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在清理林彪有关材料时，发现他藏有一些孔孟言论的卡片，又在床头挂有“克己复礼”的条幅，于是认定林彪与孔子一样，都是搞复辟的。1973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在批林的同时要批孔的意见。1973年7月3日，毛泽东召见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从批评外交部的一个文件谈起。毛泽东说: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按指‘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大家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也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
“结论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308—309页;参阅《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41—443页。该书第450页上又说:“1973年7月，他(按指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即指1973年7月的这次谈话。。
固有的指导思想，复杂的政治斗争，使毛泽东并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完全清醒起来。出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他仍冀望着“文化大革命”或者还能有一个接近他原来预想的某些圆满结束。他不能容忍对“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否定。当周恩来等领导人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尖锐对立时，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倚重和在某些问题上的不满往往是并存或此起彼伏、此伏彼起的。而这种不满，客观上为江青等人屡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提供了动力。1974年10月至1975年初掀起的一股反复辟回潮的浪潮，正与此有关。
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于1973年8月5日写了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须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犹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不从子厚返文王。”这是我们当时记录的原始抄件，同后来流传的小有区别，当以将来正式发表的文字为准。同一天，就布置了《封建论》的注释任务。以后(从1973年8月至9月底)相继布置的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的《石鼓歌》，柳宗元的《咏荆轲》，都是为了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和“焚书坑儒”的必要性。注《石鼓歌》，是为了批评“孔子西行不到秦”，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注《咏荆轲》，是为了批评荆轲刺秦王是“勇且愚”的行为，并认为“秦皇本诈力”的“诈”应作正面理解。这几个大字本，都是为了用历史来论证统一和反复辟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研究事典》上册，第277页。。
《封建论》的主旨，是肯定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郡县制，批驳代表封建割据势力的“封建制”《封建论》里所说的“封建”，是指殷周“封国土、建诸侯”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制度，不是指封建社会的国家制度。，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为了落实这一指导思想，保证“文革”中大权在握，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书房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毛泽东把邓小平请出来当军师，当总参谋长。这就在最根本的问题上保证了中央集权。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并限令10天内到职《毛泽东研究事典》上册，第297页。
为了充分肯定作为秦始皇统治实践的理论基础的先秦法家的进步性，必须摒弃传统儒家思想对法家和秦始皇的否定，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从1974年3月开始，到7月为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一批“评法”(实际是褒法)批儒的大字本布置了点校注释任务。当时席卷全国的“儒法斗争”浪潮，实际上是从这里肇其端、始其源的。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著《论衡》中的《问孔》和《刺孟》，内容不言自明，是借王充的言论批孔;《韩非子》中的《说难》、《孤愤》、《忠孝》和《说疑》是有重要涵义的文章。此外，还包括了荀子和商鞅的文章这些文章见《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下卷，第469—633页，均为毛泽东1974年度阅读的大字本;1973年底还有韩非和章太炎的两篇文章，见该书上卷第432页、468页。具体布置过程，参阅我为该书写的卷首《前言》。。《说难》(1974年4月4日布置)的内容是说韩非认为在当时韩国旧贵族占优势的情况下，法家陈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是非常艰难的，因此，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陈述方式，必须讲究斗争的方式和谏说的策略。《孤愤》(1974年4月布置)则反映了韩非对“重人”即旧贵族擅权的愤怒，认为由于“重人”势力占优势，而造成“主上卑而大臣重”的不正常政治局面。
深究这些“法家著作”大字本的内容，反映的基本思想是要用革新的“法治”代替保守的“礼治”;强调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确立“君臣上下”《商君子·国策》。的秩序;强调只有在搞好内政的基础上才能对付外部敌人《韩非子·忠孝》的主题思想之一。;主张人的本性是恶的，因此必须“起法正”，“重刑罚”，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荀子·性恶》的主旨。;必须“法”、“术”结合，才能加强中央集权制度《韩非子·定法》一文的基本思想。。为了从哲学上论证建立中央集权制是顺天应时的，还以柳宗元的《天说》(1974年7月布置)和刘禹锡的《天论》(时间同前)作为理论依据，从唯物与唯心、革新与保守的角度证明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正确性。“法家著作”大字本的核心思想是坚持变革，反对保守和复古，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这同毛泽东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和现实的政治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预计到他的许多想法和做法会受到不少人的反对，因此在1974年7月布置了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提倡“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以支持“左”的路线推行。(据传，他当时还读了清代人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毛泽东扬法批儒，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借此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更重要的是借宣传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文革”特殊背景下的社会政治体制，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不仅民主与法制遭到空前破坏，而且还要以历史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为根据继续强化这种政治体制，这必将把社会的正常运行与操作推向一个无法把握的绝端，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不管毛泽东主观上是否授意，但他的谈话和布置的大字本，客观上为江青一伙于1974年初提出批林批孔运动、阴谋打击周恩来和大批老干部提供了根据。1973年底掀起的批判尊儒反法思潮，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转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月25日江青等人在京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都是上述背景的产物。毛泽东批准并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在于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阶段布置注释的大字本，在客观上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面对当时来自北方的原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还重视历史经验的启示，这就是1974年6月布置的西汉政治家晁错的两篇文章:《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和《上书言兵事》，前文主旨是说为了抗击匈奴入侵，必须移民实边，屯戍边塞，“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确保“制边县备敌”。这样，既可节省国家开支，又能增强边防能力。7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支边的现代人口迁移，就是在北方军事压力下吸取古代屯垦戍边的历史经验的结果。后文主旨是总结汉兴以来同匈奴作战的历史经验，具体分析了汉朝与匈奴双方军队的长处与短处，认为汉朝军队在数量上超过匈奴，只要发挥自己长处，就有可能打败侵略者。只要了解1973年至1974年原苏联在远东地区陈兵45个师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资料，转引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册，第3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军事威胁，就不难理解毛泽东读这两篇文章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