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印博士”与党中央秘书
邓小平在他革命生涯早期，曾负责过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该刊不仅以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而被旅欧华人盛赞为“我们奋斗的先锋”、“旅法华人的明星”。同时，它的版面字迹清晰，字体隽秀，装订简雅。为此，大家赞扬地送给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工作的邓小平一个“油印博士”的雅号。
1927年6、7月间，邓小平从欧洲回国，到达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武汉，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工作。他的工作主要是中央文件管理、交通、机要等项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作记录和起草一些文件。当时的中央秘书长是邓中夏。总书记陈独秀准备在中央秘书长之下设八大政治秘书，并任命了刘伯坚、邓小平等几个人。但由于形势的变化，这一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实际在中央秘书长之下做秘书工作的只有邓小平一个人。
邓小平以秘书身份参加了当时中央的各种会议。有一次，陈独秀亲自主持一个讨论河南问题的会议，他主持开会相当简单，会议议题没怎么讨论，只说了一句“耕者有其田”就宣布散会了。会后，邓小平根据会议记录起草了一个给河南省委的文件。因为邓小平刚到中央不久，不太了解情况，加上会议本身讨论的又少，因此只写了300多字。邓中夏看了以后说：太简单了吧。不过这次就这样，下次再写长点。多年之后，邓小平对这次会议和当时中央的文牍主义的印象和感受还是深刻的。
三次担任党中央秘书长
1927年9月底、10月初，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也随中央一同迁往上海。1927年12月间，时年2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这是他第一次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他的主要职责是协助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除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外，邓小平还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项工作。
曾在中央秘书处工作过，之后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黄介然回忆说，当时周恩来、邓小平每天要到上海同孚路相德里700号的“中央办公厅”来处理事务，中央各部分、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邓小平作为秘书长负责处理解决一些属于机关的事务性和技术性问题。黄介然说：“邓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他请别人记录)，但他也发言，因为秘书长有权发言，也有权提问题。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涉及到中央的安危。小平同志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题却很有份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会议以后，秘书长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秘书长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的工作，可以说，秘书长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大。”
邓小平第一次担任中央秘书长一年多时间，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任务。1929年9月间，他赴广西担任中共中央代表，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从此，便开始了他创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程。
1935年1月初，遵义会议前，在中央苏区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打击的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这是他第二次担任这一职务。
红军到达遵义前，绝大多数军内和党内的各级干部已对“左”倾错误领导表示强烈不满，毛泽东被排斥的状况开始转变，在党内、军内的影响日益增大，开始有了发言权。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邓小平再次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并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时，邓小平和毛泽东住在一起，遵义会议后，他和毛泽东、张闻天一起长征。长征路上，他们白天一起行军，夜晚住宿在一起。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主要负责中央首长的生活、会议记录和警卫工作。1935年6、7月间，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这次任中央秘书长只有半年多时间。
时隔将近20年，1954年4月，邓小平第三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同时还担任党和国家其他重要职务。在担任党中央秘书长期间，他协助毛泽东、刘少奇等做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在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制订过渡时期党的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筹备党的“八大”会议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进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核心。
邓小平的秘书实践活动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从事秘书工作的次数多。从1927年担任中央秘书职务起，到1954年以来任中央秘书长职务，虽然断断续续，但先后四次担任秘书职务，在全党全军是绝无仅有的，这表明他具有秘书工作方面的突出才能和丰富经验。二是从事秘书工作的层次多。他一开始就在党中央最高领导机关做秘书工作，并多次担任秘书长职务，这就使他能够站在中国革命的制高点上，统观全局，高瞻远瞩，了解和参与党中央的决策活动。三是既从事过秘书工作，也从事过领导工作。邓小平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主要从事秘书与领导两种工作，这就使他具备了秘书工作和领导工作的双重经验，因而，他既能够站在秘书工作的角度来评价和认识领导工作，也能站在领导的角度评价和认识秘书工作，形成独具特色的邓小平秘书理论。
毛泽东说，看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
在艰难、紧张的战争岁月，邓小平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坚决而卓有成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各项指示，并注意总结工作经验，因此他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1944年8月，邓小平以书面报告答复毛泽东所询减租减息等十个问题，毛泽东看后赞道：“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下去。”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亲自致电邓小平，询问新解放区的各项事宜。邓小平于1月15日至22日，连续向中央发了两个报告，详细介绍了大别山各方面的情况。他在电报中详细分析了大别山区的情况，提出了搞土改要分区域进行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则不能急于平分土地。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亲自复电，并批转各地各军参照执行：“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1948年6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原局《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文件，表示完全同意中原局的六月六日指示，将它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他还在6月28日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胡乔木等同志的信中说：“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从1948年起至1952年到中央工作的几年时间里，邓小平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除特殊情况外，大体上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书面报告，自己亲自动手写。《邓小平文选》(1938年—1965年)中收入的《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1948年8月24日)、《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1949年11月12日)、《关于西南地区土改情况和经验》(1951年5月9日)等几篇报告都是其中的代表作。为此，毛泽东曾表扬邓小平能够按时写报告，并写得很好。他说：“书记在前线亦是可以做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亦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
邓小平平时注意调查研究，勤于观察思考，写报告时已经深思熟虑，所以提笔成章，一气呵成。而且他写的报告材料，生动具体，简明扼要，可读性强。毛泽东曾生动形象地称赞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
求实高效，以身作则
求真务实，不搞形式，注重实效，是邓小平一贯的工作作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时，经常是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轻骑简从，往来于瑞金、会昌一带。他最不讲排场，反对繁琐哲学、形式主义。这种一人、一马、一警卫的状况一直保持到抗战开始。在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后，他仍没有私人秘书。解放后直到“文革”开始前的17年中，他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核心成员也只有一个秘书。他认为，身边工作人员不在人多，重要的是效率要高。
刘邓十万大军，威震蒋家王朝，但它却只有一个非常小的指挥统率机关。司令部下设作战、机要、情报、通信、军政等几个处室，每个处少则十来人，多也不过二十几个人，非常精干。刘邓司令部从来不设办公室，不设秘书处，刘邓二人也不编设个人秘书，他们每天办公的地方是编制只有几个人的作战科。
刘邓首长要求作战科人员工作质量高、效率高，要求参谋人员做到如下几条：(一)工作上做到快速，也就是快速准确地了解和掌握敌情、我情，并能及时上报。同时，办事要快，因为“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二)报告情况要准确，写出的材料要真实，不能有差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作战问题上，一个问题，一句话，甚至一个字的差错，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作战科的工作一定要精益求精，准确无误。(三)精通业务，熟悉情况，熟知敌情、我情、地形、气候等诸多问题。邓小平是熟悉敌情的模范。对敌情的掌握有时比作战参谋记得还准。他还经常出其不意地考参谋人员，如答不上，他就会笑“怎么你们青年人还记不过我们上年纪的人呀”!邓小平常对作战科参谋人员说：“你们的工作，是贯彻我们的作战决心。你们的工作做得好与坏、成功与失误，是关系着千军万马的行动，关系着战役战斗胜败的大事。你们不能有一点疏忽大意。”他还要求参谋人员会写会画，要大事小事都会做。与此同时，要求作战科组织精干。随着野战军建制和新的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仗也越打越大，作战任务成倍地增加，为此，作战科长两次找李达参谋长，要求增加人员。有一天邓小平政委在作战科办完公事后，对这位作战科长说：“听说作战科还想增人，我看你们科现在人够多的了。连正副科长共十人，十个人都努力工作，是个很大的力量呀!在冀鲁豫和豫北战役时，你科只有三四人，那时人少，工作多，担子重，迫使你们兢兢业业，紧张勤奋，团结一致，拼命努力，一心一意地工作。兵贵精，不贵多，现在还是要从提高人员素质，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来解决问题，不能再增加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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