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924—1927年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的根本任务，是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大革命的惨痛失败，把革命方向道路问题严重地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能否尽快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能否尽快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的中心和实践的重点，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道路之上。
大革命的教训，使毛泽东等人最先警醒。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提出了“上山”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主张。八七会议是一个中介，此后毛泽东革命的立足点从辅助、支持国民党完成民主革命，转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民主革命之上，并且开始了农村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成功地进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尝试。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毛泽东并且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同年11月，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关系。指出：党的领导正确是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保障;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这三者是互为条件，互为依托的。
关于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毛泽东1929年4月5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的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关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问题。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即在工农革命军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并且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营、团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1928年5月，毛泽东又给红军提出了“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红军的建设进一步革命化和规范化。
关于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1928年 5月，毛泽东和朱德等根据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客观实际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与敌作战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为后来红军整个作战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 2 9年以后，又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等等。
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以及红军战略战术的一些基本原则，只是他两年来革命斗争实践的总结和理论思考，还并无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也并未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是在1930年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