大的组织路线没有多大变化，更多的追随中央文革的投机人物和造反派进入中央委员会。让人庆幸的是，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其中就有邓小平。在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为副主席。会后，叶剑英向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12月，邓小平参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工作。从以下一段毛泽东的谈话中可见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的特殊作用和地位：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散会后，除毛泽东以外的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主持继续开会，落实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
四届人大召开前后，江青集团先是谋求组阁大权，后又企图插手军队的人事安排。1974年秋，毛泽东已将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给王洪文主持。鉴于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重，国务院也急需有人接替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10月4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让秘书给王洪文打电话，并让王洪文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一项重要决定。10月20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他的意见办。”11月6日，毛泽东见到陪同外宾来长沙的李先念，当李先念讲到“小平同志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1975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与邓小平谈话中还说：“你当总参谋长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1975年惊心动魄的整顿，被今天的史学家称为“历史转折的前奏”，是党内健康力量同占据重要位置的江青集团展开特殊斗争的一年。在周恩来病重住院的情况下，邓小平和叶剑英，一个主政，一个主军，密切配合，为挽救危局做出了巨大贡献。
叶剑英继续大力抓军队的整顿。1月2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鉴于1971年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有所变化，为了加强对军队和战备工作的具体领导，建议以西沙战后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础，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对军委组成人员提出了具体意见。叶剑英的信得到毛泽东的批准。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为常务委员的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这次军委领导成员的变动，对于军委和全国局势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军队的整顿对1975年全面整顿来说至为关键。自从2月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建议，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恢复军委常委会，使得一些将帅重新走上最高军事领导岗位以后，叶剑英就在他主持的军委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把酝酿已久的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经毛泽东同意，军委扩大会议于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和军委直属军事院校的负责人共70多人。会议由叶剑英主持，集中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就军队整顿和“消肿”问题，做了重要讲话。15日，叶剑英做了会议总结讲话。
形势陡然逆转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叶剑英的总结讲话，首先分析了美苏争霸的国际形势，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强调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重要性。然后重点讲了部队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叶剑英最后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他在发言中，还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的恶劣行径。他提醒大家：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出通知，将邓小平和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转发全党学习。叶剑英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对军队各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组织调整。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组成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从8月至年底，对军队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逐个地进行调整配备。他直接了解各单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的情况，特别注重了解他们在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表现和对“四人帮”的态度。政治上不强的干部，坚决不予重用。对于一些犯了错误而又能改正的人，本着党的干部政策也予适当地安排工作。在调整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同时，叶剑英还着手对驻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和调动。总之，通过1975年军队整顿，调整配备了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使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在决定民族、国家和党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使江青反革命集团无法插手军队，最终只能束手就擒。1975年的整顿，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做好了物质和精神准备，这就是历史做出的结论。
1975年，善于抓住机遇的邓小平将毛泽东的几次讲话精神归纳为“三项指示为纲”，并以此为旗号，将全面整顿引向高潮，使全国各项工作出现了转机。直到1975年9月，毛泽东对邓小平进行的全面整顿，还是持支持的态度。在他心目中，仍然把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不幸的是，形势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而逆转的直接缘由是两件引起毛泽东重视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的情况时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远新的话刺激了毛泽东，因为他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而反对的人不少，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原则问题。第二件事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分别写于8月和10月，都是由邓小平转交的。毛泽东看第一封信后没表示什么;看了第二封信后感到很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对李先念等人说：“他们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2日，毛泽东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显然，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发生。不过，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还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他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由，委婉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毛泽东十分失望。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