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伟人身后的贤内助卓琳
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这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的。至今,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的卓琳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交叉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在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一、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
院子里原样保留着邓小平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写字台上还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这个特定的日子。每逢邓小平逝世的祭日,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花雨洒落,情思绵长,这是一家人对老人的深情祭奠。
1939年初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的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二、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原名浦琼英,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卓琳就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从小就感受到女性地位的低下与男人不平等,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萌发出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深受感染。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革命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真理,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但卓琳心不甘情不愿,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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